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与蠡测

这里所说的“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是指在北方华夏——汉民族人口大规模迁入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内的居民。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被称为“越”的古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南及南部地区。考古学界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便是由古越族人创造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6]有学者在比较了南方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之后，认为这一文化可分成7 个小区：即宁镇区（以南京、镇江为中心，包括皖南地区）、太湖区（包括杭州湾地区）、赣鄱区（以赣江、鄱阳湖为中心）、湖南区（洞庭湖周围及以南地区）、岭南区（包括广东以及广西的东部）、闽台区（包括福建、台湾以及浙江的南部）和粤东闽南区（包括福建九龙江以南和广东东江流域以东的滨海地区）。^[7]从以上的地理格局来看，如果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果真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那么，赣闽粤边的最早居民应该是古越族人。

古越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到了战国时代，已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新的称谓。《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人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的这段话时，将“扬汉之南”释为“扬州汉水南”。今人蒙文通在高诱注释的基础上，再作这样的发挥：“称扬州汉水者，盖以别于荆州汉水也。此扬州之汉水，当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湖汉水。豫章古属扬州，故湖汉又得名扬汉。湖汉水上源颇多，故有湖汉九水之称，即今江西省赣江水系诸水也。则‘扬汉之南’即今赣江水系之南。赣江水系东以武夷山与福建分水，南以南岭与广东分水，是今福建、广东即《吕氏春秋》所谓‘扬汉之南，百越之际也’。”^[8]根据蒙文通的这一解释，百越民族的地理分布便仅仅局限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然而，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臣赞所谓的“百粤”，也就是“百越”。显而易见，“自交趾至会稽”比“赣江水系之南”这一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以上两种解释是相互歧义的。

那么，如何来化解两说之间的歧义之处呢？我们认为，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吕氏春秋》中“扬汉”一词所代表的地理范围。高诱把“扬汉”解读为“扬州汉水”，而蒙文通则进一步把“扬州汉水”等同于湖汉水，这便是问题所在。其实，“扬汉”之“扬”并非“扬州”之“扬”，而应作“扬水”之“扬”解。据新近的古地理研究，“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与长江”^[9]。因此，所谓“扬汉”，实指扬水和汉水，“扬汉之南”实即扬水和汉水以南这一区域。换句话说，《吕氏春秋》所谓的“扬汉之南”，是就百越民族地理分布的西部界线而论，而臣赞的“自交趾至会稽”，则是就百越民族地理分布的东南部界线而论。两者合起来，便构成一幅完整的百越民族地理分布图。

如果以上的推论大致不误的话，那么，战国以降的百越民族，其地理分布的北界应该在西起扬水、汉水流域，东至会稽一线，其南界则直达交趾。我们所要讨论的赣闽粤边，显然也被包括在这一区域之内。

如前所述，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中的“百越”一词时，还有“越有百种”之说。所谓“越有百种”，也就是说越人的支系十分复杂，种姓繁多，因此才被称为“百越”。《史记·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文选·过秦论》李善注引《音义》亦谓：“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由此可见，战国以降的“百越”，并不是对某一个单一民族的专称，而是对生活在南方和东南地区的众多土著民族的泛称。

既然“百越”一词是泛称而非专称，那么，对我们而言，在讨论赣闽粤边早期居民的族源族属时，就不能简单地以“百越”一词来统而概之，而应该尽可能地厘清其族属源流，梳理其相关活动和文化脉络。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赣闽粤边的早期文化面貌和文化特征。

先来看看赣南境内的情况。据古代地理志书的记载，赣南在春秋时期属于吴国，越灭吴后，属越国，楚灭越以后，再属楚国。《太平御览》卷170 引《十道志》云：“虔州南康郡，春秋时吴地，秦属九江郡，汉为赣县地，属豫章郡。”《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云：“虔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吴、越地，战国时属楚，秦属九江郡。”《舆地纪胜》卷32《江南东路·赣州》云：“赣州，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期楚南平百越，于是属楚。”嘉靖《赣州府志》卷1《地理》亦云：“赣，古扬州域，春秋属吴、越（始隶吴，吴灭，隶越——原注），战国属楚，秦隶九江郡。”不过，古代地理志书中关于赣南早期隶属关系的上述记载，并不能视为信史。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考证，“史籍记载里先秦地名在今江西境内的，只有见于《史记·吴世家》阖闾十一年的番，和见于《左传》哀公十二年的艾。番在今鄱阳县东。艾一说在今永修县境，一说在今修水县西。此外见于《左传》哀公十九年的冥，前人也推定在今省境的东北部。以一省之大，见于数百年记载的地名只有三个，可见这一地区在先秦是如何地远远落后于其西邻的湖南和东邻的浙江了”。他还进一步指出，“从春秋直到汉初有关越国和越族的历史记载来看，越的西界最远似不可能超越今鄱阳东岸。因此，自鄱阳湖迤西迤北之地，在（楚）怀王初年若不在楚国版图之内，便当系楚、越两国间的瓯脱之地”。^[10]鄱阳湖以西以北的情况尚且如此，说赣南春秋时属吴、吴亡后属越，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赣南所在的今江西境内，在先秦时一直被视为“吴头楚尾”之地。据可靠的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即使在其势力最盛之时，也只是占有以今天余干县为中心的赣东北一带。越灭吴后，虽然势力范围有所扩大，但是“越的西界最远似不可能超越今鄱阳湖东岸”。既然吴、越的势力都未曾进入赣南一带，那么，赣南境内的早期居民就不可能是吴越族人。

