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贵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物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被迫大迁移——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入川。百万件文物、上万千米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战火纷飞,一路坎坷。
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那么“故宫文物南迁”就是全民护宝。在当时抗战背景下,军队、国民政府、地方政府、老百姓……所到之处,都在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安排存放点。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堪称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创造的奇迹。
耗时一年整理包装南迁文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翌年进攻热河,窥伺华北;1933年攻陷山海关。形势告急,中国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
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了对转移文物的挑选,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当时,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大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加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000多箱,文物总计达19557箱。
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
待故宫人经过反复的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装入木匣内准备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
官兵沿途护卫南下
1933年2月5日开始,19557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城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这批浩大的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后,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一大批工人、眷属。
1933年2月和3月,当文物通过铁路运至南方后,专家组临时决定,先把装书画的箱子运到上海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对安全的外国租界的两个库房里,每个库房都有法国或英国警察辅以中国便衣守卫。来自北平的三个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1936年,日军进逼上海,华东地区岌岌可危,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于是,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转移到重庆和四川地区。
第一批 存文物图书馆被炸飞
1937年8月14日,第一批文物运出南京,还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这批文物勉强逃过了被毁的命运。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武汉附近),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
一年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此批文物度过了1938年到1947年间的漫长岁月。“每到一地都是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贵州的路上,乌江上有一座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走过去。”
第二批 装箱船被水冲到下游
同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9369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在11月20日至12月8日之间离开南京,几天后,南京被攻陷。12月10日,9369箱文物通过轮船经长江被运至汉口;一天后,汉口的孔庙(文物箱件曾在这里存放)被炸毁了。箱件继续迁移,3月份到了宜昌。
文物不得不在宜昌停留几个月等待河水上涨。到了秋天,文物继续转移,穿过险恶的长江三峡到达战时首都重庆。随后重庆也陷入危机。1939年春,这些国宝箱件又被装上小木船再次迁移,部分船只由纤夫用缆绳拉着在急流中前进,目的地是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据乐山地方志书记载,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有一根纤绳断了,船体失去控制,装满国宝箱件的船只连同船里的工作人员一直被水冲到下游,庆幸的是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些文物箱件,是由搬运工扛着走完去往乐山的最后一段路程的。
第三批 刚到成都又奉命去峨眉
第三批文物从南京运出后,经陕西最后被运到四川,这是运送最艰难的一路。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从南京出发,经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接着在1938年1月到5月间又被装进300辆卡车运到陕西汉中。
这条线是沿着秦岭行进的,山间道路有时泥泞不堪,有时还会遭遇山崩。其间,一场大雪将整个运输队伍困在山间,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住,幸而后来救援队赶到。运宝大队在4月10日抵达四川,路上整整花了48天。文物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东门的大慈寺。没想到刚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来了:要把国宝箱件再运到130多千米之外的峨眉山。
大迁移 三条线路主要落脚四川
国民政府将南迁文物分为南、中、北三路向黔、湘、川、陕腹地疏散转移,具体线路是:(www.xing528.com)
第一批走南路,从南京到汉口,再运到长沙,后到贵阳、安顺,最后疏散到四川。第二批走中路,从南京到汉口,又从汉口到宜昌,再到重庆,后又疏散到四川乐山的安谷乡。第三批走北路,从南京运到徐州,再经陇海线到宝鸡、汉中,又运到成都,再运到峨眉县。
当年的成都大慈寺也存放过故宫文物
这三条线路最后的归宿地主要是在四川。从1939年到1946年,在保护故宫文物的过程中,四川峨眉县和乐山县民众作出了卓越贡献。
