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方山水那方人　客家源流新说

研究范式的“缺失”，决定了客家研究只能在目前的低水准层面上徘徊。要突破客家研究的“瓶颈”，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就显得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快地为客家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原则，并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来为客家研究搭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平台，让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能借助这个平台来进行对话与合作，通过真正的学科整合而从总体上推动客家研究的进展，提升客家研究的学术品味，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然而，这样的理论平台又该如何建立呢？

逻辑的起点必须紧跟着历史的起点，这样建构起来的理论，才会既有逻辑的力量，又有历史的纵深。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客家，因此我们只能回到客家。

既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客家，因此，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什么是客家”或者“客家是什么”这样的范畴性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界定客家，便成为个中的关键。

说到客家的界定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民系”这个概念。众所周知，“民系”这一术语，是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将南方汉人划分为“越海系”（又称江浙系）、“闽海系”（又称福佬系）、“湘赣系”、“南汉系”（又称两广本地系或广府系）和“客家系”。^[67]原罗氏之意，所谓民系，意即同一民族内部的各个支系（有时候他又称之为“派系”）。至于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仔细分析罗氏的有关结论，他划分民系的标准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以现代汉语的方言作为划分的标准。例如，“越海系”对应吴方言区，“闽海系”对应闽方言区，“南汉系”对应粤方言区，“客家系”则对应客家方言区。但是，按照这一标准，“湘赣系”则显然是一个例外。因为，从方言的角度来讲，湘、赣属于不同的方言区，前者为湘方言区，后者则是赣方言区。罗氏之所以把分属于不同方言区的湘、赣居民划归同一个“民系”，显然受到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一文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在解释“湘赣系”这一称谓时，曾有着这样的解释：“据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的研究，今日之湘人，其先十之八九皆来自江西南昌府属各县，其迁移历史，上起五代，下迄元明。”^[68]由此看来，他之所以把湘赣居民划入同一个民系，主要的依据不是共同的方言，而是湖南人在渊源上与江西人的种种关联。这样，在他那里，至少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划分标准，一个是共同的方言，另一个则是人口的源流。正是由于这种划分标准的歧异，导致了“民系”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再用“民系”这个概念来界定客家，显然就不合适了。

近年来，在“民系”之外，人们又用“族群”这个概念来界定客家，特别是在中国台湾的学术界，所谓“客家族群”几乎已成为人人耳熟能详的称谓。在客家由“民系”转变为“族群”的过程中，澳大利亚籍学者梁肇庭是首先应该提及的一位。尽管他的遗著《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直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但是，他从“族群”的角度来讨论客家历史的重要论文《客家历史新探》，却早在1982年就发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69]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一书中，梁氏不仅系统地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族群”概念，而且还首次运用“族群”理论来分析16 至19世纪的客家移民运动。正是在梁氏研究范式的影响之下，“族群”这一概念及其理论，才在客家研究界流行开来。

在前文的学术史回顾部分，我们已经分析过，梁氏在引入“族群”这个概念的时候，十分强调“文化群”先于“族群”这个事实。在他看来，客家首先是一个“文化群”，其文化特质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能够被证实的（verifiable）。从16世纪开始，由于赣闽粤边人地关系的持续紧张，世代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才开始陆续迁入东南沿海、岭南和江西等不同的区域。由于不同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周期以及区域结构（土著社会与文化体系）均不尽相同，故而迁入不同区域内的客家移民，与土著社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间及其表现形式，也都个个有别。正因如此，客家移民在不同区域内的主观诉求、自我认同意识及其表达方式，也都各不相同。换句话说，来自同一个“文化群”的客家人，在播迁到不同的地域之后，由于自我认同方式的差异才最终演化为不同的“族群”。这一“族群”形成的发生学分析，不仅有助于说明客家“文化群”的区域差异，而且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赣南和闽西的不少客家“文化群”成员并不承认自己是客家的内在缘由（赣南境内的居民，把明清时期由闽西和粤东北迁入境内的那部分人称之为“客家人”，而称自己是本土人；闽西的宁化、长汀和连城等地，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族群”概念的引入，使得客家界说在原有的“客观特质论”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主观认同论”的新途径。沿着这条新途径，我们对于客家这个群体的历时性文化共性与同时性的空间差异，或许会有更加清晰的理解。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从西方社会学中的族群理论来看，还是从梁氏运用这一理论来讨论客家历史的研究实践来看，用“族群”来界定客家都是有条件的。首先，从西方社会学界有关族群形成及其边界划分的理论来看，族群是某一文化群在对外迁移的过程中，因与周边其他文化群的接触和冲突而逐步形成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像梁氏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只有从16、17世纪开始由赣闽粤边不断外迁至岭南的那部分人，才能被称之为“客家族群”。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居住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都在这一时期向外迁移，如果用“族群”来界定他们之中的移居者，那么，对于一直留居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他们才是主体），又该如何界定？其次，既然客家人从16世纪才开始大规模向外迁移，那么，对于此前一直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居民，又该如何界定？

