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新说：客家研究的学术历程回顾

1933年，客家籍的文史学者罗香林教授，出版了首部以汉民族客家方言群（原作者称之为“客家民系”）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客家研究导论》。^[1]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立足于现代学术规范的客家研究工作，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从《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到20世纪的8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量有关客家源流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2]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问世的众多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即便是罗香林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客家源流考》^[3]一书，也基本上是因袭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的主要观点，只不过在材料上稍有补充罢了。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paradigm）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发出，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源流变，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判别，并由此得出客家并非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民系”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家谱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时期。在这期间，以下几本著作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4]该书初版于1994年，它是新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客家源流的较早专著之一。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客家地区（主要是作者所熟悉的广东省梅州地区）历史时期人文事象的探讨，以及对客家文化与历史上百越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5]

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罗香林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客家研究成果的全面否定。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所作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结论：其一，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其二，客家是由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自从罗香林的观点发表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罗氏的上述观点为出发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房学嘉的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

从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房学嘉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本人在拙著《客家学导论》中已作过详细的讨论。^[6]不过，如果全面地看，该书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学术见解。长期以来，在罗香林“客家民系，最令人注意的，为狭义的种族思想及由此思想所表现的种种活动或行为”^[7]的观点影响下，很多学者在探讨客家的源流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客家视作为汉民族的“正统”所在。诸如所谓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民族意识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8]，再如所谓“客家多为中原贵族名门的后裔，他们保持中原文化的传统，并为此而自豪……客家人的凝聚性是公认的事实，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不肯与外族通婚”^[9]，等等。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有关客家源流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一直无法超越罗香林的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研究者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或多或少渗进了种族主义、主观主义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10]。正因为如此，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一谈到客家的源流，就仅仅把他们视之为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试想，在今天的汉语各南方方言群中，有哪一个方言群的形成不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北方汉人南迁的同一部移民史背景下，不仅形成了客家方言群，而且还形成了吴方言群、湘方言群、赣方言群、闽方言群和粤方言群。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单纯从北方汉人南迁的角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的。如果辩证地看问题，除了北方汉人南迁这一基本的线索之外，南方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开发的次第、原住民的构成等，恐怕都是形成汉语各南方方言群的重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正是在这种种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看到的只是罗香林在多年前早就阐述过的汉人南迁这一基本事实，而无视甚至有意回避赣闽粤边的原住民与北方汉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在客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中川学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把客家的形成史，看成（是汉人）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历史阶段的一种研究，其根本动机终究是离不开把客家的源流看作是支撑古代中原王朝的一股力量。因而，由客家本身所作的客家研究，很自然地就归趋于其认同感的确认作业上……试问，在讨论到客家迁徙到华南山岳地带获得安堵之际，是否应先探讨：客家先民与土著非汉族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在相互之间是否有婚姻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加以讨论，却热衷于优先讨论证明客家为纯正的汉族。这种态度是颇值得商榷的”^[11]。

