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沙面堂与历史紧密关联，记录显示沙面要事日记

文字记录显示，基督教沙面堂似乎与非常早期的历史有着紧密关联。因此，在这里提及一下1861年沙面岛建成之前发生的若干事件，应该还是很有意思的。

1847年5月4日，塞缪尔·班克斯（Samuel Banks）牧师离开英格兰剑桥郡（Cambridgeshire）哈德纳姆（Haddenham）教区，启程前往中国，在广州担任为英国驻广州领事官员服务的特遣牧师。他的日记摘录显示，1847年9月19日，他在广州一座位于商馆区的临时建筑物内，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礼拜和对公众布道。他在1847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在准备成立教会组织。”直到1848年年底，教会才得以成立。1848年12月29日，教会举办了首场礼拜活动。遗憾的是，塞缪尔·班克斯牧师由于重病而无法在礼拜活动上履职。不久，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随即返回了英格兰。

当时，负责教会事务的机构叫作广州基督教协会（Canton Church Society）。协会的文字记录证实，广州的英国居民在1849年募集到了6891.67银圆的捐款。英国政府依据乔治四世《第六法案》第57章^[1]，向他们划拨了同等额度的款项。这个曾经由塞缪尔·班克斯牧师担任过特遣牧师的教会，利用手头上的13783.34银圆，在商馆区建起了一座教堂。不过，这座教堂被一场发生于1856年12月14—16日的大火烧毁，仅存的遗物就是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人们从废墟中找回这块石碑，将它重新安放在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沙面堂内。

石碑位于基督教沙面堂第一开间的布道坛正上方，面向管风琴。碑文如下：

纪念于1847年12月在黄竹岐遇难的帕特里克·麦卡蒂（Patrick McCarte）、亨利·鲍克威尔（Henry Balkwill）、亚历山大·斯莫尔（Alexander Small）、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约翰·贝拉米（John Bellamy）和威廉·拉特（William Rutter）。这块石碑由他们在广州的朋友和同伴所立。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马太福音》（Matt.）第24章第44节

在结束回顾这段早期的历史之前，要特别说一点有意思的细节。塞缪尔·班克斯牧师在184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去了一趟黄埔村，视察了去年在黄竹岐被杀害的6个可怜人的坟墓。同时，他被请求题写一篇墓志铭。一块刻有这篇墓志铭的厚板将会被安放在新建的教堂内，以示对逝者的纪念。”

黄竹岐是一条位于珠江西航道白沙河南岸的小村庄，距离沙面大约4英里。自古以来，那里的村民世世代代从事着切割加工花岗岩石板和墓碑的“贸易”。根据历史记载，这一行6名英国人在一次意外交火中，因寡不敌众而被杀。

现在，让我们来到建设当前这座基督教沙面堂的年代。1861—1864年，中国政府通过在北京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向当时的广州基督教协会理事连本带利支付了18464.20银圆，作为对烧毁商馆区教堂的赔偿。当沙面岛建成之后，第5号地皮被留作教堂用地。人们利用收到的赔款，在这块地皮上建起了如今的基督教沙面堂和牧师楼。

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沙面堂落成的确切日期，以及是否在教堂用地、教堂和牧师楼举行过奉献仪式的文字记录。

人们推测，基督教沙面堂和牧师楼落成于1864年或1865年前后。从这些建筑落成之日起，英国政府出资捐助特遣牧师的薪俸；上交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官员的广州基督教协会账目，要经协会理事们充分验证无误；英国国民的捐款单独保管，以区别于其他国籍国民的捐款。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870年6月30日。

1867年，英国国民的捐款金额为1120银圆，其他国籍的国民则慷慨捐助了1334.89银圆。

英国政府此刻似乎已经意识到，广州基督教协会应该自食其力。因此，英国政府的拨款于1870年6月30日被撤回。

广州基督教协会随即着手开创了一番事业，并幸运地将其延续了将近七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协会只是更改了名称，以及更加精确地对教会的情况予以公告。

1885年以前，基督教沙面堂就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特遣牧师，这位特遣牧师就居住在牧师楼。每当由广州基督教协会理事委任的特遣牧师们休假，基督教沙面堂的礼拜和宗教节日活动就由居住在广州市区的传教士们前来料理。在这里，可以顺带提及一下1878年离开广州的格雷（Gray）副主教阁下。1851年，他被任命为广州的第三任特遣牧师。从那一年起，他长期居住在华南地区，一直牧养着广州的英国社区居民。

在1878年格雷副主教阁下辞职当天，F.R.史密斯（F.R.Smith）牧师被任命为特遣牧师，直到1883年才辞职前往上海教区的座堂担任特遣牧师。1883年，唐曼（H.C.Downman）牧师接任。不过，他在1885年4月离开了广州。

1885—1899年，经广州基督教协会与在广州传道的不同宗派的牧师们多次协商，后者获准在基督教沙面堂举行他们的礼拜活动。协会极其主动地为各种宗教仪式提供热心帮助，得到了受助方的书面感谢和赞赏。

应该在这里指出的是，“为了避免今后有可能出现的意见分歧和纠纷”，广州基督教协会的理事们于1894年6月13日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完成了一份信托声明。声明第四段的内容如下：

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改变广州基督教协会性质的事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协会一直都是广州的“英国圣公会分会”。然而，我们注意到广州外国人社区的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变得比以往更加国际化。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在允许西方人的新教教会使用基督教沙面堂进行礼拜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随时为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保留对基督教沙面堂的优先专用权。

