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荣光：一个关于神兽的传说

传说在献帝邻担任首领的时候，有神人对他说：“你现在居住的这片土地比较荒凉，而且偏远，不能够在这里建立城邑，应当再次迁徙。”于是，在邻的领导下，拓跋人再一次走上迁徙之路。

与其他东北亚古代民族一样，鲜卑人也是信奉萨满教的，这段记载中所说的“神人”很可能是指拓跋部的大萨满。这一决策究竟是出自大萨满的远见卓识，还是作为拓跋人卓越领袖的邻对大萨满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拓跋人显然都相信，迁徙是神对他们的启示，必然遵行，他们为此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呼伦贝尔草原。

这个传说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拓跋鲜卑已经开始考虑建立城邑的问题了。安土重迁、建立城邑，这显然是农耕民族特有的思维，从传说中我们看出拓跋人已经存在对农耕经济与定居生活的向往，这是他们后来离开草原南下的最主要动力。

需要提到的是，此时拓跋鲜卑可能已经步入部落联盟时期。拓跋鲜卑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部落，而是一个部落集合体的名号。从目前的记载来看，拓跋鲜卑至少控制了七个部落，分别称为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由拓跋鲜卑最高首领的七个兄弟分别统辖，这七个部落连同原来的拓跋部，即所谓的拓跋氏，构成了拓跋部下属的“八国”。后来，邻又将其叔父的后裔从拓跋氏中分出，单立为乙旃氏，将与其亲属关系较远的各宗族组成车焜氏，与上述的“八国”一起构成拓跋鲜卑人的“十姓”。在迁徙的过程中，拓跋部控制的部落集团在逐步扩大，“十姓”构成了这一不断发展壮大的部落集团的核心，在北魏立国后，“十姓”也被称为帝室十姓。

我们不敢肯定，十姓是否都出自拓跋鲜卑，我们甚至无法断定，十姓是否都是“纯粹”的鲜卑人。从拓跋部的迁徙经历来看，更为可能的情况是，作为拓跋鲜卑核心的十姓，已经包括非鲜卑人的血统，已经是鲜卑人与匈奴等草原民族相融合的产物。在此后的迁徙中，拓跋部所吸纳的民族成分就更为复杂，我们几乎可以将拓跋鲜卑视为多个草原民族与鲜卑人的混合体。

当拓跋鲜卑接受神人的启示准备开始迁徙时，据说拓跋部的最高首领邻年事已高，为了更好地领导拓跋部完成迁徙，邻传位给诘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这次迁徙，拓跋部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遗憾的是，对于这次迁徙的过程，史书没有具体记载。根据《魏书》的记载我们仅仅知道，这次迁徙是“南移”，途中经历了许多困难，“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由此推测，拓跋部的这次迁徙，很可能是由呼伦湖附近南下，沿大兴安岭山麓向西南方向迁移。他们迁徙的路线大概不是一直向南的，途中可能有过多次曲折，这样才会一次次翻越高山、跨越深谷，可能还受阻于林中或草原边缘的沼泽地。多数学者认为，拓跋部自呼伦贝尔草原南下后，曾经穿越锡林郭勒草原，在南杨家营子（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约35公里处）一带作过短暂的停留。

由于迁徙中遇到重重困难，拓跋鲜卑人多次希望停止迁徙，但是诘汾不同意。传说，拓跋鲜卑人在迁徙中面临困境时，曾经有神兽降世，此兽形似马但非马，声如牛但非牛，在神兽的先行带领下，拓跋鲜卑人历经一年才走出了困境。

有人认为此神兽就是“鲜卑”，鲜卑人因此而得名。但对于引导拓跋人迁徙的神兽是不是“鲜卑”，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鲜卑”一词的应用是很广泛的。不仅用“鲜卑”作为族名，还以“鲜卑”来命名兽、命名山、命名水，以至鲜卑人喜爱的一种衣带也被称为“鲜卑郭落带”。多数学者承认，“鲜卑”一词最初是一种兽的名称，但其原义是什么，具体指的是什么兽，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有的学者认为，鲜卑是“犀比”的音转，鲜卑人以犀牛为图腾；或者认为，“鲜卑”为东胡语，意思是“犀”，东胡人视犀牛为瑞兽，因此东胡语中称犀牛的“鲜卑”一词，也可以意译为瑞兽。还有的学者认为，“鲜卑”可能是指东胡人中流传很广的神兽——独角马。

有的学者认为，“鲜卑”一词为东胡语“瑞”“神”的意思，根据史书中对引导拓跋部迁徙的神兽类马非马、类牛非牛的记载，并结合目前已经发现的鲜卑人的鹿纹青铜牌饰，认定“鲜卑”一词最初是指驯鹿；并认为在鲜卑人的观念中，鹿往往作为祥瑞或神之象征，鲜卑人极有可能将其崇拜为“瑞兽”或“神兽”，因此，传说中的神兽的原型应该是驯鹿。

驯鹿，又名角鹿，体长100~125厘米，肩高100~120厘米，有“森林之舟”的称号。从形态上讲，驯鹿“角似鹿非鹿，身似马非马，头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和所述“神兽”颇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从功能及用途上讲，驯鹿能负重百斤，善于穿越森林和沼泽，拓跋鲜卑人极有可能借助于驯鹿才最终摆脱了迁徙中遇到的困境。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民族还都畜养大量的驯鹿，以便在迁徙中负重。如果我们将草原游牧民族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将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民族称为驯鹿背上的民族，他们的家、他们的一切，在迁徙中都是靠驯鹿来驮运的。