如果避开《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的前述主要观点不谈，仅就作者在该书中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来看，房学嘉的有关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首先，作者力图打破自罗香林以来一直局限于从汉人南迁史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源流的旧有格局，立足于赣闽粤边的人文地理背景，并试图从赣闽粤边的土著民族与土著文化的渊源流变中，对客家的源流和形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尽管这一新的见解在总体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作者在运用传统文献材料的同时，还将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客家研究领域，并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所得，分析客家人在血缘和文化两个方面与赣闽粤边土著民族（主要是较早时期的古越族和唐宋以后的畲族）之间的内在关联。^[12]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突破了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为新时期客家研究范式的转换，做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是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13]该书初版于1995年，是近十年来系统地研究客家源流及其形成过程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对客家研究领域多年来相沿成俗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一一予以廓清。例如，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一方面“以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分布”来“建立客家的界说”，^[14]但是，另一方面又将客家与晋代的“给客制度”和唐宋时期的“客户”联系起来。^[15]在这以后，很多人在讨论客家的源流时，都把客家与“给客制度”或“客户”联系起来。例如，邓迅之在《客家源流研究》一书中就认为：“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由此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16]显然，在邓氏看来，客家的称谓最早来自于“给客制度”，至于唐宋时期的“客户”，只不过是政府簿籍对客家的专称而已。再如，雨青在《客家人寻根》一书中，甚至还专门列有“晋元帝给客制度”一节，借以说明客家称谓与“给客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该节中有这样一段解说性的文字：“客家名称的由来，虽然出自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客’，应该是广义的‘客’，而不是单纯地指今日客家人的‘客’。这种广义的‘客’，一部分演化为‘越海系’，一部分演化为‘湘赣系’。各系演化以后，各有各的名称。”^[17]尽管有一大段限定性的文字，但在把客家的称谓追溯到“给客制度”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不同。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作者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对涉及客家称谓问题的种种看法，一一予以辨明，从而廓清了客家研究界多年来相沿成习但却似是而非的观点。作者以其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对晋代“给客制度”的实质，对唐宋时期“主户”与“客户”的内涵等，分别予以厘清。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证明：“自晋至唐，史籍中常见‘客’、‘僮客’、‘佃客’、‘浮客’、‘逃移客户’之称，不过这一时期带有‘客’字的种种称谓，大多是指流离失所、无以为业，不得已投靠大姓受其奴役的贫穷百姓。他们在身份上是低于平民一等的半自由民，在分布上则是全国各地所在多有。这样的‘客’、‘客户’，与后世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域，与当地旧居民即‘土著’相对称的‘客家’毫无关系。”至于唐、宋时期政府簿籍中所说的“主户”和“客户”，“则完全是当时户籍制度基于财产之有无、多寡所作的区分。其中有土地的人家称为主户……客户则是完全没有土地、靠佃耕地主之土地为生的人家”。^[18]经过他的这一番梳理之后，“可知罗香林先生把宋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各州的客户当作自北方迁来的客民，以宋代主客户的比重变化说明客家的壮大，并以开始实行主客户制度的宋初作为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时间起点，实为根本性的错误”^[19]。这样，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有关客家界说以及客家形成的时间起点等陈说，基本上都被推翻。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才有可能对罗香林的既有成果展开全面的突破。

当然，《客家源流新探》一书最主要的学术成就还不在于“破”的一面，而在于“立”的一面。在破除了客家研究界多年来相沿成俗的种种似是而非的结论之后，作者还就客家的界定、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形成和客家的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分别作了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例如，就客家的界定而言，如前所述，尽管罗香林关于客家的界定在整体上是基于“客家的方言及其分布”；但是，由于他又把客家与“给客制度”和“客户”等混在一起，从而使得他的界定往往前后矛盾。在该书中，作者明白无误地指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20]既然客家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那么，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就不仅是北方汉人南迁这个唯一的因素，而应该包括赣闽粤边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依循这一线索，作者详细地考察了赣闽粤边（作者在书中称之为“客家基本住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开发和行政建置，来分析北方移民和当地土著的互动关系，借以说明具体的时间、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移民与原住民）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结论：并非所有自北而南的移民都与客家人的形成直接关联，与客家源流真正相关的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北方移民；在客家人的形成过程中，赣闽粤边的原住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客家人正是他们与北方南迁汉人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赣闽粤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参与”，就不可能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的形成，其起始时间不可能在五代、宋初，而是晚至南宋时期，等等。以上结论，对后来的客家研究，均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再次是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21]该书初版于1997年，也是新时期探讨客家源流问题的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前已指出，罗香林通过《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为梳理客家源流建构了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即以零星的正史和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家谱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几十年来，罗氏所倡导的这一方法论，为一代又一代的客家问题研究者所因循。从邓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到陈运栋的《客家人》，再到雨青的《客家人寻根》，几乎都把罗香林的这一方法论视作讨论客家源流问题的不二之法。由于这一方法十分注重正史、方志和家谱文献的相互印证，给人以强烈的“实证”印象，故而，学术界对于在这一方法论背景下所形成的相关结论，也一直深信不疑。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中所提出的客家两阶段形成说和三阶段发展说，^[22]之所以一直被视作为客家源流的经典性结论，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客家源流新论》一书中，陈支平对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方法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作者认为，罗香林在运用谱牒文献考证客家的源流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仅引证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把同书中不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摒弃不用；二是仅关心客家人的族谱，而极少参证非客家人的族谱。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限制了全面考察客家源流的视野，陷于就客家论客家的圈子”。而他在《客家源流新论》一书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试图把闽、粤、赣、台等地不同民系的族谱综合起来，相互参照，从而对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作出一个新的解释”^[23]。由此看来，作者对罗香林的客家研究方法论，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而已。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客家源流新论》基本上还是因袭罗香林所开启的学术路径，即通过梳理谱牒文献中的始迁祖郡望、南迁过程、支系繁衍等线索，来“复原”客家人的渊源流变。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却与罗香林截然不同。作者在大量地排比了客家和非客家的谱牒文献之后，不仅发现“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没有差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南迁过程大致相同”，而且还发现了“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南迁时同祖而分支”、“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成为客家人”、“由客家人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反复交错迁移”等诸多事实。据此，他得出结论：“客家民系与南方各民系的主要源流（均）来自北方，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的血统并无明显差别，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24]

