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创新活动的认识,经历了从线性模型到系统模型,再到生态系统模型的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从线性模式到系统模型,反映了创新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层次和结构的多对多的交互性的联系;而从系统模型到生态系统模型,又反映了创新活动的生态特性,这些生态特性表现为自组织性、自增长性等,但归根到底是动态演化性。动态演化性,是生态学独特的观察视角。原有的系统模型,在形态上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物理模型。系统中的要素边界清晰、结构清楚、联系稳定,这样的物理系统几乎是静态的。但实际上,区域的创新系统一直在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生态特性,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系统的要素处于动态变化状态。这里的变化是指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导致的规模变化。以人才要素为例,100个大学生、1 000个大学生到10 000个大学生形成的群落,其蕴含的创造潜力是有层次差别的。此外,要素的功能也不像之前系统模型描述的那样清晰而单一,而是根据环境和发展的需要,存在功能的拓展和交叉。著名的描述产学研合作的三螺旋理论中,提到产学研参与主体的“互动自反”效应:“互动”是指三方互动产生三方网络和混合型组织,“自反”是指每一个参与者在扮演自身角色的同时,也扮演其他参与者的角色。这就是指生态系统模型中要素动态变化表现出的功能的拓展和交叉。
第二,系统之间的联系是双向、多重和动态变化的。链环—回路模型,就是对创新活动中各个要素和组织之间的复杂的、动态的交互关系的描述。三螺旋理论对于产学研合作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有阐述。三螺旋理论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政府、企业和高校在科技资源配置上统一起来,形成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三力合一。而政府、企业和高校要更好地协同,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边界,包括学科边界、行业边界、地域边界、观念边界等,并在边界切面上建立起新的研究管理体系和市场运作机制。高等院校、企业、科研院所的重合部分,互相渗透的部分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联系是推动知识生产和转化的重要三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相互作用,结构比例随知识积累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不断在动态过程中推动创新能力螺旋上升。
第三,笔者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的跃升,要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即资源丰裕和选择机制。(www.xing528.com)
资源丰裕是指创新生态系统里的资源一定是丰富、充裕,甚至是富余的,这是创新系统呈现生态系统特性的资源条件。可以认为,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在资源丰裕度方面是有一个临界条件的,这个临界条件是“量变产生质变”的临界条件。一个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必须要有足够多的人才、创新机构和风险资本,才能形成群落,才能繁衍和演化。关于资源丰裕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创新生态系统中要素的功能拓展的需要来理解,如三螺旋理论中的“互动自反”效应。一个要素必须资源富余,才有条件根据环境变化和发展需要去拓展新的功能。以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为例,政府要做创业投资、要建设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孵化器等,就必须有充裕的资金和人力。从现实中的发展来看,创新生态系统优越的地区,无一不是资源丰裕的地区。例如,中关村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科教资源密集区,也云集了百度、联想等众多领军型企业。
选择机制类比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机制”,只不过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选择机制,背后更多的是市场、制度和文化在发挥作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选择机制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至关重要。好的创新能否被发掘、发现,能否获得所需的资源快速成长,就取决于创新生态系统选择机制的优劣。关于选择机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机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的力量。这对于认识和指导我国当前创新组织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具有解释力。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下,我国许多地方大力建设创新载体,招引创新资源,从众创空间、加速器到产业园,从人才、资本到政策,“一个都不能少”。这些“创新失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好的选择机制,导致好的创新无法被发现,也很难聚集起足够的资源。而选择机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和文化的问题,在制度方面,我国现有的科技体制缺乏对科研人员的有效激励,科技转化过程也存在制度障碍;在文化方面,我国社会整体缺少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缺少开放容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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