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李庄：凝聚中国知识精英的古镇

文／桑宜川

如今在中国，地名被称作“李庄”的犹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如果你随意去某省旅游，冷不丁地拦住一个人问路：“李庄在哪里？”说不定对方会在一愣神之后认真地回答：“你问的是哪个县的李庄？”

李庄

但是在20世纪的抗战岁月里，不论你在国内甚至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李庄”的字样，那么邮件就一定会通过邮政被准确无误地寄往那唯一的李庄，那个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陕西古路坝一同被誉为四大抗战文化名镇的李庄坝；那个被叫作“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李庄。当年，西方盟国的一些大学及科研机构，也常收到“中国李庄”交换的学术刊物和书籍，虽然那里只不过是破庙祠堂，民宅农舍，庠序虽如旧，弦歌却依然，因为那里汇聚过太多的中国知识精英，实在是太有名气了。

那年那月，不仅众多中国学术大家，不少外国学者也“落户”李庄，一时士者云集，人文荟萃。外国教授魏特、史图博、鲍克兰、史梯瓦特，德国华裔学者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逃难迁徙李庄；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教授携夫人多萝西（汉名李大斐），助手鲁桂珍及考察团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携夫人费慰梅女士及两个女儿，都曾先后造访过李庄；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生活多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朝夕相处、切磋学艺，度过一段人生难忘时光；抗战后期，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罹患重病，最后竟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异国学者。

对于当年这些与中国学者同甘共苦的海外学者，似可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李约瑟

《中华科学文明史》(www.xing528.com)

当年的古镇李庄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长江边城，它简直就是一张安放在烽火中国的大书案。众多中外学者呕心沥血，刺血成书，成就了一部熠熠不朽的民国学术史。蛰处李庄的国内学者与学术大家数以百计，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在共赴国难的大后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觉与担当。在生活极为困顿中，卧薪尝胆、培养人才，并不忘著书立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至今都无法超越的学术专著，国际学者也从交流与切磋中获益匪浅。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夏民族处在国难的风雨飘摇、颠沛流离当中。因武汉沦陷，长沙告急，远征军兵败缅甸，最终滇西惠通桥险遭失守，怒江险被突破，长沙、武汉、桂林、昆明、成都乃至安南的河内、海防等战时大后方都邑都已成为无法赖以容身的驿站。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燕京大学文研院等民族文明的传承者，又再次驮起沉重的行囊，沿着历代马帮走过的栈道，陆续入川，在逃难中寻找能栖身的驿站。于是，李庄以她的大度与包容，走进了历史，因为那里曾经海内外学者云集，群星闪烁。他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作为传统文明的一群苦寂的守望者，一种特殊人文形态，曾由李庄呵护，共同走过了八年离乱的抗战岁月，仅此举隅。

那时的“中国李庄”仅在四川，独一无二，是一个有着逾千年历史的古镇。岷江和金沙江在四川宜宾合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江后，迤逦东行，若走水路，仅不到二十千米便可抵达。早在先秦时，李庄便有人栖居，汉设驿站，衍生演变发展，至北周时即为南广县的县址，隋时为避炀帝讳，改南广为南溪，是当时长江上游闻名遐迩的重镇和水码头之一。

那个年代的中国真是内忧外患，半壁河山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只是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另外半壁河山才得以保存，真让人有“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感慨。但在李庄，偏安一隅，远离现实的残酷，让我想起了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梁思成、林徽因等民国学者的远去身影。

在费正清的笔下，那年月的李庄有一位周法高教授，潜心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掌握一门外语，每天穿着草鞋走20里山路去同济大学听两个小时的课；梁思成饿得“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写出获得世界声誉的《殷历谱》；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干合作，整理出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时称“东巴文化之父”的李灿霖教授写出了《么些象形文字词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不胜枚举。

这些闪光的前辈学者名字让我又想起了李庄的古建筑群落，以及在这些屋瓦下第一次整理并解读出的华夏民族祖上传下来的甲骨文数千残片。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和英勇牺牲，后方的学者在油灯下伏案写作与潜心研究，所象征的不仅是个体学者的辛勤劳作，而是民族的文化火种还没有熄灭。

夜深了，我仿佛还行走在幽深的李庄小巷里，四周寂静，只听见蟋蟀在墙根处嚓嚓的打斗声，还有那从街头窗檩中透出来的悠长光线，让人在初春的雨夜里感到温暖，红尘之下，秋水之上，正是“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李庄旧事似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