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性景观实践手记：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融合模式

常规的城市公园中可以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可以有水池、草坪、地形等，它们都是以人的休憩或观赏为目的。国内大部分城市公园、社区绿化都是这样以视觉或审美为主要目的，尤其是在生态的理念和技术还未影响到我们的规划与设计行业以前。这种模式的设计思路并非完全不具备生态价值——仅仅栽一棵树都能具备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吸附灰尘等价值，更何况一片树还有可能为许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只是在这样的设计里，人类并没有充分发挥主动性去维护生态系统，人的活动和自然要素之间也并无太大的关联，主体与客体分别孤立存在，仿佛各行其道。

在生态设计逐渐成为当代景观设计重要组成部分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论是普通人的认识，还是专业的生态学文献，人以及人的行为几乎都被当作负面因素来看待。追根溯源，也许是因为经典的西方科学本身就建立在人与自然对立的基础上，将自然作为一种客体，如此才能客观地探索和研究，最终建立起巍峨的科学认知体系。纵观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从过去强调的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破坏了自然，到后来开始反思修复，整个过程始终是不自觉地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既然自然应当受到保护，那么人类活动就是负面的，要加以限制。基于这种认识体系，目前的景观生态设计中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处的模式基本可以归纳成两种：

第一种是以人的活动和行为为核心，适当结合一些生态做法。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公园（Brooklyn Bridge Park）可说是这方面的优秀范例。设计充分考虑人的使用——提高场地可达性，创造宜人小气候，并因地制宜创造了大量活动空间，包括各种运动场、儿童活动场、露天剧场、多功能活动草坪、手划船、滨河观景平台、旋转木马等。面对两百多年工业发展所造成的自然河岸的破坏，设计师重新整理岸线，在这不毛之地上重新引入各种自然生境类型，重建场地生态系统；建立雨洪管理体系，利用人工湿地就地处理场地雨水；并在后续开发中尽可能保留和利用现有码头结构和建筑等。在许多活动空间里亦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亲近（图1）。因此，公园投入使用后大受欢迎，甚至带动了周边用地的发展，以河岸的更新促进了城区的更新。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能性，促使我们探索人与自然进一步融合的方向。

图1

图2

第二种可称为类自然保护区模式。自然保护区是人类有了生态意识之后刻意限制自身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建立的“生态根据地”。以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为例，内容大多划分成核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3个部分。核心区严禁一切干扰，缓冲区只允许专业科研观测活动，只有外围区允许较多活动，如教育科普、动植物驯化、旅游等。建立自然保护区对一些生态脆弱的敏感环境地带有着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而以生态保护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模式也影响到景观界，“最小干扰”理念在一些城市公园，甚至某些私宅花园得到实践。波特兰的坦纳斯普林斯公园（Tanner Spring Park）尝试了在一个非常小的地块内部重建一个生态系统，同时能够容纳少量的城市休闲活动。算是一次很好的试验（图2）。

这两种模式中，前者偏重人类活动，后者偏向生态恢复，可视作一种高效改善环境的生态工程。这两种模式都意义非凡，并成为相应的体制或者实践的不二选择。然而，其失败之处是都有意无意地将人与自然对立或分离，没能建立起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www.xing528.com)

总的来说，人类对生态的认识，无论从宏观方面，还是具体学科上，无时无刻都在进步。当年芝加哥的千禧公园（Lurie Garden）以及后来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里面的种植设计都是皮特·奥多夫（Piet Outdof）的代表作。皮特·奥多夫倡导的植物景观在生态方面是一大进步。他提倡并且实践使用观赏草、草花类的下木设计，为园林界长期使用并受限于灌木类下木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高线公园的植物设计在使用中受到了质疑，原因之一是大量的人工维护让“自然”像“自然”，仿佛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2017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洛杉矶会议中，我们有幸结识了托马斯·莱纳（Thomas Rainer），并获赠了他的新书Planting in a Post-wild World。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植物设计生态观念是，让人工的植物设计符合人工的环境。这是关于一个新的自然的概念——一个野生和人工驯化的结合体（a hybrid of both the wild and the cultivated^[1]）。他认为，人类不必要追忆以前的环境、后悔过去的做法，那些都是人类进化中必然的、不可避免也无法重来的。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积极地寻找符合现代生态环境的设计方法，比如城市中的热岛，不断被废弃的工业场地，等等。这样，一个经过设计的植物群落（a designed plant community）成为应对现代社会生态环境系统的目标。然而，托马斯又强调，尽管经过设计的植物群落确实提供了生态性服务，它们却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生态系统^[2]。他虽然非常乐观地相信它们的生态潜能，却仍然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一个真正的生态系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是经过上亿年的自然选择和更替的。人类可以做的只是不断地学习、不断更新，就像自然本身的不断进化一样，而不必自吹自擂“人定胜天”之类的虚妄之言。

除了皮特·奥多夫设计中的植物美学，托马斯更强调植物之间的功能，比如原生场地对植物的“记忆”，新介入的植物品种与原有植物之间的容纳或排斥。不仅仅是设计理论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托马斯还与合作者克劳迪娅·韦斯特（Claudia West）拥有自己的苗圃和实践场地，并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推向实际的应用中。

景观实践中，我们赞成这种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态度。这样的生态观念也更加契合我们的设计理念：宽泛地理解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不夸大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消极悲观地任其所为；在已经破坏的、恶劣的人工环境中（无论城市或者乡村），让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拾平衡并且更有可持续性。

【注释】

[1]RAINER T，WEST C.Planting in a Post-wild World：Designing Plant Communities for Resilient Landscapes[M]. Portland：Timer Press， 2015：11.

[2]原文：… While designed communities may indeed provide many ecological services，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true ecosystems.RAINER T，WEST C.Planting in a Post-wild World：Designing Plant Communities for Resilient Landscapes[M]. Portland：Timer Press， 20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