随后，广州基督教协会的理事们似乎做出决定，协会应该停止操控基督教沙面堂的事务，因为协会在1895年12月恢复了“英国圣公会广州分会（British Episcopal Church Establishment，Canton）”这个最初的名称。虽然这个名称可以追溯至1866年12月31日，但是似乎在1867年2月被改成了“广州基督教协会”。

1899—1900年，所有礼拜活动都在多位与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有关的牧师带领下进行。不过，当时的维多利亚教区主教觉得，应该为所辖教区内各个条约口岸的礼拜活动，策划更为长久的安排。业已卸任的霍约瑟（Hoare）主教采取相应措施，从英格兰聘请了一位特遣牧师主持礼拜活动。这位牧师被称为条约口岸特遣牧师，在广州、汕头和厦门等口岸城市之间往来工作。尽管财政支持源源不断，但是结果证明，这项计划并未取得那些关心教会事务福祉的人所预期的成功。1906年，条约口岸特遣牧师基金被撤销。

关于礼拜活动安排的话题到此为止。1904年，来自伦敦的沃克父子公司（Messrs.J.W.Walker and Sons），为基督教沙面堂制造和安装了一台精美的双人手动管风琴。当管风琴安装完毕，登曼·富勒（Denman Fuller）先生借此举行了一场独奏演出，他当时是香港圣约翰座堂的管风琴师。从管风琴安装完毕之日起，人们对它加装了很多东西，例如一台电动鼓风机，以及由压缩空气推动的活动部件。不可否认的是，除了这台管风琴已经通过很多方式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管风琴本身也经受住了广州变幻莫测且令人煎熬的气候考验。(www.xing528.com)

1906年，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制定了一项迄今仍在实施的安排，即基督教沙面堂委员会及其理事每年向英国海外传道会华南分会支付费用，由后者负责在基督教沙面堂开展所有礼拜活动。

在结束与1905年有关的话题之前，人们不应该忘记，前任主教霍约瑟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好事。他在1905年1月28日召开的年度全体大会上说，已经起草了一份新的信托契约，委托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副领事和维多利亚教区主教，担任基督教沙面堂房产的理事。不过，基督教沙面堂的财政事务仍然掌握在英国居民手中，只是通过三人委员会代为履行。委员会的三名理事将在每年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予以任命。1905年，英国政府送出一份礼物：

通过设立信托基金，将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区第5号地皮的全部土地授予基督教沙面堂委员会理事，供居住在广州的英国人使用。依据乔治四世《第六法案》有关条款，拨出的土地用以承载教堂，举办礼拜庆祝活动。活动既可以按照英格兰教会的仪式和典礼来进行，也可以按照与英格兰教会教义原则和礼拜方式相似的宗派仪式和典礼来进行。

1870年以来，基督教沙面堂房产的权属和身份问题，一直令人大伤脑筋。不过，英国政府通过送出上述这份极其有益于广州英国居民的礼物，对相关房产进行分配，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913年年初，广州的传教士代表就星期日晚上使用基督教沙面堂举行“联合礼拜”一事，找到了基督教沙面堂委员会及其理事。对于这样使用教堂是否与信托契约内容相抵触，当时似乎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过直到1919年，人们才决定应该在某些条件下，将基督教沙面堂借给联合礼拜委员会，在星期日晚上举行礼拜活动。这项约定每年续期一次，一直执行至今，效果令人非常满意。

1922年，为了能够修筑一条宽阔的马路，位于广州城小北门外的公墓被拆除，那里原本埋葬有1858—1861年在广州战死的军人遗体。公墓基金委员会安排将遗骸迁走，重新安葬在基督教沙面堂教堂墓地内一处相应的纪念碑里。1923年1月8日，维多利亚教区主教为纪念碑主持奉献仪式。这座纪念碑有一个带台阶的基座，基座之上是一个白色的大理石骨灰瓮。纪念碑内安放着遗骸，一些军官的遗骸用金属容器装载，安放在大理石骨灰瓮内。纪念碑上开列的名单并不全面，仅仅包括如下阵亡人员所在部队的番号：

皇家海军陆战队（Royal Marines）

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

皇家工程兵（Royal Engineers）

皇家军团（Royal Regiment）

东兰开夏军团（East Lancashire Regiment）

皇家陆军医疗部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

第3孟买轻步兵团（3rd Regiment Bombay Light Infantry）

第99本土步兵团（99th Regiment of Native Infantry）

基督教沙面堂的教堂墓地内，也摆放着各种墓碑和画像碑。1928年，广州城墙被拆除，这些石碑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它们也是1858—1861年的遗物，是对当时在广州的英国皇家武装部队的纪念。

1931年，人们发现基督教沙面堂和牧师楼的屋顶都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有必要着手进行大面积的翻修。在基督教沙面堂因维修工程关闭期间，“华南之星”会所的主人和管理员们体贴地表示，星期日早上的礼拜活动可以在他们的共济会会堂内举行。

1932年1月24日（星期日），基督教沙面堂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天，维多利亚教区主教杜培义（C.R.Duppuy）牧师重新启用了这座有着崭新屋顶和其他多处改建的基督教沙面堂。

美妙的礼拜和主教的演说令这场难忘的仪式格外引人关注。主教阁下在讲话中回顾了基督教在广州的发展历史，特别提到了基督教沙面堂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1938年的基督教沙面堂风景照

1938年的基督教沙面堂内景

【注释】

[1]此处应为作者笔误。乔治四世《第六法案》第57章内容，与英国政府拨款建设基督教教堂无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