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刻本《遂宁县志》的主修人,他为保存遂宁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海,字吟帆、云帆、云樵,又字举卿,号配山,清代甘肃省秦安县人。他生而英异,为清代书法家孙振声之子,自幼受到得天独厚的家规书香熏陶和良好的家学教养。十二三岁时所作的诗文,就让乡里师长惊讶。十五时在应县试中获第一,深受学政赏识。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孙海考取拔贡,朝考后以知县分发江苏,因父母年老改任四川。历任阆中、成都、富顺、遂宁等县知县,所到之处均政声卓著。
清光绪二年(1876年),孙海出任蜀中遂宁县知县。遂宁是商贾云集之地,前任知县因对待市民严厉而导致罢市,孙海到任后,以理说服市民,市民均心悦诚服。
孙海行楷四条屏
孙海行书对联
孙海出任遂宁知县后,见遂宁近代名人、蜀中诗冠张问陶的诗篇字迹,几乎家家收藏,人人吟诵,而其事迹却不见志乘。盖自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后,遂宁便未纂修过县志,故无所载。他便邀集张问陶的从侄张知铨、张知雄等人商议,设局举事,并聘请中江县学者李星根前来总撰。
清光绪三年(1877年)秋,工将竣而孙海却被另调他任,他便把修志之事交与继署知县胡圻(浙江会稽县监生),由胡圻董其事且付之刊刻。刻毕,已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
该志分十八门附十门,约20万字。除艺文一门,其他各门类均简,远不及乾隆旧志记载为详。山川、津梁、古迹、寺观等仅记名目方位,人物门亦大量删削。而艺文门占全书之大半,除转录乾隆旧志原载外,增纂了大量近百年间之诗文,主要是张问安、张问陶、张问彤兄弟的著述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记。
不过,对于地方文化史来说,它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文和杂记中,收载了咸丰、同治年间李永和、蓝大顺率农民起义军由滇入川,进而攻打遂宁县境各乡镇之战事,记之甚详,亦有价值。但其书首仅附一幅舆图,不及乾隆旧志。诸祀、学校所载却又太过繁琐,且学校门中又多系文庙之祭祀一类。
除修县志外,孙海在遂宁还编撰并刊印了《训俗恒言》一书。该书是孙海任遂宁知县时为劝诫、教化遂宁士民而作的系统普及文章,清光绪二年(1876年)秋由遂宁县官府刊印,全书共88页、1万余字。(www.xing528.com)
《训俗恒言》语言通俗易懂,适合社会各阶层的人识读遵守。全书分《序言》《劝士》《劝农工商贾》《劝书吏差役客卿约》四大部分。其中《劝士》和《劝农工商贾》尤为详尽,统一用易记上口的通俗语言作为条目,一件件地列出当时风俗中存在的各种陋习,用“莫”字句进行劝导,如“气死莫打架”“困死莫害人”“饿死莫做贼”“闲死莫吃烟”等等。条目之下,对所劝之事进行详尽分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娓娓而谈,让人心折口服。
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念直至当代仍然有启示意义,比如戒赌毒、得理饶人、化解仇恨、感恩之心、和气致祥、戒高利贷、保护动物、孝敬父母、珍重妻子、莫弃女婴等。但是由于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孙海不提倡打官司、民告官等行为。
从全书内容可以看出,作为一任知县的孙海对遂宁民风民情了如指掌,而且把培植遂宁健康和谐的民风民俗作为为官之责,并且在行文中流露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通俗的说理中贯穿着传统儒家思想和佛家的处世智慧。
后来,孙海不幸遭诬告免官。不久又官复原职,但他以侍奉年老母亲为由,回归家乡。
孙海诗文奇特,亦为后人所称道。他尤善书法,逼近魏晋。早年其楷书师循欧阳询,笔法稳健,结体险峻,方圆兼施,庄重严谨,颇得欧体之风韵。《重建龙湫神母祠记》刻碑中,或楷书,或行书,行楷掺用,足见其欧体功力之深。孙海后又学北碑,兼以草书,使其结构从法度森严的规矩中超脱而出,飘逸洒脱,娴雅多姿,笔画饱满,含蓄有情,成为清代秦安有名的一位书法家。
当时有“北人南字”之说。其书法风格建树在北碑与南帖之间。他最早将北碑引入秦安,是创秦安县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其书法作品近何绍基,“获之者,珍若拱璧”。
孙海生徒如宋育仁、贾道纯、周崇礼、殷咸宜皆为当时知名人士。与师友如牛雪樵(树梅)、吴柳堂(可读)、王心如(权)、任士言(其昌)等相往来,友谊深厚。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孙海随提督夏毓秀办理文案,后卒于山西韩侯岭营次,享年62岁。
孙海一生挥霍成性,历任官资随手散去,所以晚年生活窘迫。但他著述甚富,有《欲未能斋诗文》4卷、《遂宁县志》6卷、《秦安县志》4卷、《陇干轶志》2卷、《训俗恒言》及《吟帆诗草》等,大多藏于家,待梓。孙海学问性情,皆足以信孚于平素,而竟一蹶不振,未能尽展其才,世人都为之深深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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