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唐景观实践手记：公共与私有土地的定位问题

人性本来就偏向于利己。每个人若能自觉地自扫门前雪而不影响到他人，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了。费孝通说中国人是“自我主义”（不同于西方讲求平等和民主的个人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偏于“私”的社会，维系着社会的道德也是由“推己及人”而来。士大夫的推己及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序列从“家”直接跳跃到了“国”和“天下”，中间并没有社会。虽然古代贤达文人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但整个社会实际上是缺乏公共精神的。普通人与社会的联系主要限于血缘与地缘关系，除此很少有更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

这样的社会文化稳稳当当地延续了千年，到了近现代社会变革之际，忽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从“私”文化忽而大踏步迈进了大公无私的“共有”文化。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认识到不合时宜的大公无私实在不符合人类的天性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私”的地位随之重新崛起。然而，也许是曾经过度强调“公有”，如今又奔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现在的境况是遇着可以私有化的机会，绝不愿留给公共——这仿佛是“私”对“公”的一种报复性反扑。

从社区的发展来说，传统乡村聚落包括私有土地宅基地和一部分公共用地，比如祠堂、河道、水塘、风水林地、街道和广场。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土地都归国有或集体所有，私有被极端地压缩。而在随后的城市化进程中，理论上土地还是归于国有，但开发商为了迎合人们对于私有的强烈需求，用各种办法尽量把社区空间先从城市空间中割裂出来，变为一个个的管理规范、戒备森严的“高档小区”，在社区内部，再进一步尽量多地将空间划归为私有空间卖给各个业主，公共空间被前所未有地压缩和“私有化”。政策一刀切，民众在左摇右摆的政策中寻找纰漏以满足各自或合情合理或利己的策略，在公共与私有的两极之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定位。(www.xing528.com)

一个个新建的社区对城市而言仅仅意味着沿街道的围墙，社区内部的绿地率不管有多高都没什么意义，因为非社区内部的人既看不到也进不去。按这种方式建成的新城区单调无趣，不能给城市活力做出任何正面的贡献。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社区孤立于周边城市环境。由于公共空间被各个私有空间瓜分得只剩下一条漂亮精致的“回家的路”，居民之间的交流也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居民之间也处于各自孤立的状态。极端缺乏共享空间的居住区环境和这些年出现在各个城市的“群租房”情况很相似：在高密度的大都市，针对高流动性和低收入人群的群租房，将住宅分割成若干小间并分别出租。正常户型中的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等公共空间被划分殆尽，只留下狭窄的过道。为了避免共享行为可能造成的麻烦，每个房间都配备独立的卫生间和电表。这样即使同处一个屋檐下，不同租客之间也不会有任何交流。通风、采光、安全隐患、心理健康这些问题都被忽略，因为无论房东还是租户都只把这里当成一个临时的落脚点，而不是需要认真经营的家。在这样的一种“临时的”、极度私密的环境里，社区文化比较趋向于负面的社会心理状态：过渡防范、攀比，甚至激进、仇富等。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果每一个社区都不想和别的社区共享空间，城市就会变得单调无趣，缺乏生机；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如果每一个住户都不想和别的居民共享空间，社区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对于一个租户来说，如果每一个个体都不想为公共空间支付房租，居住环境就会变成没有人情味儿的“群租房”。不管是对于城市还是社区，处处以私有为目的的私有化或许能带来短期的私人利益最大化，却并非可持续发展之道。一定比例地共享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符合人类聚集生活的心理健康需求，并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