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中国区域格局的划时代转变及《鲜卑的荣光》

早在黄河流域出现国家以前，这里就已经形成了东西对峙竞相发展的区域格局。傅斯年指出，夏王朝建立以前，黄河流域主要是华夏族系与东夷族系的东西对立，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东西”。中国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这两大族系进行整合的结果。但东西对峙的区域格局并未随着国家的出现而消失。夏代由来自西方华夏的族群建立，取代夏的则是发源于东方的商，西周的建立者无疑来自西部，并且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

发展至战国时代，秦国与山东六国的对峙，是东西两大区域对抗的最好体现，在秦南下攻取巴、蜀之后，这种东西对峙的区域格局不仅更加明显，而且由黄河流域向南发展，涵盖了长江流域。统一中国的秦王朝来自西部，而取代秦朝的汉王朝的建立者则兴起于东方。我们可以说，东西对峙是自中国文明初曙持续至汉代的中国区域格局的最大特点。

但自汉代以后，这种格局逐渐向南北对抗转变，至439年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对峙，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区域格局彻底由东西对峙转为南北对抗。

东晋避乱南迁之后，以汉族传统文化改造江南地区的土著文化，在江南延续着汉王朝的传统，虽然也有发展和变化，但主流是继承。来自蒙古草原以及东北、西北各地的少数族迁入黄河流域，对这一片孕育汉文化的土地构成文化上的冲击，使之具有少数民族化的趋势。拓跋鲜卑入主黄河流域之后，鲜卑诸部逐渐整合，形成统一的鲜卑民族，这对北方草原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草原文化在融入中原文化，也在改造着中原文化。

在汉王朝灭亡以后，由于南北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主流文化出现分裂，南方与北方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几经演变，但都一直传承到今天，以至于在今天，中国文化仍然存在南北方的差异。可以说，鲜卑人在建立起政治上的北朝的同时，也发展出文化上的北朝，而其在文化上的影响远比其在政治上的影响深远。隋唐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却对文化上的南北朝无能为力。

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些强制鲜卑人汉化的内容。孝文帝不仅提倡鲜卑人与汉族通婚，而且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说汉语，改用汉姓。孝文帝率先垂范，将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汉姓“元”，自己改名为元宏。对于不能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的鲜卑族官员，甚至要受到降职的处分。孝文帝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准迁葬北方。很多人认为，经过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迅速汉化了。实际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究竟成效如何，是值得我们考察的。可以肯定，在北魏末年至东魏、西魏时代，鲜卑人的汉化过程曾出现反弹现象，孝文帝禁止的东西再次复兴。

仅就鲜卑语而言，在孝文帝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黄河流域的一种通用语言。北齐的实际缔造者高欢，在向部队训话时就常常使用鲜卑语。颜之推提到，北齐的一位汉族士大夫曾经对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年已十七了，通晓诗书，我要请人教她鲜卑语和弹琵琶，只要她学会这两样，去侍奉公卿大臣，会无人不爱的。”隋至唐初，还流传着十几种教人学习鲜卑语的书籍，可见上述事例并不是个别现象。

不仅进入中原的鲜卑人仍旧讲鲜卑语，许多汉人也学习鲜卑语。由于南方汉语受吴语、越语的影响，北方汉语受包括鲜卑语在内的草原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南北方言差异开始变得非常明显。此外还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北方士大夫与平民间不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异，而南方的士大夫与平民却使用不同的汉语方言。

在北魏末期以及东魏、西魏时代，鲜卑人还出现了一个复姓的热潮。从前在孝文帝的强制下改为汉姓的鲜卑人，现在纷纷将姓氏改回鲜卑复姓。不仅如此，开创北周的宇文泰还有一个新的发明，赐有功的汉族将领们鲜卑姓，后来建立隋朝的杨氏，在此时就曾被赐姓普六茹氏，因此，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被称为普六茹坚。

