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原属茂州的石泉县改隶绵州管辖,源于茂州羌人动乱,为堵塞茂州与石泉之道,减少两地联系,孤立石泉一带的羌人,防止动乱向石泉蔓延。
羌族小姑娘
羌寨碉楼
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说,西北羌族打败了土著戈基人,成了岷江上游的主人。事实上,土著羌人虽然被打败,但仍然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史记·西南夷列传》在记述汉代初年西南地区居民状况时说:“自邛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
所谓“邛以东北”,大致包括今阿坝州及北川关内地区。司马迁曾经出使西南,在考察大禹治水遗迹时,还“西瞻岷山及离堆(都江堰)”,对这一带的民族状况有所了解。在他眼里,当时这里生活着以冉駹为首的几十个部落;从风俗习惯看,他们有的是土著,有的系迁徙而来,文化传统不尽相同。此后,《后汉书·南蛮西夷传》说,这一带的大山中生活着“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华阳国志》也说:汶山郡境内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等9种少数民族部落。上述几部典籍的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即肯定了汉代这一带的居民是与中原汉人不同的“蛮夷”,但其群体间又存在着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到了唐代,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受到“吐蕃东渐”的严重冲击。唐代初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在杰出首领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实现了各部落统一,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奴隶制政权。随着实力增强,吐蕃势力逐渐向东扩展。据《旧唐书》记载,公元662年,吐蕃击败位于青海的吐谷浑后,又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等诸羌部落,率众20余万,直抵松潘西境。原羌人聚居区大多成为吐蕃的占领区,四川腹地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王朝多次发兵反击,维州(今理县)、茂州、松潘成为双方长期争夺的地区。由于石泉县(今北川)介于松、茂与东南汉区之间,自然成了唐军防御吐蕃的战略要地和反击吐蕃的前哨阵地。《石泉县志》说,唐军大帅李晟、韦皋“先后大破其军”。李晟、韦皋率领唐军反击吐蕃的情形,《资治通鉴》作了记载。
唐军与吐蕃之间多次展开激烈的攻防战,而《石泉县志》单单提到“李晟、韦皋先后大破其军”,是因这两次反击吐蕃,都有唐军经由北川向茂县方向进兵。802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率兵三万,分九路出击,大败吐蕃,收复了大片失地。清代《石泉县志》说,为了防止吐蕃顺北川峡谷南下,韦皋还在今青石修筑了名叫威蕃栅的营垒,驻军守卫。
唐王朝在松潘、茂县等地与吐蕃反复争夺,历时达200年之久,虽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未能迫使吐蕃退回到青藏高原。吐蕃压缩了羌族的生存空间,也促进了羌族各部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部落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到了宋代,北川和茂县一带居民的文化特征趋于一致,都被称为“茂州蛮”或者“西羌”。《宋史》就有记载,说“自石泉至茂州,谓之陇东路,土地肥美,西羌据之。”
北川与茂县山水相连,其居民都是以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因而长期同在一个行政管辖区。(www.xing528.com)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西南夷”,以冉駹部落属地设置汶山郡(治地在今茂县县城),北川境域属汶山郡广柔县。公元564年,北周政权在今禹里镇青石设置北川县,又过了70年,唐王朝在今禹里设置石泉县。北川境内同时有北川与石泉两个县级政权并存,但无论是北川县还是石泉县,都属由古汶山郡演变而来的茂州管辖。又17年,唐王朝撤销北川县,保留石泉县,石泉县仍属茂州。此后400多年间,石泉县一直属茂州管辖。直到北宋后期,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才发生了改变。
据《宋史》记载,石泉县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缘于茂州的一次动乱。宋代,今茂县县城是茂州首府,也是羌区的政治中心,但却一直没有城墙,只在州城四周设置一些木头栅栏来保障安全。城外的人时常趁夜晚潜进城内抢掠居民的财物。1075年,长期受到滋扰的居民齐聚州府衙门,请求修筑城墙。知州范百常答应了居民的请求,并开始筹备实施。此时,城外的羌人以修筑城墙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为由进行阻挠,被范百常击退。随后他们又聚集相邻的静州、时州等地的羌人,再次对州城进行围攻,范百常固守70日。
当时交通不便,对外联络极其困难。面对少数民族的围攻,范百常一面固守,一面命人用木片写上军情,丢进岷江向下游告急。木片顺流而下,很快就将茂州危急的信息传送到都江堰,再传递到成都。不久,绵州奉命派兵增援,绵州都监王庆、崔昭用、刘陆和左侍禁张义等皆战死在茂州,仍不能平息动乱。朝廷又派王中正率陕西军增援。援兵进入恭州、宕州,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但终因难以通过静州地界,无法抵达茂州城。
王中正未能平息茂州动乱,却对北川一带的地理民情有所了解,于是向朝廷建议把石泉县由茂州管辖改为由绵州管辖。这样既可堵截茂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顺陇东路进入石泉,又有利于巩固石泉这个防御少数民族的前哨阵地。宋王朝本来在民族地区无所作为,于是采纳了王中正的建议,第二年即施行。南宋时期《皇朝郡县志》也做了类似记载。
宋代的绵州已被视为汉族聚居区,宋王朝把石泉县由茂州改由绵州管辖,标志着石泉(北川)作为县一级建制,从此划入了“汉区”的范围。虽然这一重大调整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但却对北川羌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泉改属绵州后仅仅几十年,这种影响就明显表现出来。最先感觉到石泉县隶属关系调整后产生巨大变化的,是南宋文学家计有功。1158年,石泉军的最高长官赵知军打算在县城禹里以南的石纽山下重新修建大禹庙,但据文献记载,大禹诞生地石纽山是夷人聚居区,而当时的人感觉石泉县城一带已属汉区,其南面的石纽山是否就是大禹诞生地,就连当地的官员和士绅们都不敢肯定。计有功博学多才,针对人们的疑问解释说:“石泉始隶于茂,国朝熙宁割隶于绵,政和抚夷,又升而军之,礼乐文物,日浸月长,且为石纽夷地,置而弗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计有功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石泉县城一带是否属民族地区产生疑问,是因为石泉县改属绵州后内地文化对禹里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不是改隶绵州后禹里的民族构成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石泉县划归绵州后,至今已有900多年。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习惯了把北川当作“汉区”,而淡忘了北川关内地区自公元前111年设置汶山郡起直至1076年,一直属茂州管辖长达1187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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