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道的起源及历史沿革

文／彭邦本

在中国古代，蜀道穿越米仓山、大巴山和秦岭，连接关中和蜀中，是打通南北丝路，进而把大西南、大西北等广大地区连为一体的庞大交通体系。在蜀地通往汉中的诸道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即是从成都出发北上广元后，沿嘉陵江上游干流河谷，由西南向东北前往汉中的金牛道。

金牛道

金牛道栈道

金牛道五丁谷

金牛古道

那么，金牛道是何时开通的呢？过去认为，金牛道的开辟晚至公元前4世纪末秦灭巴蜀之际，其主要依据为西汉扬雄所撰之《蜀王本纪》的记载：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武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

由于石牛“能大便金”，故后世称“金牛”，故“石牛道”亦即著名的金牛道。后东汉末益州牧刘焉宾客来敏《本蜀论》也持此论。

秦灭巴蜀所走的这条路因石牛传说而闻名遐迩，但揆诸情理，则扞挌难通。因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虽亦记载了这一历史典故，而且仍将秦得以一举吞并巴蜀与上述金牛传说相联系，观点却明显有变化。

常璩生于后世，素以理性自我标榜，认为当时一些流行的古蜀史传太过荒诞。故而《华阳国志》没有采用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的传说，而是认为可能在蜀军经褒斜二谷之道前往参加武王伐纣时，这条路就已经通了。

倘真要说石牛成道的传说蕴含有一定的史实素地，那么，蜀人循之将笨重的石牛带回蜀中，也不可能像传说那样逾越山岭涧流的阻隔直接拖之成道，只能是依循原来已有的路径，运载以返。如此说来，这则传说恰好反映了这条通道并非完全新凿，而是由来已久。或许因这次载运石牛之需，一路做了不少拓宽修整，然而此交通路线的早已存在毋庸置疑。北魏郦道元据来敏《本蜀论》也认为，金牛道成为秦人大军及其车乘辎重畅通蜀地的大道，应是在原有之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改造的结果。此说颇具卓识。

实际上，金牛道作为连接蜀中和汉中两地的交通线，早在商周即已出现，这在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印证。一个世纪以来，汉中盆地城固、洋县一带出土了大量带有巴蜀文化风格或因素的殷商时期青铜器，它们与三星堆、金沙等商周时期都邑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或风格，更充分反映了这一史实。

而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发现的广元市中子铺遗址的原生堆积中，出土的陶三足器的柱状小实足颇接近陕西前仰韶文化的同类器形，该遗址的细石器也属于北方系统。陕西前仰韶文化即老官台文化或曰大地湾文化，见于陕南汉水流域，文化由北而南的流向显而易见。广元张家坡遗址与邓家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址中，也均出土具有汉水上游龙山文化特点的黑皮陶，揭示了蜀道沿途的川北、川西地区可能与汉水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联系的线索。(www.xing528.com)

不过，文化的流动通常是双向的，如宝墩文化古城和邓家坪等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唇沿多有花边装饰的文化现象，在北方甘青地区也有发现。与此同时，在陕南龙山文化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以泥质灰陶和“红胎黑皮陶”为主的陶器，其器形有罐、盆、碗、高柄豆、高领球腹圜底罐、大口尊、器座、器盖等，纹饰有绳纹、篮纹、压印纹、划纹、戳刺纹和指甲纹等，其中尤其以划纹为突出；这些遗物兼有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某些特点，而尤其与四川北部新石器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更为接近。有学者进而指出，到了龙山时期及其以后，汉水上游受到巴蜀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巴蜀文化的范畴”。

这些在宝山遗址发掘之前即已经获得的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盆地与陕南汉水流域的文化互动影响即已发生。仔细比较陕南城固宝山遗址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址的出土资料后，宝山遗址的发掘者指出：宝山二期陶器的连环状堆塑纹和禽爪迹状纹饰，也见于宝墩文化陶器上。宝山三期遗存的宽沿折腹尊，在宝墩文化中有不少发现。与前者常见器类宽沿大口缸相似的器物，亦见于后者。

根据城固宝山遗址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湖北市宜昌市路家河遗址二期后段遗存等新资料，近来的研究认为宝山文化所属的人类共同体，应为巴人的一支。而城洋铜器群的主要存续年代，与宝山遗址的商时期遗存基本同步。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以及年代上的一致性，说明二者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