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鲜卑”一词的原意是“瑞”或是“神”。据《史记索隐》的说法：“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洛”为“Kwuk-luk”的音译，意为兽，“鲜卑”为“Sai-bi”的音译，其义为瑞、为神。两者合在一起，“鲜卑郭洛带”的意思就是神兽带。通常认为，“鲜卑”就是诘汾南迁途中遇到的“神兽”，但这种神兽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很可能与汉族的神兽龙一样，这种神兽仅仅存在于鲜卑人的想象中。(www.xing528.com)

也有的学者指出，目前我们根据满语“sabi”而将“鲜卑”一词解释为“瑞”或“神”的做法是欠妥当的。首先，基于现代民族的语词含义向上溯，去比附古代民族语词的含义，这种研究思路就是有问题的。语词的意义在其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现代满语的“sabi”就是古代鲜卑语中的“鲜卑”一词。其次，发音相近甚至相同，但意义却相差很远的语词是相当多的，即使满语“sabi”与鲜卑语中的“鲜卑”一词发音相同，也不能证明两者的词义也是相同的。在通古斯语族中，如鄂伦春语，sabi的意义是“鞋”，而非“祥瑞”，发音相似的词汇还有sarbu、sabu、sapki、sap，分别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赫哲语和锡伯语中的“筷子”，在蒙古语族中的达斡尔语，“鞋”一词的发音也是sabi。

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鲜卑即“兹白”，二者发音相似，可能是同音异写。所谓兹白，就是传说中的驳，也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駮”，据说这种神兽状如白马，锯牙，能食虎豹。鲜卑墓葬中出土的带头图像，有所谓“飞马”或“神马”，其形状特征大概是：形状似马、顶上一角、尾有歧形、有蹄有爪、有翅能飞、头部宽大等，与《山海经》中对“駮”的描述是极其相似的。可能鲜卑人的瑞兽，是指鲜卑人传说中的一种飞马。

其实，在鲜卑诸部中，拓跋部的南迁是比较晚的。在传说中拓跋部遇到神兽的时代，其他鲜卑人的部落已经活动在漠南草原了，中原的史家早已经将这些来自遥远北方的民族称为鲜卑了。显然，鲜卑一词作为族名的做法，远早于用来称呼瑞兽。而鲜卑族的得名，史书中记载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们起源于鲜卑山，因而其他民族才以其发源地的山名来称呼这些人，渐渐地，他们也就接受了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新称谓，自称鲜卑了。至于山名与兽名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联系，却是一个难解之谜。

也许，这种出现于拓跋鲜卑人传说中的神兽，原本出自想象，是存在于乌有之乡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将其拉入现实中进行研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误。

不论拓跋鲜卑人遇到的神兽是不是鲜卑，反正据说他们是在传说中的神兽的引导下渡过了难关，最终完成了迁徙。关于拓跋部迁徙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当他们再一次出现在中原史家的视野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匈奴故地”。史书中记载的“匈奴故地”在今天何处，史学家们到现在也拿不出定论，有人说在鄂尔多斯，有人说在河套地区，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应是在阴山山脉。

阴山，其蒙古语名字为“达兰喀喇”，意思为“七十个黑山头”。阴山山脉是古老的断块山，它东起河北东部的桦山，西止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中部的狼山。东西连绵长达1200余里，南北宽达50~100公里，横亘于内蒙古中部地区。

这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限，起伏不定的山峦成为自然地理景观的主旋律。山区中植被稀少，仅在东段的阴坡有小片森林，生长有白桦、山杨、杜松、侧柏、油松、山柳等树种。中段和西段山地散布有大小不等的山地草场，历史上曾是重要的牧区。山脉内部的盆地中心及山前地带有数个积水形成的湖泊，著名的有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

阴山山脉南北气候差异显著，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分界线。一般来说，山区本身是农牧交错地带，山区既可以为畜牧业提供优质的冬夏牧场，条件较好的山间盆地也可以发展旱作农业，种植春小麦、莜麦、马铃薯等作物，只不过单位面积产量低而且不稳定。而阴山山脉南麓的河套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存在发达的精耕农业，素有“塞外米粮川”的称号。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个以阴山山脉为中心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向东延伸至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一直伸展到沙漠的边缘。这一过渡地带对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盛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农耕民族牢牢地控制过渡地带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将精耕农业推广到这一地区，还能以此为基地，发兵深入蒙古草原；而当游牧民族占据过渡地带后，向南已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南下牧马、问鼎中原了。可以说，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竞争中，谁控制了过渡地带，谁就握有主动权。

秦始皇曾经命大将蒙恬北伐，就是与匈奴人争夺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西汉初年，匈奴人牢牢地控制着过渡地区，也就一直在与汉王朝的战争中占上风；汉武帝北伐匈奴，迫使匈奴人撤离阴山之后，匈奴人再经过阴山时，没有不为之哭泣的。此后，匈奴也就在对汉王朝的战争中处于下风了，直到他们不得不远离蒙古草原西迁。鲜卑第一英雄檀石槐也是兴起于这里，只是在此之后，无论黄河流域还是蒙古草原，都处于混战与割据之中，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间的矛盾不再明显，过渡地带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现在，一个从未受到重视的北方部族迁入这一地区，一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将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匈奴故地”，这片曾经是匈奴单于头曼和冒顿兴起的地方，现在又养育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即将纵横中国北方的民族，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目即将由这里开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