显然，从空间的维度来看，“族群”这一概念，只能用来界定明清以来由赣闽粤边向外移居的那部分客家人（而且即使是在外迁的客家人中，也并非都具有社会学意识上的族群意识，因为除了在岭南和台湾等局部区域曾发生过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分类械斗”外，在没有“分类械斗”事件发生的其他区域内，客家与非客家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或社会行为上的区分），而不能界定一直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大部分客家人；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族群”这一概念也只能界定明代后期以来由赣闽粤边向外移居的那部分客家人，而无法界定在此之前就已长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正因为如此，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族群”这个概念，揭示的只是客家人的次生形态，它所涵盖的客家历史与文化信息，在时空范围内都是十分逼仄的。

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梁氏在《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一书中的实证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区域发展周期和区域结构的差异，来自同一个文化群的客家移民，在播迁到不同的区域之后，其主观诉求、自我认同意识及其表达方式，都具有各地的区域特点。换句话说，同属于客家文化群的成员，在播迁到不同的区域之后，其族群性（ethnicity）也是不尽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对于16世纪以降从赣闽粤边迁移到周边其他区域的客家移民而言，也不能用“客家族群”这个笼统的概念来指代他们。因为，这一过于宽泛的概念，既漠视了不同区域内客家移民迁移经验的差异，又回避了不同区域内客家移民所具有的独特的自我意识、主观认同及其表达方式。族群概念的宽泛化运用，不仅误读了梁氏引入这个概念的本意，而且使得族群这个概念最终也像“民系”这个术语一样，因为其宽泛和涵义不清而失去其作为分析范畴的价值。

就语义学的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概念（“词”）与它所指代的事物（“物”）之间，总会存在着“能指”与“所指”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界定，都只能是对该事物部分特征的一种抽象，而无法囊括其全部内涵。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根据其研究重点和研究策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各种不同的界定，只要这种界定真正建立在对该事物（研究对象）部分特征的概括和抽象之上。然而，一个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最终还是由该事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只有那些建立在对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基础之上的概念或范畴，才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或分析工具。就“客家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客家”这样的问题而言，需要我们提供的，正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认识和分析工具的概念或范畴。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或范畴的形成，当然也只能建立在对客家这一群属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之上。

那么，客家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在客家这个群属的一切文化特质中，只有客家方言才是该群属所特有的。正因为如此，最能代表客家这个群属本质特征的，应该是客家方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人区别于非客家人的最直观、最基本的文化特征，而且也是客家这个群属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内聚纽带。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外一个客家人归入自己的群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对方操有与自己相同的语言——客家方言。同样，其他群属之所以把客家人从自己的群属中区隔开来，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便在于客家人在语言上与其他群属迥然有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群属而存在的客家，首先就是一个具有独特语言（方言）的人群共同体。故而，在本书中，我们用“方言群”（group of dialect，or dialectal group）来界定客家，而不用“族群”或其他概念。

其实，对客家的不同界定，不仅反映了研究者对客家义涵的不同理解，同时也表明了彼此间研究重点的差异。如前所述，本书所要着力解决的，是“客家是什么”或“什么是客家”这样的范畴性问题。就“方言群”与“族群”这两个概念的比较而言，前者是一个基于历史学本位的历时性概念，它可以用来指代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客家群属，而后者则是一个基于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立场的同时性概念，它只能用来指代不同群属在互动过程中彼此间的社会或文化识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族群”的概念来指代客家，在从事客家移民史（如梁肇庭）或区域开发史研究（如台湾学术界）的过程中，或许是合适的；但是，在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内，“方言群”的概念显然更为合适。

本书之所以把客家界定为“方言群”，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认为“方言群”的概念更能够反映客家这个群属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还有研究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与“民系”和“族群”相比，“方言群”的概念强调的是方言这个非常客观、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客观性和普遍性，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加以验证。反之，如果把客家界定为“民系”或“族群”，那么，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势必会涉及所谓“共同的心理特质”或“自我认同”等相对观念性的议题。本人认为，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这些观念性的议题，还很难进入经验研究的阶段。

