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方言起源及与中原雅音的差异

文／申焱　刘心

四川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有怎样的历史呢？我们先得追溯一个字：“蜀”。早在距今约500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名为“古蜀”的古老王国，在四川地区繁衍生息。但是在如今能查询到的史料记载中，那个时候的蜀国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段文字说明古蜀国保存着初民的部族习惯，语言特殊，没有货币，没有创造文字，没有礼乐制度，是一个蒙昧的社会。从历史文献、成都平原出土的上古文物与发现的遗址来看，迄今确实没有发现巴蜀有自己的文字。

扬雄《方言》

远古时期形成的巴蜀文化固然有其独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蜀地区完全与世隔绝，相反，它与中原地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接触。中原与蜀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华夏语必然随着华夏文化的传播而渗透到巴蜀地区，并与巴蜀原有的语言产生接触、融合。据考证，古巴蜀语言是一种与如今四川境内的羌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等有着血缘关系的语言。

而最终导致古代巴蜀方言形成的重要事件是始于秦惠文王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秦汉向巴蜀地区的移徙运动，开始于秦并巴蜀，结束于西汉晚期，长达300年，为我国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对巴蜀历史和古代巴蜀方言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秦惠王更元后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设置巴郡、蜀郡。此后，从秦惠文王到秦始皇时期，秦长期、大量地向巴蜀地区移民，持续上百年。这一时期的移徙运动主要有移民、徙徒（迁徙囚徒、罪犯）、迁虏（迁徙战俘）三种方式。这些移民带入巴蜀的语言主要是战国时期的秦方言，外来语言在同古代巴蜀语言的接触过程中成为胜利者，从而奠定了蜀地方言的基础。

唐卢求《成都记·序》说，秦惠王移民是要“皆使能秦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让他们全部能够说秦国话，具有推行包括语言在内的“车同轨，书同文”的同化政策目的，其结果导致巴蜀地区逐渐改说华夏语了。《地理志》：“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就这样，远古时期巴蜀地域的“左言”，到秦朝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融入华夏语言，成为蜀地方言的源头。(www.xing528.com)

到了汉代，偏居西南一隅的巴蜀之地，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地吸引着外来移民，因而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仍在进行。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

西汉扬雄的《方言》一书收录了当时各地的方言词，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当时巴蜀方言的信息。按古代区域划分，巴蜀地处梁益。《方言》一书的记载多以“梁益”并举，如：“梁益之间，……其肥腻谓之”。汉代梁、益一带的方言已比较接近，应该同属一个方言。另一方面，《方言》一书的记载又多以梁益与秦晋并举，如“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秦晋方言以都城长安为中心，是“通语”的基础方言，可见，汉代蜀地方言跟当时的“通语”也有很大的一致性。

扬雄乃成都人，四十岁前一直生活在蜀地，对蜀地方言所知甚多，但是，在其洋洋十三卷的《方言》一书中，单独指明梁益以及代表梁益的地方仅16处。四川师范大学刘君惠教授据此推断：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方言非常接近，是秦晋方言下面的一支次方言。当时巴蜀地区的方言是以华夏语言为主体，兼有巴蜀土著语言的一支地域方言，后世称为古巴蜀方言，或“蜀语”。

秦汉以后，直至宋代，蜀地方言作为一个独立方言系统而缓慢地发展演变。按照一般规律，这种发展演变必定受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融入华夏语的蜀地方言还必定受共同语发展规律的制约；无疑，不同方言区人员的交往，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也必然带来方言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今天尚无法详述蜀地方言分合流变的具体情况，但仍可从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中窥见其冰山一角。隋陆法言《切韵》一书中记载：“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一陈述直接反映了当时秦陇和梁益方言声调的差异，同时直接描述了蜀地方言的声调特征。陆法言“梁益平声似去”的蜀地方言特征，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可见至宋代，蜀地方言与中原雅音有了较大差异。

所以，四川方言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秦汉之前远古时期的“左言”阶段，经历了秦汉时期与华夏语融合的形成阶段，还经历了汉代以后至宋代的发展阶段。而在此之后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更是进一步改变了四川方言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