在饮食上，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受鲜卑人影响，也喜欢吃羊肉，饮酪浆；而南方的汉族则保持着食唯稻鱼的传统，普遍喜爱饮茶。南齐名士王肃初到洛阳时，吃不惯羊肉，喝不惯酪浆，仍按南方生活习惯，“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北方人见王肃一杯接一杯地饮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漏卮”，意思是没有底的杯子。几年后，王肃习惯了北方生活，也开始吃奶粥和羊肉，当被问及羊肉和鲫鱼、酪浆与茶水哪个更好时，王肃说：“羊为陆地之最，鱼乃水族之珍，各有千秋。只是茶叶比不过酪浆，只能算酪浆的奴仆。”王肃的这段评价流传很广，从此茶也被称为“酪奴”。

有趣的是，王肃的祖先，东晋著名宰相王导，在初从北方迁到南方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奶制品的。《世说新语》一书记载，王导曾经招待来拜访他的陆玩吃酪。陆玩出自东吴四大姓中的陆氏，是典型的南方人，吃不惯酪，当天夜里难受了一宿，在第二天他给王导的信中说：“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这在南朝被一直传为笑谈。王家带着北方民族的饮食风俗南迁，到带着南方汉人的饮食风俗北迁，重新习惯于北方民族的饮食，这一过程深刻地揭示出南北饮食文化的差异。

北魏首都洛阳城内的归正里，俗称吴人坊，居住的多是南方迁来的汉人，由于这些汉人多保持着南方的生活习惯，归正里卖水产品的特别多，因而被北方汉人贬称为“鱼鳖市”。

北方受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几乎人人都会骑马，很多汉人也精于骑射。南方汉人出行则一律坐车。周弘正因为常常骑马，被评价为“放达”。南方人官至尚书郎如果出行骑马，就会受到弹劾。很多人根本不会骑马，甚至有的人听到马叫都吓得要死，说：“这不是虎么，怎么说是马。”因为骑马，北方汉人逐渐接受了鲜卑人的服饰，习惯穿窄袖圆领的袍服；由于乘车，南方汉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仍保持着宽衣博带的装束，习惯穿大袖交领的袍服。

鲜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也影响到黄河流域的汉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对南北方汉族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做过比较：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所谓“妇持门户”，就是女人当家。受鲜卑人的影响，这在北方汉人中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南方汉人中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南北方的学术取向在南北朝时期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在南、在北，儒家经学仍旧是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但北方的儒学更多地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重视为儒家经典作注疏，而南方最流行的则是新兴起的玄学，以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家学说，有道家与儒家相结合的趋势，非常重视清谈。北方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史学方面，都受北方民族的影响，表现出质朴粗犷的特点，而南方在沈约、王融等人发明四声以后，音韵格律更为精严，诗歌与骈体文的艺术成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朝以长于文学著称，南朝的徐陵出使北朝时，魏收向他赠送了自己的文集，希望徐陵可以带回去，在南朝流传，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可是在渡江的时候，徐陵却将魏收的文集抛入长江之中。随从们问徐陵为什么要这么做，徐陵的答复是：“我是要为魏收藏拙。”这虽然含有南朝文人蔑视北方文人的成分，但北方文学水平不如南朝，于此亦可见一斑。我们对比一下魏收所著《魏书》和南朝沈约所著《宋书》，自然不难看出，如论文辞的华美，前者显然远不及后者。

对于南北方学术的差异，古人已经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应该说这种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

北方的粗犷不仅表现于文学方面，在书法方面也有所表现。南北朝时期，书法明显分裂为南北两派，清代大学者阮元早已精辟地归纳为“北碑南帖”。北方最精美的书法作品往往都是碑刻，而南方最精美的书法作品则大多是尺牍。北派书法，继承了汉隶的遗风，笔法古拙劲正，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楷书；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行书。如果说南北两派的代表作，则南方是梁朝的《鹤铭》，北方是北魏的《郑文公碑》。总体来说，北书刚强，南书蕴藉。