本书不仅把客家界定为“方言群”，而且还把客家方言群的活动舞台——“赣闽粤边”——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所谓“赣闽粤边”，就是赣、闽、粤三省的交界地区。其主要地理区域包括江西省的南部（简称赣南）、福建省的西南部（简称闽西）和广东省的东北部（简称粤东北）。对应于今天的行政区划，赣南即江西省赣州市辖境的各县市；闽西南即相当于福建省龙岩市所辖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5 县以及三明市所辖的宁化、清流和明溪等县，此外还包括漳州市所辖的南靖、平和、诏安等县的部分地区；粤东北则相当于广东省梅州市辖境、河源市辖境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揭阳市所辖的部分地区。

在本书中，“赣闽粤边”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且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空间。在笔者看来，要研究客家方言群的历史与文化，“赣闽粤边”无论就其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作为一个社会空间而言，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就其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而言，它是客家方言群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地理背景；而就其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而言，我们对客家方言群历史与文化的任何描述、概括或分析，都是建立在把它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赣闽粤边”之所以要被视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一地理区域的内在完整性和这一特定社会空间的不可分割性。众所周知，在以往的客家研究中，有些学者总是倾向于做割裂式的研究，他们或者只研究赣闽粤边的某一部分而不及其余，或者把赣闽粤边人为地划分出“中心”、“摇篮”、“大本营”等不同的层级，从而滋生出许多无谓的纷争。^[70]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只有把赣闽粤边看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而不是任意割裂或任意拼凑的空间，才有可能克服以往研究过程中一再出现的以偏概全的倾向，避免陷入无谓的纷争之中。

“赣闽粤边”之所以要被视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还有着这样的考虑：自从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发表以来，许多研究客家问题的学者，都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多次大规模南迁，来探讨客家的渊源及其形成问题。长期以来，“赣闽粤边”一直只被看作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容器”，是承载随北方人口南下而带来的中原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事物的“集装箱”。诚然，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进程来看，客家方言群的形成，与北方汉人的南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问题在于：在北方汉人的同一部南迁史背景下，不仅产生了客家方言群，而且也产生了汉语的其他各南方方言群。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从北方汉人南迁的角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的内在缘由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回到“赣闽粤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回到“赣闽粤边”，并把这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当作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通过对这一特定地理区域的开发过程、社会变迁和其他历史与文化事象的系统梳理，我们对客家方言群的来龙去脉，或许会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真切的认识。

在明确了“方言群”和“赣闽粤边”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之后，下面再来介绍一下本书的相关思路。

从总体上来讲，既然“赣闽粤边”被视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单位，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赣闽粤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讨论客家方言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再像罗香林那样，通过梳理北方人口的南迁，来勾勒出客家的渊源流变，而是以“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理区域为论述背景，通过对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具体而微的研究，来动态地分析作为方言群意义上的客家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具体说来，本书将从以下两个路径来进行研究：

其一，发生学的原则。所谓发生学的原则，就是指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分析客家方言群的形成过程。作为中国南方的一支汉语方言群，客家不是古来就有的，而是“赣闽粤边”区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赣闽粤边”区域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就可以被视作为客家方言群形成的发生学标志。众所周知，由于地理位置、战略形势和水陆交通等方面的众多差异，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三个地区，尽管在地缘上紧相毗邻，但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却一直是作为彼此悬隔而且孤立的地理单元而存在的。这种悬隔和孤立，不仅反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方面，而且更体现在三者的人口源流、区域开发次第以及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大差异之中。三者之间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区域社会文化系统——“赣闽粤边”，是在较晚的时期才完成的。客家方言群的孕育和形成，与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从最初彼此悬隔和孤立的地理单元到最终成为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赣闽粤边”，其过程应该是一致的。因此，通过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三个地区具体开发过程的研究，来揭示“赣闽粤边”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客家方言群的来龙去脉，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二，比较研究的策略。如前所述，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赣闽粤边”的形成，是客家方言群在发生学上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地域性的社会文化系统，都是在独特的文化源头和独特的文化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源头以及发展过程的独特性，才从总体上决定着这个地域内部各种社会或文化因素在成因上的一致性以及它们在空间形式上的同质性。这种一致性和同质性，不仅造就了该地域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而且还使得该地域从总体上区别于周边的其他区域。“赣闽粤边”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性社会或文化单元，也当如此。既然如此，我们在考察“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不能把目光只盯住“赣闽粤边”，同时还应该关注“赣闽粤边”周围的其他区域。只有在与周边其他区域的比较之中，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哪些因素才是“赣闽粤边”所特有的？哪些因素又是“赣闽粤边”与周边其他地区所共有的？只有真正厘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有把握说清楚形成客家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形成“赣闽粤边”周边其他方言群的因素又是哪些？因此，如果说发生学的原则主要是解决“客家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那么，比较策略的运用，则力图说明为什么只有“赣闽粤边”才形成了客家，而周边其他区域只能形成不同的方言群。

