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的荣光：拓跋人的蜕变与成熟

或许嘎仙洞一带就是从前的大鲜卑山，或许大鲜卑山还远在嘎仙洞以北的某个地方，但无论如何，嘎仙洞一带也应该是拓跋鲜卑南下迁徙过程中曾经路过的地方。可以肯定，拓跋鲜卑人早期的迁徙，是沿大兴安岭逐步南下。在山区中南向移动，气温变得越来越温暖湿润，自然资源越来越丰富，已经可以解决拓跋鲜卑人的衣食问题，使他们一时之间还不必离开这座生活了上百年的大兴安岭。

美丽、富饶的大兴安岭养育了鲜卑人，保护了鲜卑人，使他们能够摆脱强敌，在林海中默默地发展；但大兴安岭的美丽、富饶，也使得鲜卑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讲，渔猎采集活动还仅仅是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来解决人类的食物问题，人类还不知道如何生产食物。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是极低的。当林区中的民族人口繁殖突破了森林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山中的民族就不得不开始迁移，向大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倾泻那些多余的人口。

公元1世纪，曾经雄踞蒙古草原的匈奴人走向了衰落。其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匈奴人西迁，另一部分南移保塞。草原上的人口密度为之大幅度降低，大量的鲜卑人乘机从大兴安岭中走出，进入蒙古草原。林区的人口压力因此而降低，为南迁的拓跋鲜卑人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使得他们并不忙于走出大兴安岭。

根据《魏书》的记载，大约在1世纪上半叶，拓跋鲜卑人在宣帝推寅的率领下南迁。拓跋鲜卑人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沿西南方向一路而下。起初他们所遇到的自然环境并非是完全陌生的，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他们在继续着从大兴安岭带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适应新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即学会如何在草原地带获取食物。不管拓跋鲜卑人迁徙到何处，求得生存已经成为他们在新环境下的第一要务，而且学习如何获取食物的本领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南迁过程。

拓跋鲜卑人每迁至一地，都给当地带来异样的文化特征。随着他们一代代的繁衍生息，他们在途经的每一寸土地上深深地烙上了兴安岭的印记，在每一种异族文明中种下森林文化的基因。在拓跋鲜卑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桦树皮制品，如桦皮棺、桦树皮弓带、箭囊、壶形器、罐形器及器底等。这种场景无不使我们联想到巍巍兴安岭深处的白桦林。或许拓跋鲜卑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期望亡人的灵魂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大兴安岭。

拓跋鲜卑人途经根河流域的拉布达林和七卡（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右旗），这里只是他们长途旅行中的一个小小驿站，或许他们真的在长途跋涉中感到了劳累，要在此小驻片刻。这里离大兴安岭并不是特别的遥远，依然可以望见茂密的树林；这里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没有高山峻岭的阻挡，没有参天古树的遮盖……面对眼前一望无垠的草原，面对渐渐远去的根河水，他们或许稍稍犹豫了一下，以决定何去何从。

由于取水的需要，河谷常常成为古代民族迁徙的最重要通道，河谷两侧的冲积平原不论如何狭窄，也可以为迁徙者提供平坦的大道。在进入根河流域后，拓跋鲜卑的祖先们很可能是沿额尔古纳河的河谷进一步迁徙。

额尔古纳，蒙古语“捧呈”“清洁”“弯曲”之意，额尔古纳河流域属大兴安岭山麓地带，地势东高西低，地形呈狭长状。北部连接大兴安岭，林海莽莽；南部是微波起伏的草原丘陵。数百条大小河流如玉带般纵横交错，汇入额尔古纳河，成千上万的山泉恰似珍珠般点缀其间。

额尔古纳河水系流域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水草丰美，鱼类品种很多，动植物资源丰富，宜农、宜牧。然而，拓跋鲜卑人并未因此而停止迁徙的步伐，他们用尘土掩埋好逝去同伴的尸体，身影渐渐远去，而伴随亡人灵魂的，只有那片白桦林。

我们无法洞察拓跋鲜卑人继续前行的真实想法，任何文字在他们的执着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或许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新的视野，让他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憧憬；或许是额尔古纳河流域还无法彻底地摆脱大兴安岭的影子。他们背对着兴安岭渐渐远去。

虽然一望无垠的草原并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他们成群结队而行，但心灵无疑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也许能够驱散他们心灵上孤独寂寞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吧。

拓跋鲜卑人在迁徙中学会成长，走向成熟，脚下每一个脚印都是他们不断进步的见证。他们努力地学习着大兴安岭深处所没有的新鲜事物，他们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蹒跚漫步……最终他们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呼伦湖东畔暂时停驻下来。

呼伦湖又叫达赉湖，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湖水澄澈，浩渺如海。呼伦贝尔草原就因呼伦湖与贝尔湖而得名，它们仿佛草原的一双明眸，是那样的含情脉脉。

关于呼伦湖与贝尔湖，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一对情侣，姑娘能歌善舞，才貌双全，叫呼伦；少年力大无比，能骑善射，叫贝尔。他们为了拯救草原，追求爱情，与草原上的妖魔奋勇搏杀，呼伦化作湖水淹死了众妖，贝尔为了寻找爱人勇敢地投湖，他们双双化作了一对相望于草原的明珠——呼伦湖与贝尔湖。

呼伦湖每年春季都有南雁北来，在此脱毛换羽，产卵孵化。拓跋鲜卑人如同那些脱毛换羽的鸟儿一样，也在呼伦湖畔蜕变、新生。

呼伦湖畔处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离大兴安岭比较遥远，在这里已经看不到高山、树林，只有一望无垠的草原。面对这一全新的自然环境，拓跋鲜卑人或许带着异样的惊喜，认真审视着这里，如何才能适应环境并生存下去呢？(www.xing528.com)