之所以选址峨眉县和乐山县,是因为“(此地)乡多祠宇,且轩敞易修理,不与民居接邻而易消防。一再履勘,始择定一寺六祠,为存渝文物迁储仓库。仓库选定,一面兴工修缮,一面进行移运”。
护送文物入川的部队,是国民军精锐部队改编的二十九师某营,营长陶坚民。1940年陶奉调抗战前线,继任营长刘建国。1941年春,该营调走,接任部队为中央军委特别工作服务团第五连,连长冯昌运。两支部队军纪严明,装备精良,责任心强,有力地保证了故宫文物顺利南迁入川。
在峨眉 文物储藏在“一庙两寺”
峨眉山幅员辽阔,森林茂密,足以移储文物,工作人员原计划将文物储于山上诸寺中,但搬运困难,且山上阴冷潮湿。后经考察,他们选取了两处地方存放文物,其中一处为峨眉县东门附郭之大佛寺,后将5094箱故宫文物存放于大佛寺(现峨眉山市银杏苑小区)。还有一处为峨眉县城西门的武庙,这是一座已经破败的四合院青瓦房。经过修缮后,2047箱文物存放于此。
1939年和1941年,日军飞机两次轰炸乐山,而峨眉距被轰炸地点仅10余千米。考虑到大佛寺殿宇威严,目标显著,容易招致敌机来袭。1942年,办事处在县政府的帮助下,大佛寺文物全数搬往土主祠和许祠。
峨眉县地方志介绍,1943年春,峨眉县城内一家鸦片烟馆引起火灾,旁及一家菜油商店,立时火势迅速蔓延,大火窜至西门外武庙库房,为避免文物被烧,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急忙找当地保长,命令驻军士兵将西门外草房一律拆除,所拆房子由故宫博物院赔偿,同时守库员工用水枪、火钩等奋勇扑火,阻断了火源,保全了文物。
峨眉一带天气潮湿,白蚁滋生,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按当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因存于峨眉的文物无一损坏,无一丢失,负责管理的那志良获颁“胜利勋章”。
在乐山 老百姓用肩膀拉船逆行
中路文物共有9369箱,是三路迁徙中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物储存重庆期间,遇日机空袭山城,轰炸不断,行政院令文物限期转移。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率队从重庆西出觅地,几经筛选,最终选中乐山县城西南10千米处安谷乡境内。
故宫南迁文物为什么选择乐山的安谷乡呢?理由有三。第一,安谷是近郊乡村,离乐山城区仅十千米;第二,安谷地处大渡河南岸,水上运输便捷,连通三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下至宜宾、重庆;第三,安谷有祠堂、庙宇一百多座,可供文物存放的选择余地大。
1939年春,马衡院长等人在西移重庆文物将要受到敌机轰炸威胁时,就决定将文物向岷江上游移运,亲自带领欧阳道达一行到乐山安谷,“勘定安谷有十几个祠堂可以借用”,并留下欧阳道达驻乐山,处理文物存放安谷的前期准备工作。而最后选中离大渡河内河两侧水路运输方便、陆路管理相对集中的乐山安谷六祠一寺。
1939年初,欧阳道达受命进驻乐山,负责文物运抵安谷的前期准备工作。4月22日,故宫博物院从重庆通过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汇款5000元给乐山县府街乐安旅社的欧阳道达,作为乐山办事处的工作经费。在安谷乡乡长刘钊的协助下,召集文物存放库所在祠堂的族长、房长、执事及古佛寺僧人谈妥,将各祠堂供奉的祖宗牌位、神像隔离保护,以便文物迁返时还宗祠、寺庙以本来面目。
1939年7月10日至9月18日,重庆运抵宜宾的9361箱故宫文物和一百多箱南京中央博物院文物,由中国联运社、民生轮船公司经水路相继分二十七批运抵乐山冠英、杨卡渡(当时属犍为县管辖)、杜家场渡口,再搬上木船、竹筏,由小铜河、鹰嘴岩逆水上行,全靠人力拉纤,经张二湾、王落渡、魏落渡、新开渡、中渡坎、河湾儿、顺河场等渡口、码头,分别卸载,将文物搬入古佛寺、朱潘刘三氏宗祠、宋氏宗祠及易氏宗祠、陈氏宗祠、梁氏宗祠、赵氏宗祠七个库房。
至此,中路西迁文物全部存放于安谷。
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随之成立,设驻宋祠,欧阳道达任乐山办事处主任,文物保护驻军由特务连连长冯昌运负责。
当时,故宫文物从宜宾沿江而上,是乐山人用肩膀拉着船逆流前行;故宫文物刚到乐山,遭遇日机轰炸,是乐山人紧急搬迁和转运,并腾出房屋、祖祠安放文物。
到1945年底,故宫国宝在乐山县安谷乡设库安全存放了近8年,无一损坏。
表谢意 故宫博物院院长手书牌匾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存放在峨眉、乐山的文物也奉命做迁返准备。文物东归线路是:先集中到重庆,再分批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北返,1950年时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到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
乐山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显示,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为旌表乐山安谷乡各宗祠设库存放文物的功绩,特题颁“功侔鲁壁”木匾6块,“功侔鲁壁”四个楷书大字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手书,分别赠给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赵氏祠、陈氏祠、易氏祠、梁氏祠。
“鲁壁”的典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的九代孙将《礼记》《尚书》《论语》《春秋》《孝经》等儒家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墙发现了,使儒家经典得以传世。“侔”在古汉语中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意为保藏故宫国宝的功劳,可以与鲁壁藏书相提并论。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旌表乐山安谷乡存放文物的功绩
存储故宫文物
文物迁离乐山后,1947年2月5日,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致乐山县政府函表示感谢:“敬启者:本院迁贮贵县辖境安谷乡文物,感荷贵县政府始终爱护,并于典守事宜,随时惠予指导,八载于兹,文物赖以安然无恙,而先后移运工作,复存热心协助,藉已利便进行。”
另有一函称:“又查由贵县政府派驻马鞍山临时站外围警卫,自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十日至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六日止,服务勤劳,实纫公感。除已由本院按日赍送犒劳费5000元外,现因任务完毕,应请即饬撤回。相应一并函达,即希查照为荷。”以上两份函件的原件,均存放于乐山市档案馆。
2016年9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来到安谷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郑欣淼说:“我四年前曾来过,还记得一个农民企业家倾其所有,建设了这个陈列馆,把一段抗战历史变成了全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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