笔者希望，本书所采取的以上分析路径，能够揭示“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域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不同历史时段中的动态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以期较为系统地阐述客家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及其演变，从而能够在总体上解答“客家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客家”这个范畴性的问题。当然，最终能否达到这一预期的目标，还有待于研究实践的检验。

【注释】

[1]《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由广东兴宁希山书藏社初版发行，台北古亭书屋于1975年、台北众文图书有限公司于1981年、台北南天书局于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再版发行。

[2]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罗香林《客家源流考》（1950年）、郭寿华《客家源流新志》（1963年）、陈运栋《客家人》（1978年）、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1982年）、雨青《客家人寻根》（1985年）等。

[3]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问世于1950年，最初收录在1950年12月出版、由罗香林自己主编的《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上。由张卫东和王洪友编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客家研究》第一辑，首次辑录该书。同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

[4]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初版，台北武陵出版社1996年再版。

[5]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 页。

[6]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1～67 页。

[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277 页。

[8]陈运栋：《台湾的客家人》，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年，第38 页。

[9]曾维才：《谈谈先于客家民系生活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土著居民的成分》，载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0]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 页。

[11]中川学：《中国客家史研究的新动向》，载《一桥论丛》，1977年第4 期，转引自陈运栋：《台湾的客家人》，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年，第38～39 页。

[12]详请参阅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之第三部分《客家妇女与客家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5～296 页

[13]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年再版。

[14]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18 页。

[15]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57～58 页。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41～42 页。

[16]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台北：天明出版社，1982年，第32～33 页。

[17]雨青：《客家人寻根》，台北：武陵出版社，1985年，第34～35 页。

[18]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 页。

[19]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 页。

[20]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 页。

[21]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初版，台北台原出版社1998年再版。

[22]所谓客家两阶段形成说和三阶段发展说，就是指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二书中所概括的“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理论。其具体结论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及稍后的五胡乱华，导致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其中有一支“司豫流人”，即为“客家先民”，他们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断向南迁移，“远者已达赣省中部、南部，其近者则仍淹滞于淮、汝、汉诸水间……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唐代末年，由于受黄巢事变的影响，原先的“司豫流人”再次向南迁移，“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惠、嘉、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他们在五代至北宋初年，形成“客家民系”；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末年，迫于金人和元人的相继入侵，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再次向外迁移，从而形成“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清代初年，一方面由于满族的入主中原，另一方面亦由于赣闽粤边人口与土地矛盾的不断激化，客家人开始“第四次的迁移”，纷纷迁入广东沿海、四川和中国台湾等地；清代后期，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客家人再次大规模向外迁移，远者已达海外。其中，前两个阶段的迁移形成了“客家民系”，后三个阶段的迁移，则壮大、发展了客家民系。

[23]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 页。(www.xing528.com)

[24]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3 页。

[25]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pp.19～21.

[26]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pp.21～25.

[27]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pp.26.

[28]除上述几本著作之外，这一时期从理论和方法上对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进行反思、超越和突破的研究成果尚有：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卫东：《客家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吴松弟的《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1995年第5 期）、周振鹤的《客家源流异说》（原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3 期，后收入作者《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9～157 页）、张光宇的《论客家原义》（“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4 期，2001年）、蒋炳钊的《客家文化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徐正光编《聚落、宗族与族群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等论文，也就客家的源流问题提出了极有见地的学术见解。

[29]劳格文为该计划所制订的研究策略，总题为“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正式发表在1998年11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之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后收录在徐正光主编的《历史与社会经济》一书中（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其实，劳格文为“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各卷所写的序言，也可以视为其研究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0]有关该计划的详细评论可参见罗烈师：《朝向“结构与原动力”的客家研究新典范——评劳格文等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4 期（2001年），第102～117 页。

[31]John Lagerwey.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徐正光编：《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第1 页。

[32]劳格文：《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序》，房学嘉主编：《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香港：国际客家学会，1996年，第1 页。