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赣南境内的早期居民，可能是百越里的扬越。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王熊渠时，“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这里所谓的“杨粤”，也就是后来的“扬越”（显然因扬水而得名）。文中所说的庸在今湖北竹山县境，而鄂则在今鄂城县境。从《楚世家》的行文秩序来看，扬越当在庸与鄂两地之间。由此看来，在西周末年以前（熊渠约当周夷王时），扬越的分布范围大致在今江汉一带。

在这以后，随着楚国势力的不断增强，扬越便由江汉地区向南发展，从而将分布范围逐渐扩展至洞庭湖一带。据《战国策·秦策三》记载，楚悼王时，吴起再次率兵“南攻扬越”^[11]。这一事实表明，最迟从楚悼王时开始，扬越的分布范围已从早先的江汉一带南移至今湖南境内。

楚灭越之后，今江西一带尽归于楚。从那以后，直到秦末汉初，今湖南境内以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均为扬越的活动之地。^[12]秦朝时，吴芮任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令，“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秦末，吴芮“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项羽封之为衡山王，汉初迁为长沙王。^[13]刘邦在加封吴芮的诏书中说道：“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弟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为长沙王。”^[14]从出生在江西的吴芮被称为“番君”以及“率越人举兵”或“从百粤之兵”等情况来看，当时江西境内的居民应该以百越民族为主体，而且，其中也应该包括扬越。(www.xing528.com)

在吴芮被封长沙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越人依然是其境内的主要居民。汉文帝时，割据岭南的赵佗就曾指出：“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15]联系到前文所说的扬越族很久以来就一直活动在今湖南境内的种种情况，赵佗所说的长沙国境内的“蛮夷”，其主体应该是扬越。汉初的长沙国，远比《汉书·地理志》中的长沙国为大，其南境基本上辖有《汉书·地理志》中的桂阳和零陵二郡。^[16]由于赣南与长沙国的东南部地区紧相毗连，由此推想赣南境内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扬越族人，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闽西境内的早期居民，应该是百越民族中的闽越一支。闽越是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闽在海中。”《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许慎《说文解字》释“闽”曰：“闽，东南越，蛇种。”今人蒙文通亦认为：“ ‘越’本国名，其族为‘闽’。”^[17]据此，则上述文献中所说的“闽”或“七闽”，就是后来的闽越。换句话说，所谓“闽”或“闽越”，只是不同时代对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称谓罢了。

据古代地理志书记载，最晚从春秋时代开始，闽西境内就有着闽或闽越人的活动足迹。据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4《福建路·汀州》记载，以汀州为中心的闽西地区，“春秋时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这里所说的“越人”，应该就是指闽越人。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2《福建路·汀州》云：“汀州，《禹贡》扬州域，自晋以前，并同泉州。”考同书卷130《泉州》条：“古闽越地，周职方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南越国。”汀州在晋以前既然“并同泉州”，其境内的早期居民当然也只能是闽越人了。

与闽西毗邻的粤东沿海地区，自春秋以来也一直是闽越人的活动范围。《太平寰宇记》卷158《岭南道二·潮州》和《舆地纪胜》卷100《广南东路·潮州》皆曰：“潮州，古闽越地。”《舆地广记》卷35《广南东路·潮州》记载则更为详细：“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这里的“越人”，同样也是指闽越。此外，与潮州接壤的梅州一带，也是闽越人的活动范围。《舆地广记》卷35《广南东路·梅州》云：“梅州，春秋为七闽所居，战国时属闽越。”《舆地纪胜》卷102《梅州》亦云：“梅州，古闽越地。”据此可知，粤东的沿海一带，其早期居民也应该是闽越族人。