以相同的研究路径，从同样性质的文献（家谱）出发，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仅仅凭谱牒文献来梳理客家的源流，在方法论上是大有问题的。尽管陈支平的本意并非在此，但是，他的“无心插柳”，客观上却为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方法论凿开一道深深的“缺口”。沿着这道“缺口”，进一步反思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我们才有可能在继承这份学术遗产的同时，又能推陈出新，把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除上述三本著作之外，这里还应该提及已故澳大利亚籍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一书。该书于1997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初版，次年，台北南天书局以英文版原式再版发行。在该书中，作者不仅首次将西方社会学中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与客家联系起来，而且还就16 至19世纪客家移民运动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为了分析客家移民运动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作者别出心裁地用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建构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模型：族群性（ethnicity）的分析概念、中国内地移民史（the history of internalmigration in China）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the regional system methodology）。关于“族群”及“族群性”的概念，作者是从梳理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和巴斯（Frederik Barth）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开始的。从帕特森关于“文化群”（the cultural group）和“族群”划分的理论出发，作者特别强调“文化群”先于“族群”这一重要观点，并对“文化群”演变为“族群”的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当一个“文化群”因为人口迁移而与周边的其他“文化群”发生接触的时候，彼此间往往会在生存资源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竞争，并由竞争而导致冲突（conflict）。一旦这种竞争和冲突的局面形成，身处冲突前沿的成员就会形成越来越强固的自我认同意识。随着这种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之间的无形边界就会越来越清晰。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又引证了巴斯关于“族群边界”（the ethnic boundary）划分的理论。巴斯认为，“族群”并不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相反，它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交互作用（interaction）之后才形成的。正是由于这种交互作用，不同的群体间才会产生明确的“边界”概念。“边界”的形成与划分，是“族群”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边界”总是在不同群体间发生交互作用的前沿地带才会产生，因此某一“族群”的形成，并非意味着某一“文化群”的所有成员都变成这个“族群”，而是意味着只有那些与其他“文化群”发生交互作用的成员，才会凝聚成为一个“族群”。^[25]

“族群”是不同的“文化群”在交互作用之中形成的，而这种交互作用往往又是由于移民而引发的，故而，作者在讨论了“族群”这个概念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中国内地移民史”。所谓“内地移民”，是与“国际移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人口迁移现象。作者认为，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客家移民，也是整个“中国内地移民史”的组成部分。

那么，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客家移民，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了分析个中的缘由，作者引证了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在施坚雅看来，传统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和经济实体，它实际上是一个由功能独特、发展周期不尽相同的区域化城乡体系所构成的集合体。从地形地貌和市场层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中国可分为九大宏观区域（macro regional），每个宏观区域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传统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节律，就是由这九个宏观区域的发展周期所共同决定的。当某一个宏观区域的经济进入发展的高峰时，就会吸引其周边的人口，导致其“边际区”的人口向“核心区”迁移。反之，当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高潮过后，原先聚居在这里的移民也开始退潮，并纷纷退到原来的“边际区”，或涌向另一个进入经济发展高潮的区域。明清时期的客家移民，之所以在不同的时间、沿着不同方向展开迁移，根本就是由岭南、东南沿海和江西等几个宏观区域的发展周期所决定的。^[26]

作者认为，通过上述三个概念所建构起来的这一分析模型，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客家移民的时间图式和空间特征，而且也有助于分析移民团体的“族群性”问题。据此，作者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结论：

其一，16世纪以降，发生在东南沿海、岭南和江西等不同区域内的客家移民运动，是对每个宏观区域内“核心区”与“边际区”交互作用的一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反映。当某一区域进入经济发展的高潮时，它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就越多，尤其是在它的核心区域，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原先居住在其边际区的人口，就会在它的吸引之下进行迁移。