随着北方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大量本族或外族的音乐。北朝的舞曲不仅受到以鲜卑音乐为代表的北方民族音乐的影响，也受到来自西域的域外音乐的影响。在舞蹈方面，北朝虽然是华戎兼采，但占主要地位的是北方民族的舞蹈。北朝也有自己的创造，周武帝平齐，作《永安乐》，“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所谓“犹作羌胡状”，说明北朝的舞蹈受“羌胡”音乐舞蹈影响很深。(www.xing528.com)

在北朝，有故事情节的歌舞逐渐流行，《旧唐书·音乐志》列述的那时最主要的歌舞戏，有《代面》《踏摇娘》等。

《代面》又称为《兰陵王入阵式》。传说北齐的兰陵王高长恭勇武善战，但因貌美少威，所以每次作战，都戴上形状狰狞的假面具，令敌人望而生畏。歌舞表演时扮演者着紫衣，束金腰带，执鞭戴面具，作“指挥击刺之容”。《踏摇娘》也产生于北齐，说的是当时有一姓苏的平民常酗酒嗜饮，每逢醉后就打妻子，他的妻子愤怨不已地向邻里哭诉。表演时由男人着女人衣服，边歌边舞入场向人们诉苦。每唱一段，旁观的人合着舞蹈节奏齐声和唱：“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之后有扮演丈夫者入场，两人做殴斗状。显然，这是一出逗人笑乐的讽刺性喜剧。这几种民间歌舞表演，只有笛、拍板、腰鼓、两仗鼓伴奏，但已结合了歌舞、人物装扮和故事情节，表演中有化装、帮腔、换场，已经是戏曲的雏形了。

从龙门石窟的造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4种当时的乐器，其中以笛、笙、排箫、鸡娄鼓、筝、阮、铜钹等乐器为多，说明这些乐器在当时社会上已普遍流行。北朝流行的14种乐器中，有8种是传统乐器，其余6种为新传入的乐器。当时最为流行的乐器有7种，其中民族乐器5种，其余两种为新输入的域外乐器。

北方民歌比南方民歌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在各少数民族中，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北魏在太武帝统一北中国以后，曾大量接受了先进的汉族音乐文化。鼓吹乐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利用了鲜卑族民歌曲调，填新词共150章，叫作“真人代歌”，也被称为“北歌”。后来南朝的统治者陈后主，还专门派宫女去学习这种“北歌”，在南朝的宴会中演奏，称为“代北”。这时候南北方的鼓吹乐不但都加入了“北歌”，而且还吸收了中原地区流行的吹乐器“筚篥”等少数民族乐器，因此，无论在曲调上还是在乐队编制上，都有了新的面貌。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约60首。“横吹曲”本来是北方少数民族在马上演奏的乐曲，因为用的乐器是军鼓和号角，所以称作“鼓角横吹曲”，这里指的是战歌。“梁鼓角横吹曲”并不是梁朝民歌，而是梁朝乐府机构保存下来的流传到南方的北朝乐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敕勒歌》《企喻歌》等。

《敕勒歌》就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首。高欢在晋阳病危时，曾挣扎着接见当时的权贵大臣们，让铁勒族将领斛律金演唱《敕勒歌》，高欢与之唱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不觉流下了眼泪。现在保存下来的《敕勒歌》的汉语歌词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只有27个字，但出色地描绘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受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影响，北朝的民歌也表现出粗犷质朴的风格。如《折杨柳歌辞》：“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地驱乐歌辞》：“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这种风格的情歌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南朝。

佛教虽然至晚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中国境内信奉佛教者一直数量非常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佛教在汉人的眼中还是一种异域胡人的宗教。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这与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曾有大臣进谏后赵的羯族统治者石虎，提出佛是胡神，不是中原皇帝所应信奉的，石虎的答复是：“我虽然现在统治着中原，但我本是出生在胡地的羯族，佛是胡神，不正是我应该敬奉的神吗？”当时的一些佛教高僧也注意到了统治者对待佛教态度的转变，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利用统治者的支持大力传教。南北朝时期的名僧释道安就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统治者的支持，佛教的广泛传播是非常困难的。在少数族统治者与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南北朝时代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宗教。北魏有寺院3万余处，僧尼近200万人。南朝虽然不及北朝发达，但后人也曾慨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的寺院又何止480处，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南朝的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2015所，到梁代则达到2846所。