除粤东沿海一带之外，在粤东北的其他地区，其境内的早期居民应该是南越族人。南越族是生活在岭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根据文献记载及相关的考古发掘，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南越族人民便生活在今广东境内，其主要活动地域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中心在古代的番禺（今广州市）。^[18]从南越族的活动范围来看，粤东北的东江中上游地区，也应该是他们的足迹所至之地。《太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三·循州》云：“循州，春秋时为百越之地。”《舆地广记》卷35《广南东路·循州》亦云：“循州，古百越之地。”这里所谓的“百越”，当是指南越。《舆地纪胜》卷99《广南东路·惠州》也记载说：“惠州，古南粤（越）地。”由此可见，在整个粤东北地区，除东部沿海一带的早期居民为闽越人之外，其他各地的早期居民都应该是南越人。

需要指出的是，就百越民族的行踪聚散来看，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三地虽然都是他们的足迹所至之区，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三个地区却都不在他们活动的中心范围之内。如前所述，被视为与百越民族（包括其前身古越族）有关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从类型上来讲，可分成7 个小区。其中，除粤东北的东部沿海一带位于粤东闽南这个小区之外，赣闽粤边的其他区域，基本上都处在边缘地带。这种民族文化地理上的边缘性表明，赣闽粤边并不是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其次，百越民族活动的几个中心区域，后来分别形成汉语南方方言的几个重要分支。如，吴越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中北部（浙江的南部原为瓯越所居），并向西延伸至今安徽省的南部（古宣州境内），再由西南延伸至今江西省的东北部（今余干一带），而这一区域正好与后来的吴方言地理格局相一致。又如，闽越族主要活动在以今福州为中心的闽东北沿海地区，而这一区域也恰好与早期闽方言的地理格局大体重叠。再如，南越族的活动区域，大致相当于秦代南海郡的范围，但是其活动中心却集中在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这一区也正是后来粤方言的发源地。这一方言格局也反过来证明，赣闽粤边并不是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所在。

赣闽粤边之所以没有成为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关。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百越民族在其活动的历史时空中，尽管支系繁多，分布辽阔，但总的说来，基本上都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或靠近江河湖海的水网区域。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更是无所不在。这种生态环境与人们现实生活的交互作用，便具体地表现为百越民族的各个支系（如吴越、闽越和南越等）在生产和生活上都和水具有密切而且特殊的关系：善种水稻、多吃水产、习水便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19]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赣闽粤边乃典型的山区。山区的地形地貌、物产植被等，都与百越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背道而驰。正因为如此，非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大规模地进入赣闽粤边的。正因为如此，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越文化遗存，虽然广泛地分布于中国的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但是，在赣闽粤边，至今还没有一处典型的这类文化遗存被发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先秦时期的赣闽粤边可能生活着少数的百越族人民，但是，这里并没有成为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客家方言群的源流时，就不能把客家方言群的源头追溯到百越民族那里，甚至武断地认为百越民族的后裔构成了客家方言群的“主体”。^[20]

由于赣闽粤边不是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所以百越民族的语言文化对后来客家方言群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民族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古代的百越民族尽管支系众多，各有种姓，但是，他们的语言却大致接近。汉代刘向在《说苑》卷11《善说》中著录了《越人拥舟歌》（简称《越人歌》），这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份古越语文献。语言学者在仔细地研究了《越人歌》之后，认为古越语属于汉藏语系中的侗台语族，许多基本词汇与现代的泰、傣、壮、侗语相同，也有一些与京语相同，即动宾词序等同于汉语，但定语后置于名词，语音发展阶段接近泰语及汉语上古晚期，并具有多音节的特点。^[21]只要把百越民族语言的这些特征与客家方言两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两者虽属同一个语系，但却分属于不同的语族，前者属于汉藏语系中的侗台语族，而后者则是汉藏语系中汉白语族的汉语方言。两者在语法、构词和发音等方面，都是大相径庭的。那种认为“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语”^[22]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悖于语言学常识。

总之，赣闽粤边尽管在地缘上与古代百越民族中的扬越、闽越和南越等支系的生活区域犬牙交错，但是，由于这一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使得这里并没有真正成为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先秦时期，在赣闽粤边的河谷平台地带，可能星散地生活着少数百越民族的居民，但是，其人口规模极为有限。正因为如此，与周边的其他区域相比，百越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在这里形成深厚的积淀。在这一区域的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后来分别形成了吴、闽、粤三个汉语的南方方言分支，而这三大方言的地理格局与百越民族中的吴越、闽越和南越的活动范围完全吻合。处在这三大方言区边缘的赣闽粤边，后来却成为一个全新的汉语方言区。这种方言地理格局与民族地理格局的重叠，当然不是历史的巧合。它一方面暗示了百越民族语言文化在吴、闽、粤三大方言形成过程中的底层作用，另一方面又意味着这一语言文化底层在赣闽粤边的“缺失”或“不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