其二，当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开始收缩之后，移民也会随之而退潮。原先聚居在这里的大量移民人口，或者移居到原先的边际区域，或者移居到另一个区域的边际区。(www.xing528.com)

其三，在经济发展的收缩时期，由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开始加剧，移民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动员也会随之而突显起来。

其四，客家移民是随着其周边不同区域发展周期的交替变化而在不同时间、播迁到不同区域的，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土著社会和文化系统，因此播迁到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尽管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但是，由于各自区域内土著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差异，以及生存资源、土客矛盾和冲突形式的差异等各种原因，移民群体的“族群”表达方式也是不完全相同的。^[27]

正像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梁氏的这部遗著并不是一本旨在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专著，而是一本讨论发生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移民运动及其族群性问题的著作。尽管如此，对于任何一位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而言，本书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如前所述，数十年来，由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所奠定起来的客家研究范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者。这一范式的最大问题在于：仅仅着眼于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与汉民族南下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来讨论客家的源流及其发展，而无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人口格局的影响。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一部客家的发展史，被理解成一支血统纯正的汉族为避免异民族的统治而东奔西走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不同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及其与汉民族的互动，成为理解客家这个独特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唯一线索。于是，晋室南渡、宋金对峙、宋室南迁、蒙元南下、满清入关等，遂成为描述客家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情节。

然而，正像梁氏在该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至少对于16世纪以降由赣闽粤边迁入岭南、东南沿海和江西等区域的那部分客家人而言，他们的对外迁移，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民族的或政治的原因。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以往的那种客家研究范式，存在着很大的偏颇。

对于客家研究而言，该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作者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族群”概念，并用“族群”理论来分析客家“文化群”因迁移而产生的种种次生形态。有关“族群”概念及其理论对客家研究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节作详细的分析。

如果说以上几本著作大体上代表了近十年来学术界对罗香林以来客家研究传统的反思、超越和突破，^[28]那么，这期间问世的大量专题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成果，则体现了学术界对客家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事客家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历史学家、汉语方言学家或地方文史工作者。正是在这种学科背景之下，长期以来的客家问题研究，一直停留在探讨客家源流、粗线条地“复原”客家历史、描述客家方言特征、介绍客家民风民俗的格局之中。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社会学者、文化人类学者相继加入客家研究的行列。他们的到来，不仅壮大了客家研究的队伍，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方法论的创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正是在这种新的学科背景之下，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计划才得以形成，一批优秀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成果才得以问世。

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由法国远东学院和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客家传统社会”研究计划。该计划由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和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的杨彦杰共同主持，同时邀请广东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参与。从1992年开始，该计划经由数十位学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先后开展了有关赣南、闽西、粤东北和粤北等客家地区的田野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相继集结成《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杨彦杰著，1996年）、《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房学嘉主编，1996年）、《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杨彦杰主编，1997年）、《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罗勇、劳格文主编，1997年）、《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房学嘉主编，1997年）、《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刘劲峰著，2000年）、《韶州府的宗教、庙会与经济》（上下两册，曾汉祥、谭伟伦编，2000年）、《闽西北的民俗、宗教与社会》（杨彦杰主编，2000年）、《乐昌县的传统经济、宗族与宗教文化》（谭伟伦主编，2002年）、《粤东三州的地方社会之宗族、民间信仰与民俗》（上下两册，谭伟伦主编，2002年）、《长汀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下两册，杨彦杰主编，2002年）《始兴县的传统经济、宗族与宗教文化》（曾汉祥主编，2003年）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著作类型上来看，这一计划中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如杨彦杰的《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和刘劲峰的《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等），但数量更多的是田野报告集结。田野作业所覆盖的区域，遍及赣南、闽西、闽西北、粤东北以及粤北的数十个纯客家住县。

由于这一计划到目前为止还在进行之中，相关的后续成果尚有待发表，因此我们还无法从总体上对该计划进行评价。这里，仅以劳格文为该计划所制订的研究策略为主线，^[29]并通过梳理已经出版的数种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来对其进行简单的评论。^[30]

劳格文是一位知名的道教研究专家，但是他为该计划所制订的总体研究策略却是基于欧美学术界的汉学人类学立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科大卫（David Faure）的“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理论和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社会”理论，都对他构筑该研究计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1]这一点从该计划被定义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这一研究主题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通过该计划的实证性研究，“其目的在经由检视各类繁复不同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以理解客家社会及其历史……并在最低的程度上以新的观点检验以下各点：诸如何谓客家？客家与瑶、畲的关系如何？要之，在我们经常称之为‘中国’的多元语言、多元族群的土地上，‘汉族内在的族群特征’之性质究竟是什么？”^[32]

