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爱之乱中，拓跋浚在乳母常氏的保护下得以幸免，即位后，拓跋浚封常氏为皇太后，事之如生母。乳母竟然成为太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闻。正是在常太后的干预下，后来的文明太后冯氏才得以成为拓跋浚的皇后。
文明太后冯氏是北燕主冯弘的孙女，但她出世时，北燕已经被北魏灭掉好几年了。冯氏的父亲冯朗在北燕时因担心受到继母慕容氏的迫害而逃到北魏，在冯氏出生后不久，冯朗因罪被杀，冯氏也因此沦落为北魏宫中的婢女。13岁的拓跋浚成为北魏的皇帝之后，年仅11岁的冯氏被立为贵人，她的生活自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常太后祖籍辽西，与冯氏既是同乡，又都是北燕之后，所以对她格外照顾，冯氏在14岁时就被册封为皇后，打破了汉人不可以做皇后的北魏祖制。
拓跋浚26岁时去世，其12岁的儿子拓跋弘即位。北魏皇帝与皇子结婚和生子年龄之小，是中国其他朝代所无法相比的。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婚龄最低的时期，有学者研究，这与战乱年代人口的高死亡率有着直接的关系。
拓跋弘的生母李氏早在其被立为太子之后，即依照“子贵母死”的北魏规制被赐死，他是在冯氏的抚养下长大的。冯氏设计除掉了控制朝政的权臣乙浑，临朝称制，从此成为北魏实际上的统治者。
冯氏青春守寡，耐不住深宫寂寞，在掌权之后时常选美男入宫相伴，据说协助冯氏开始北魏政治改革的李冲，最初也是作为冯氏的情人而得到冯氏信任的。对此拓跋弘深为不满，最终找借口杀了冯氏最相好的情人李弈，这成为母子反目成仇的导火线。在冯氏的逼迫下，拓跋弘不得不在18岁的时候让位给他年仅5岁的儿子拓跋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一次临朝执政。退位成为太上皇的拓跋弘不甘心放弃手中的权力，他不仅仍旧时常发布诏书干预朝政，甚至还亲自领兵出征，因此，最后被冯氏毒死。
虽然私生活不大检点，但冯氏执政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如推行均田制、三长制和租庸调制度等，保证了北魏朝廷的租税收入和徭役征发，使北魏的国力稳步增强。经过这一系列改革，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最终摆脱了游牧生活的影响，开始成为典型的中国式的封建王朝。也正是这一系列改革，使拓跋氏的政权获得了中原汉族士大夫的认同，使之能够在中原地区存在下去，并被认为是中国正统王朝之一。490年九月，冯氏病逝后，拓跋宏亲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北魏孝文帝。
由于冯氏长期的熏陶，拓跋宏从小就受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的教导，他以后改革旧俗，实行汉化，都与秉承祖母的教导分不开。拓跋宏认为，在冯太后以前的北魏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不知道振兴文教，他要遵照文明太后的教诲，沿着她开创的文治道路，把改革进一步延续、深化下去。
孝文帝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北魏自398年定都平城，到孝文帝时期，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平城再也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地理上看，平城地处偏远，不是全国的地理中心，不便于统治中原地区；从经济上说，平城地处雁门关以北，气候寒冷多变，土地贫瘠，多发灾荒，粮食供应经常发生困难；从军事上说，在统一了北方以后，北魏的战略方针已经转向南方，需要充分利用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平城地处北方边境地区，不具备向南开拓的战略条件；从政治上看，北魏统治者要实行汉化政策，实现与汉族地主的进一步合作，必须离开鲜卑守旧势力的集中地。而洛阳地处黄河、洛水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均很发达，且交通便利，迁都于此，便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进而攻伐江南，统一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孝文帝亲政以后便下决心迁都洛阳。
但是，迁都洛阳是牵系着鲜卑贵族利益的大事，他们贪恋旧土，难舍在故土的既得利益，如果贸然行事，必然会遭到鲜卑保守势力的群起反对，于是孝文帝制订了一个周密计划。