发掘者特别指出：路家河遗址二期后段“出土陶器中，灯座形器是特别引人注目而又不具备实际用途的器物，它的陶质和制作技术在本文化遗存中属上乘，这种空把上下相通的器物应与某种还不为我们所知的神秘活动有关。灯座形器并不是路家河遗址二期后段遗存所特有的，在二里头文化早期至二里冈上层时期，三星堆文化所信奉的就是与灯座形器相关联的宗教，换言之，灯座形器是三星堆文化的法器。本文化遗存尚不属于三星堆文化，但是，巫师们使用三星堆文化的法器，居民们信奉三星堆文化的神祇。在神权政治的当时，这可能意味着，三星堆文化对本文化遗存人们共同体具有的宗主地位”。

所谓“宗主”，结合三代政治结构和文化模式，又可以称之共主。鉴于现有资料尚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无论该铜器群的主人为蜀人或巴人，其时代与三星堆文化大体相当，并且与后者的青铜文化存在明显的联系，乃学术界所公认。

从自然地理形势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情形可知，商周时期古蜀共主的政治秩序在《尚书·禹贡》所谓“华阳”或梁州地区的此种广泛深刻而悠久的联系（陕南与四川盆地均属于《禹贡》中的梁州），使得蜀道的多途径产生发展有了相当充分的条件。如前述陕南宝山遗存先后与川东长江沿岸哨棚嘴一期遗存、路家河遗址二期后段的联系，遂使我们看到了后世从涪陵经达州、万源，到镇巴、西乡的荔枝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而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群北行，经边堆山、中子铺、邓家坪、张家坡等嘉陵江水系遗址，沿嘉陵江河谷进入陕南的金牛道，进而溯源至凤县、宝鸡的故道，显然至迟也在距今5000多年前起源并逐渐形成。

这一考古学资料提供的线索，在传世文献中亦有所印证。如《尚书·禹贡》中关于大禹在四川盆地治水活动的记载云：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潜既导，蔡、蒙旅平。”

需要指出的是，《禹贡》大禹治水，并非只是排洪行潦，治理水患，而是同时进行交通规划建设，故其文也记在各地的导山导河，亦即建立水陆交通线路。“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江源于龙门山，自西向东流过成都平原和龙泉山地，在东南于泸州注入长江。沱江虽然源于龙门山，但其水源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岷江（今都江堰宝瓶口以后内江）的支流，正是自古所谓“东别为沱”之证。而潜水，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胡渭说，“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二者实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及另一在今广元境内流入嘉陵江的支流。由此可知潜水即嘉陵江水系。

这样看来，《禹贡》所传大禹在四川盆地的治水活动，主要见于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此三江均与金牛道密切相关。岷、沱二江是成都平原的母亲河，亦即三星堆、金沙遗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母亲河，金牛道的成都平原段所历，正是岷、沱流域。但向北进入绵阳尤其广元等川北地区以后，金牛道主要穿越的就是嘉陵江流域，而且大段大段地直接利用嘉陵江河谷为其主要路线通道。

《禹贡》的成书年代学界有分歧，但至迟不能晚于东周。联系前引考古资料，可知其内容及其传统认为的年代，应非纯然虚构，而是涵有相当珍贵的史实素地。由此看来，该篇所记虞夏时期从四川盆地出发，“浮于潜（嘉陵江），逾于沔（汉水），入于渭（渭河），乱于河（黄河）”的水陆交通线路，确实由来已久，至少在夏商之际已经初步形成。而其中跨越岷江、沱江水系，沿着嘉陵江河谷北上的金牛道一线，亦起源甚早，文献反映可以追溯到虞夏之际，并且进而得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广元嘉陵江畔中子铺、绵阳边堆山等史前遗址考古资料的佐证。

上引出土文化资料揭示，这是一种南北向的文化联系渠道，但文化自身并不能流动，她是靠文化的创造、践行和传承者——人，尤其是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的流动来实现的。所以，这些文化联系渠道首先就是先民族群流动迁徙的交通线，并可能逐渐形成多条路线。但其中嘉陵江河谷，或者说经由这一河谷开辟，而被后世习称为金牛道的连接蜀地与汉水上游地区的通道，应是其中的主要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