从该计划已经出版的多项成果所涉及的讨论重点来看，所谓“各类繁复不同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主要是指由祖先神崇拜和自然神崇拜而构筑起来的一整套信仰、仪式及其象征意义。在劳格文看来，这些习俗“是客家人传统上用来表述其价值体系，以及寻求保存并改善其生存方式的凭籍”^[33]。他认为，借助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通过对不同客家社区的田野作业，将这些“繁复不同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揭示出来，便可以对以下这些汉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已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究竟‘中国’是‘儒教的’、‘佛教的’，还是‘道教的’？或者说以上各教派都是，甚至全都不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究竟是哪一系的神统可以‘界定’中国：是祖先崇拜界定了中国社会的特色，抑或是多种形式界定了中国社会的特色？”^[34]

由此看来，劳格文为该研究计划所制订的总体目标，并不是为了就客家而论客家，相反，他是希望通过对赣闽粤边这个中国区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来回应汉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诸多争论。当然，这一总体目标并没有影响到该计划对客家研究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就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而言，该计划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该计划首次把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引入客家研究领域，通过对赣闽粤边众多客家社区的田野作业，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切入对客家社会和客家文化的研究，从而打破了罗香林以来客家研究传统中的以源流探讨和历史过程描述为重点的宏观研究模式，为具体而又细微地研究客家社会和客家文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范式。

其二，从事该计划的“民族志”工作者，都是赣闽粤边客家地区的文史工作者。他们在各自的田野报告中，不仅广泛地运用了当地的乡土文献，而且还通过采访获得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有关客家地区的大量“地方性知识”，很快就将成为“消失”了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像劳格文所期盼的那样，这些田野调查报告所记述的事实“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其价值）也是不可估算的”^[35]。这些材料的收集与保存，将成为日后客家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在“客家传统社会研究”计划展开的同时，其他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纷纷问世。如林嘉书和林浩合著的《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林嘉书的《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郭丹和张佑周的《客家服饰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增能的《客家饮食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黄汉民的《客家土楼民居》（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孔永松等合著的《客家宗族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汪毅夫的《客家民间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刘善群的《客家礼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王耀华的《客家艺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都是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这些专题性的研究分别涉及客家社会组织、客家建筑及其文化内涵、客家的饮食、服饰、礼俗和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近年来，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谢剑和房学嘉合著的《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家族的复苏》（台湾南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再版）、王东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更是将讨论的领域进一步深入到客家地区的两性文化、客家宗族组织的当代复苏以及历史时期的客家教育等方面。

在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研究也在推进之中。最近十多年来年，在“赣闽粤边”这一客家传统聚居地之外，^[36]学术界还就四川等客家移民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区域性研究，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37]当然，最具范式或方法论意义的区域性研究，应该首推台湾学术界就台湾客家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陈运栋《客家人》一书为代表的台湾客家研究，大体上也是因袭罗香林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但是，随着台湾学术界关于台湾区域开发过程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有关台湾客家的区域性研究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89年，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的陈运栋，率先出版了《台湾的客家人》一书（台北，台原出版社）。以该书的出版为标志，台湾客家的区域性研究工作遂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有关台湾客家区域性研究的总体进展及其主要成果，台湾学者尹章义在《台湾客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陈运栋在《台湾客家研究的考察》等论文中，^[38]已作过非常全面的讨论。这里，我想从研究范式或方法论的角度，对台湾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概括或总结。从总的趋势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地区的客家研究，与台湾学术界所开展的台湾区域开发史研究趋势是一致的。具体说来，最近十多年来的台湾客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放弃了罗香林以来学术界一直相沿成俗的“民系”概念，把客家定义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一个具有共同的文化或社会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的群体，并从族群认同、族群冲突等角度，来解释客家移民在台湾区域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其二，注重学科整合，即通过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客家人迁移台湾的历史过程、台湾客家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客家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民俗事象和文化特征等。^[39]其三，比较研究的推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但是，从公开发表的一些学术座谈摘要或研究计划来看，^[40]对台湾客家社区与闽南人社区、台湾客家社区与其大陆原乡社区、台湾北部（桃园、新竹和苗栗）客家社区与南部（屏东等地）客家社区的比较研究，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