孝文帝劝说鲜卑大贵族们：“我贵为天子，稳坐平城多好，何必长途劳顿！迁都洛阳，还不是叫我们鲜卑人的子弟到那里增长见识，征灭南齐，打下一统江山！如果不迁都，我们在这里孤陋寡闻，子弟们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什么也学不到，什么也不懂，怎能实现祖宗的创业大计！”但反对者仍然很多。
493年九月，孝文帝以南伐为名，亲率三十万大军南下，特命鲜卑旧贵族随行。当时正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大军行进不便，当三十万大军开进到洛阳之时，众人无不兴奋以极，认为可以好好歇歇。鲜卑旧贵族长期居住北方，气候干燥，忍受不了雨淋风侵，加上长途行军，已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然而孝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不得停歇！”
众人一听，吃惊不小，李冲等人跪在孝文帝的马前，请求孝文帝停止南伐。孝文帝见此情况，大怒道：“南伐是祖宗既定的大业，现在几十万大军正在冒雨行进，还没到前线，你们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谁再阻挠南伐，我将按祖宗之法治罪！”说话间，孝文帝继续催马前进。
这时众将士、臣子齐跪在马前，哀求道：“恳请陛下罢兵。”孝文帝见时机成熟，大家已中了圈套，趁势下马，训斥他们说：“现在我们兴师动众，率三十万大军南下伐齐，如果无功而返，何以见世人？朕世代深居朔北，早想南迁中原，如果依照众卿之意不再南伐，那么就该迁都于此，众卿意下如何？我们以洛阳为京城，可以等待时机，继续南伐，完成祖宗大业。”这样一说，群臣也就只好答应迁都洛阳了。
孝文帝一方面于494年正月发出诏书，把迁都洛阳的决定通知各地，造成大势所趋、圣命难违的局势；另一方面亲自回平城做工作，终于在次年九月，将六宫及文武大臣，全部迁到了洛阳。至此，孝文帝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非凡谋略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迁都这一保守势力本来会全力阻挠的大事。(www.xing528.com)
迁都洛阳并不是最终目的，为了进一步缩小民族界限，取得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人政权的支持，孝文帝开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孝文帝对官制进行了改革。他重用来自南朝的世族大地主王肃，参考魏晋南朝的制度，对北魏的官制、军号进行改革，使北魏政权组织进一步汉化。在任用官吏时，赏贤任能，重视汉族人才，凡有才能的人，不论其出身、民族、门望和地域都可以得到重用。
其次，孝文帝下令禁止官员在朝廷上使用鲜卑语，一律改为汉语。因为鲜卑语是统治民族的语言，朝廷上原来是鲜、汉语杂用的，为了方便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利于鲜卑人学习汉人的文化典籍，定都洛阳后，孝文帝下诏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由于在具体实施上存在一定难度，又做了一些调整，以30岁为界，凡30岁以下官员在朝廷上必须说汉语，30岁以上不能改变的，并不强求。于是，南迁的鲜卑人都学起汉语，逐渐消除了语言上的民族隔阂。
再次，在服饰方面，规定服装一律依汉制，禁止穿传统的胡服。鲜卑族久居北方，以狩猎为生，男人编发左衽，女人则穿夹领小袖短袄，头戴小帽。现在满口汉话的鲜卑人如再穿这种衣服，明显不协调。着装的改变，适应了中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也消除了在服饰上的民族隔阂。
对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行政命令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叶落归根，死后回到朔北、归葬祖宗的身旁仍是人们魂牵梦萦的愿望。这种思乡情结虽然情有可原，但却涣散人心，严重影响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实施。鉴于这种情况，他又做出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不得北迁。”于是原鲜卑“国人”都成了“河南洛阳人”。孝文帝是想用此方法彻底断绝鲜卑贵族回归故土的念头，死心塌地地学习汉文化。
为了使本民族与汉族更为接近，孝文帝决定将鲜卑复姓改为汉族单姓。源出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与汉族不同，标志着民族差异，不利于胡汉贵族合作，于是孝文帝诏令鲜卑族的118个姓氏，统统改为汉姓，如达奚改姓奚，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步六孤氏改姓陆等。孝文帝说，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为土，土是黄色，是万物之元，所以将拓跋氏改姓元，他的名字也改为元宏。