随着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也逐渐出现了南北的差异。在南北朝后期，在南方开始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在后代的发展，使佛教最终完成了本土化过程，形成中国式佛教或者说汉传佛教、汉地佛教，直到今天仍是佛教最重要的分支。而北方的佛教更多地受到西域的影响，较多地保存了佛教初传入中国时的形态，其最大的特点是石窟造像。中国四大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出现在北朝。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分别位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和后期都城洛阳附近。

今天的大同，古时称平城，是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自398年北魏太武帝迁都平城后，这里作为北魏的都城共经历7帝96年。位于大同市区西16公里处武周山麓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452）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之间，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统治阶级的倡导扶持下，在北方兴起了一个开窟造像的热潮。龙门石窟，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山（伊阙）。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大规模在此开凿石窟，直至晚唐。历代帝王在龙门山阙口东西两山断崖所凿，共计有窟龛2100余座，题记3680种，造像97000余尊。保存了自北魏以来历代大量佛教艺术，通称龙门石窟，或龙门造像。

这时龙门石窟普遍出现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的服装，呈现出划时代的特征和风格。至此，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这种新的艺术风格普遍出现和形成于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诸石窟，所以称其为中原风格。

中原风格不仅可以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中看到，而且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人、元邵墓出土的陶俑、洛阳出土的北魏画像石棺、流落海外的宁懋石室和孝子画像石等中均能见到。

还应提到的是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共有泥塑、雕刻、绘画以及薄肉塑四种形式的飞天。虽然飞天的故乡在印度，但麦积山石窟的飞天却是中外文化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神仙融合而成的中国文化的飞天。她没有翅膀，她是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只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的美丽少女，是中国古代艺术家最具天才的杰作。同时，在壁画、雕塑中出现的舞蹈、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总体说来，北朝在军事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文化方面却明显落后于南朝。不仅南朝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优于北朝，就是思想、艺术、文学等方面，南朝也都明显地超越北朝。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意识到在文化方面远逊于南朝而做出的努力。孝文帝重用从南朝来投奔的文人士大夫，引进南朝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物，表现了拓跋鲜卑的统治者要在文化方面也胜过南朝的期盼。

在孝文帝改革期间，南北朝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差距日益缩小，已经出现了南北合流的趋势，但在文学、艺术、风俗等方面，文化上的南北朝却仍然如故。更为重要的是，孝文帝发展北朝文化的方法，不是吸纳汉文化的先进因素，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是强制鲜卑人全盘汉化，以丧失本族文化特色为代价，追求形成与南朝相同的文化并在层次上超越南朝。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会受到鲜卑人的抵抗，因而是行不通的。在北魏末期至东魏、西魏期间出现了对汉化趋势的反动，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孝文帝虽然4岁就登上了皇位，但年仅32岁就去世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显然还来不及完成他的文化改革工程。继任的北魏帝王们逐渐失去了对文化方面的关注，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奢靡的享乐，北朝的文化也就由孝文帝时走向全面汉化回归到其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成为与南朝文化相平行的另一种中国主流文化。当迁入黄河流域的北方各族没有融入汉族之中时，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尚可以理解为南方汉族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可是，在黄河流域各族与汉族融合以后，这种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就完全表现为汉文化自身的区域差异了。

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汇，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趋于多元化。

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汇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北朝文化的出现，对于后来北方民族的社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时今日，中国文化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些都应归功于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所作的贡献。由此南北两地共同发展，为后来隋朝统一，以及强大的盛唐王朝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璀璨绚烂的大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