[33]劳格文：《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序》，房学嘉主编：《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香港：国际客家学会，1996年，第1 页。

[34]劳格文：《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序》，房学嘉主编：《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香港：国际客家学会，1996年，第1～2 页。

[35]劳格文：《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导论》，房学嘉主编：《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香港：国际客家学会，1997年，第2～3 页。

[36]有关“赣闽粤边”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其中，有关赣南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汪祖德、许怀林、王东林主编：《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1 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赖启华主编：《早期客家摇篮——宁都》（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2000年）；罗勇：《客家赣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钟俊昆：《客家文化与文学》（海口：南方出版社，2004年）等。有关闽西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恩庭、刘善群、张仁藩主编：《石壁之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文生、张鸿祥主编：《汀江与客家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张恩庭、刘善群主编：《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张恩庭、刘善群主编：《石壁与客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刘善群编著：《客家与宁化石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余兆廷编著：《宁化客家姓氏渊源》（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李根水、罗华荣编著：《宁化客家民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余保云编著：《宁化掌故》（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谢起光编著：《宁化民间故事》（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张恩庭编著：《宁化客家人物》（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王建和、张标发编著：《宁化客家民间音乐》（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王卓模：《闽西客家汉剧与民间音乐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葛文清：《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钟德彪、苏钟生：《闽西近代客家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林清书：《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有关粤东北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谢永昌：《梅县客家方言志》（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吴金夫：《潮客文化探索》（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房学嘉著：《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宋德剑等：《民间文化与乡土社会——粤东丰顺县族群关系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等。

[37]有关四川客家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世松、刘义章主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

[38]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台湾文献》48 卷2 期（1997年）；陈运栋：《台湾客家研究的考察》，收入徐正光编：《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

[39]例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从1996年开始规划的《台湾客家族群史》研究计划，就包括“移垦”（刘还月主笔）、“产经”（张维安主笔）、“政治”（萧新煌主笔）、“社会”（徐正光主笔）、“语言”（罗肇锦主笔）、“学艺”（梁荣茂主笔）、“民俗”（刘还月主笔）和“人物”（陈运栋主笔）等。详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客家族群史修纂计划》，“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创刊号（1998年）。

[40]如庄英章在《客家研究的人类学回顾》（刊于“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创刊号）一文中，就专门列有“客家研究的新尝试：比较研究策略”一节，并着重分析了闽客社区的比较研究和客家与其他族群的比较研究。再如高怡萍主持的“客家族群意识与历史的文化建构”研究计划，也是以台湾的客家社区与其大陆原乡的比较研究为基本策略，详请参阅高怡萍：《客家族群意识与历史的文化建构》，“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3 期（2000年）。

[41]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 页。

[42]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3 页。

[43]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3、135 页。

[44]施添福：《从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经验看客家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1 期（1998年）。

[45]罗烈师：《台湾地区客家博硕士论文述评（1966—1998）》，“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2 期（1999年）。

[46]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引论》第3 页。

[47]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 页。

[4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80 页。

[49]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5 页。

[50]濑川昌久著，钱杭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 页。

[51]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20 页。

[52]周振鹤：《客家源流异说》，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3 期。

[53]张卫东：《论谱牒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传承》，收入徐正光主编：《历史与社会经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第81～94 页。

[54]（清）宣统《恩平县志》卷16《艺文》。

[55]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4 页。

[56]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1 页。

[57]Sow-Theng Leo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SMC Publishing Inc.，Taipei，1998，pp.69～81.

[58]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 页。

[59]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19 页。

[60]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28 页。

[61]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和嘉靖《惠州府志》卷2《沿革表》记载，粤东北的行政建置在东晋时期首次大规模增加，县级建置共有8 个，即博罗、龙川、欣乐、雷乡、兴宁、海丰、怀安和义招；南朝时期，县级建置更是增加到13 个，即博罗、龙川、新丰、罗阳、河源、海丰、兴宁、怀安、欣乐、齐昌、陆安、义招和程乡。

[6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0《潮州》。

[63]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 页。

[64]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5 页。

[65]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 页。

[66]在新近出版的《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一书中，谢氏对这一观点又有进一步的发挥。详请参阅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67 页。

[6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71 页。

[6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89～90 页。

[69]梁氏《客家历史新探》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 期。当时，“族群”（ethnic group）一词被译为“种族集团”。

[70]详请参阅陈支平：《大陆客家研究的功利与学术趋向》，“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2 期（1999年），第108～1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