孝文帝又采用了魏晋以来十分盛行的门阀制度。鲜卑人本无族姓，唯以部落名称相互辨识，而北方汉族世家大族习惯以族姓、地望相标榜，两者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他们很难迅速结合在一起。孝文帝诏令依据鲜卑贵族祖先在原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的地位，以及北魏政权创立以后的任官情况制定族姓，分别门第。高者为姓，低者为族，给予鲜卑权贵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及陇西李氏相同的地位。其实质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合流，以便消除民族矛盾，加强交流与合作。
最后，孝文帝还积极推动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并且以身作则，最先与汉族地主通婚，娶李冲的女儿为夫人，又把汉族大姓卢敏、崔宗伯、郑羲、王琼的女儿纳入后宫为妃，还给他的弟弟们各娶了个汉族妻子。在他的带动下，鲜卑贵族们也纷纷与汉族权贵通婚。通过联姻，孝文帝把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地主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同时也使汉族的权贵阶层更加忠诚地为北魏王朝效劳。
政治改革就是一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变鲜卑人多年的生活习惯，一直遭到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而他重视任用汉族人才，更使一些鲜卑贵族产生了失落感。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抵抗情绪越来越严重，孝文帝坚定不移地推行鲜卑汉化改革，以强有力的手段，严厉打击保守势力，维护改革成果。
孝文帝诏令鲜卑人讲汉语，许多大臣反对。尚书仆射李冲说：“四方之语，种类很多，哪有什么谁是谁非，应以皇帝讲的语言为正统，何必改旧从新呢。”孝文帝严厉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国家重臣，竟然说出如此守旧之言，实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应受惩处！”吓得李冲赶忙请罪。孝文帝如此认真的态度，镇住了反对讲汉语的大臣们，使朝廷上下统一了认识。
对于反对改革、阴谋造反的，无论是恩人还是亲人，都坚决予以镇压。尚书右仆射穆泰，贵为驸马都尉。孝文帝初立时，冯太后曾想废掉他，多亏穆泰竭力劝阻，孝文帝的皇位才保住。但是，穆泰坚决反对迁都，借故返回平城，煽动一批官员另立新君。孝文帝知道后十分愤怒，立即派得力大将元澄带兵前往镇压，穆泰就擒，其他党羽也皆入狱。
鸩杀元恂是和保守势力尖锐较量的又一事例。元恂是孝文帝的长子，被立为太子，但不爱读书，不明大理，又因为长得膘肥体胖，受不了洛阳的炎热、潮湿气候，整日东游西荡，说洛阳不如平城干燥凉爽，散布对迁都的不满言论，迎合了很多人念旧思故的心理。虽经孝文帝多次说教，仍不悔改。496年乘孝文帝出行嵩岳之机，元恂竟勾结反对迁都洛阳的反对派，密谋率先返回平城。孝文帝在前往嵩山的路上听说后，气得脸色发白，想到太子竟然不支持自己的事业，那么太子即位后，所有的改革成果都将化为乌有，不禁一阵心寒。于是孝文帝立即回京，把元恂召进宫里，不顾朝廷重臣的劝解，将元恂痛打一顿，并取消太子称号，囚禁于后宫，后又派人用毒酒将他处死。
孝文帝以赐死太子为代价，稳定了洛阳的局势，展现了维护改革成果的决心，确保了迁都、汉化政策的贯彻执行。
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快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孝文帝虽以强制的方式让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完全接受了汉文化，地处偏远的平城及其以北，即六镇地区的鲜卑族人的汉化过程却是极其缓慢的。孝文帝推行的士族门阀制度不仅使洛阳的鲜卑将士对新出现的门阀士族深怀不满，而且增强了北镇将士因丧失昔日政治地位对洛阳政权的离心力，这成为北魏末年大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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