呼伦贝尔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邻中蒙、中俄边境，北起额市根河南界，南至中蒙边界，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牧场之一。这里的野生资源极为丰富，有天然种子植物653种，牧草茂密，每平方米生长二十多种上百株牧草。这里地势坦荡，绿波千里，一望无垠，只见蓝天与绿地相接一线，不禁让人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呼伦贝尔草原还散布着上千个大小湖泊，宛如镶嵌在绿茵毯上的钻石。草原风光奇美绮丽，令人心旷神怡。

在最初的日子里，拓跋鲜卑人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为了使每个成员能够存活，他们组成了以大家族为单位的联盟。每个大家族中推举一位长老，大家都服从长老的领导，长老在生产、生活、战斗中具有权威。他们在联盟中一起生产，均分食物，甚至联合抵抗异族的侵袭。这种合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的存活，使之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在呼伦贝尔草原靠涉猎、采集来获取食物，无疑是不足以保证生存的，处在与大兴安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很难也不可能保持那种古老的获取食物的方式。因而他们开始仿效其他民族，过起畜牧迁徙的生活。这一转变对拓跋鲜卑人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崭新的游牧民族即将在呼伦湖畔诞生。

拓跋鲜卑人在生产方式的大转换过程中，他们身上原有的森林痕迹是不断减少的。在呼伦湖东畔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墓葬中有桦皮制品了，反之，倒可以发现各种异民族的痕迹。至晚在这个时期，拓跋鲜卑已经开始辫发，因而被异族蔑称为“索虏”。

拓跋鲜卑人在呼伦湖畔“脱毛换羽”的过程，受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特别是匈奴人在此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拓跋鲜卑人第一次和其他民族直接接触。这是一个互相碰撞交融的过程，拓跋鲜卑人从匈奴人身上学到了各种游牧技术，同时也有部分匈奴部众加入他们的行列。

公元1世纪中叶后，匈奴统治集团分裂，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从大漠南北向东北流亡，与正在由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迁徙的拓跋鲜卑相混合。史书记载，“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现在学者普遍认为，这里所说的“索头”就是拓跋鲜卑，由于他们的部落融入了数量较大的匈奴人，风俗文化的各个方面受匈奴人影响较深，因而被古代史家误认为是匈奴人的一支。

在鲜卑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匈奴主体部分西迁、鲜卑人入主蒙古草原之后，鲜卑人与匈奴人的通婚应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北方民族与汉族一样也是按父系血统计算亲属关系的，匈奴男人娶鲜卑女子为妻，生下的孩子也被视为匈奴人。但为了将这种混血的匈奴人与“纯粹”的匈奴人相区别，当时北方各族称之为铁弗匈奴。出于同样的原因，鲜卑男人娶匈奴女子为妻，其子女被称为拓跋鲜卑。甚至有人认为，“拓跋”一词的含义就是“鲜卑父胡母”，所谓的“胡”在当时就是指匈奴。

无论如何，匈奴人对拓跋鲜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呼伦湖东畔的考古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与匈奴器物相似的遗物，如铜环、铜带扣、铜装饰、各种质料的串珠组成的项饰，甚至还有骨制的鸣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呼伦湖东畔的考古遗迹中，还发现了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的，从较远的地方输入的器物。如，黄河流域标志性器物——三足陶鬲，源于汉族地区的绢、麻，还有作为装饰品的玛瑙、珊瑚，大约也来自南方地区。至此，一幅民族交融的壮观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拓跋鲜卑在呼伦湖东畔居住了两个世纪左右，又继续南下。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由于在迁徙的过程中遇阻于沼泽，他们不得不重新北上、西进，到达呼伦湖之北的扎赉诺尔（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

此时，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活已经趋于成熟，劳动产品不仅可以满足部族成员日常的生活，还有了剩余。私有制开始出现，贫富差距鲜明，个体家庭出现，以大家族为单位的结盟组织走向解体。拓跋鲜卑人的生产方式也开始走向多样化。游牧经济不断得到发展、成熟，而且还可能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在扎赉诺尔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发现一些残存腐烂的谷壳。同时他们还保持了一定的狩猎经济。拓跋人的生产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前的手制夹砂陶已经消失，出现了种类繁多的精致轮制陶器；铜器的种类不断增多，骨器的使用范围在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铁器开始得到大量的应用，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各种锻造的马具和武器。

我们也可以发现，拓跋鲜卑在扎赉诺尔时期所受到的先进文明的影响比完工时期更为显著，特别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在加重。在考古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轮制的双耳陶管和角器上刻画着龙形纹饰，还发现了中原的输入品——规矩镜、“如意”锦片和木胎漆奁。匈奴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也很突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具有匈奴风格的铜饰品、马具和武器等。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为拓跋鲜卑人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多元的民族文化交融促使他们发生着蜕变、新生与成熟，正是这样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使他们不愿意回到那遥远、闭塞的大兴安岭。或许他们已经渐渐忘记了那曾经的乐园，忘记了回家的路。

可以说，拓跋鲜卑人由大兴安岭深处到呼伦湖畔，是他们重新得到锻造的一个过程。他们从森林到草原；从渔猎经济到游牧经济；从山区单调的生活到山外的五彩缤纷；从单一的文化构成到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在与其他草原民族相融合之后，拓跋鲜卑逐渐发展为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将从这里走向蒙古草原，也将作为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国历史打上他们的深深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