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面要事日记：1859-1938

人们可以从《巴夏礼传》中，了解到有关沙面岛^[1]起源的有趣信息和事实真相。

取代被烧毁的商馆区的选址工作，似乎是由当时还未封爵的巴夏礼先生全权处理。关于重建的最佳地点，有着许多互相矛盾的意见：商人们、官员们和中国人各持己见，一部分人希望选址在河南岛^[2]，另一部分人则建议搬到花地。大量往来信函似乎也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然而，一份1859年5月31日的公文显示，当前的新址沙面是由巴夏礼先生选定的，尽管这个选择一开始就遭到了英国商人的极力反对，同时还面临着筑堤造岛的困难和工程建设的滞后。人们通过缴纳地税的方式租借了沙面，中国政府自行订立契约筑堤造岛；工程耗资大约28万银圆，由英国政府从中国政府的战争赔款中列支。

虽然上述28万银圆作为建造沙面费用的数目，出自《巴夏礼传》这本最可靠的书籍，但是其他种种资料显示，建造任务花费了32.5万银圆。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分别支付了这笔费用的五分之四和五分之一，换取了相应比例的填筑土地。沙面岛由此被划分为两块区域，即英国租界区和法国租界区。直到1889年，虽然法国租界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发，但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地皮已经被售出待建，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也已经在法国租界区内落成。

本书中有一幅图纸的副本，展现了这处选址在1859年筑堤造岛之前，以及在1861年秋天完工后准备建造外国住宅等建筑物时的面貌。

这片泥滩中的一部分，穿越了人烟稠密的广州郊区。泥滩中地势较高的岩石上，曾经架设有三座古老的中式炮台。填筑工程成功地将这片泥滩改造成为一个适合在广州的外国人居住的岛屿。中国当局和士绅们对此婉转地表现出了兴趣，认为“当筑堤造岛完工之际，这里将会成为一片宏伟的建筑区”。

写到这里，可以顺带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37年，人们在挖掘第29号地皮的时候，在汇丰银行大厦附近出土了两门古老的大炮。毫无疑问，这两门大炮属于最南面的炮台，炮台位置就在汇丰银行大厦正面对开的中央大街（见图纸）。汇丰银行将这两门古老的大炮捐赠给沙面社区。我们在为这两门大炮配上合适的基座之后，将它们安放在沙面的女王花园，作为历史遗物，提醒人们追忆往昔。

沙面岛的填筑工程耗时大约十八个月，因为需要清理部分河岸，通过填充砂石将地面抬升至水平面以上，以及修筑一道高于高水位线5～6英尺的厚重石质堤岸。据记载，在工程全部完工的时候，“作为新商馆区的沙面，是一个漂亮的地方”。

蓝色区域表示填筑工程之前（比方说是1859年）的沙面和通往沙面的道路。低水位线以内的数字表示当年处于高水位时的水深，其他数字表示当年处于低水位时的水深。红色实线勾画出了1938年的沙面^[3]

筑堤造岛完成以后，沙面的英国租界区被划分为82幅地皮。其中，6幅保留给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及其官员作为办公用地，1幅用来兴建基督教沙面堂，余下的75幅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对外出售。1861年9月4日当天或前后，拍卖会在沙面岛上一间简陋的小屋内举行。

拍卖会第一天的销售成绩喜人。印度祆教徒们争相竞投面向白鹅潭的地皮，每幅地皮由4000银圆起拍，被他们以5000～8000银圆夺标。比邻沙基涌的地皮似乎对买家们没有太大吸引力。第二天的拍卖会结束后，五分之四的地皮被售出，成交额共计24.8万银圆。

有意思的是，与上述1861年的成交价相比，那些面向白鹅潭却只是位于拐角处的地皮，在1938年已经被估价为5万～6万银圆，而且这仅仅是地价。从1861年起，沙面岛上建起了大量漂亮的新式办公楼和住宅。如果加上这些建筑物的成本和价值，人们就不难明白，经过昔日不同国籍外国人数以百万银圆计的投资，如今沙面岛的身价已经变得相当可观。

最早关于在沙面植树或是美化沙面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至1864年4月9日。当天，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召开的一次公共事务会议上，委任了理查德·卡洛威茨（Richard Carlowitz）先生、詹姆斯·的（James B.Deacon）先生和乔治·莫尔（George Moul）先生三人为广州花园基金理事，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广州花园基金”的一部分，比方说是5000银圆吧，专门用来植树和改善沙面的环境。余款以理事们的名义，在香港找一家银行做一年期存款，利息用来维持沙面井然的秩序。

1865年2月23日，广州花园基金的理事们报告，他们已经收到了中国政府对1856年被损毁的广州公共花园（商馆区）的赔款，共计12817.53银圆。他们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笔赔款中的9000银圆，已经在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做了一年期存款。其他资料显示，当时的年利率为6%。人们可以从理事们的报告中，收集到以下有意思的信息和史实：

环境改善工作进展如期。我们栽种了环绕沙面的树木带，在被台风和坏人们破坏过的空缺位置补种了树。在横贯东西的大路和与之交会的小路两边，以及花园道的北边，我们每隔25英尺都种上了树。

以上提到的大路，现在叫作中央大街；花园道的北边，现在叫作滨江大街。报告继续写道：

我们与园艺师阿清（A Ching）约定，除非遭遇极为罕见的暴风雨袭击，否则树木在六个月内出现的任何损毁，均由他自负全责。每棵树的合约价是0.75银圆。为了尽可能实现树木的多样性，每条道路都种上了不同品种的树。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着手修建马路和人行道。从英国租界区到法国埠头，用灰泥铺出一片平整开阔的步行区，形成了沿江休憩广场。沿着沙基涌边，修建了一条宽6英尺的人行道（现在叫作沙基涌街），这是在不影响原有树木前提下所允许的最大宽度。这条人行道与休憩广场连成了一条不间断的环沙面岛步行径。沿着整条中央道（现在叫作中央大街），修建了一条宽15英尺的人行道。沿着花园道，修建了另一条宽9英尺的人行道，从法国埠头直通基督教沙面堂牧师楼。此外，修建了几条宽3英尺的狭长人行道，将休憩广场与沙基涌边的人行道连接起来。这些人行道，使得行人可以随时去往沙面的任何区域，非常便捷。春夏两季的极端潮湿天气，对修建人行道是非常不利的。由于植物生长迅速，修路工程不得不多次局部返工。沙面社区的管理者们为此频繁地遭受诸如“居然任由杂草在脚底下长出来”的指责。其实，这与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没有太大关系。只能说，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实在是太有活力了。

报告显示，修建的人行道全长2.62英里^[4]，耗资2794.91银圆。在1865年2月23日的会议上，提出和决议的其他事项还有：理事之一的理查德·卡洛威茨先生缺席会议；由于当前的季节适合种植活动，会议决定开展植树和设计布置公共花园。

根据文字记录，已经栽种的645棵树木，其位置、品种和数量如下所示：

（续表）

种植以上645棵树木，合共花费483.75银圆。

福布斯（J.Murray Forbes）先生和巴尔克利（A.B.Bulkley）先生代表着美国人在旧商馆区的某些利益，当时的旧商馆区即将被一些外国人新建的房子所重新占据。1867年7月18日，这两位美国国民致函广州花园基金理事，谈及对已经接收的中国政府赔款的分配问题。他们请求理事们过一段时间能够召开一次沙面社区会议，允许大家对问题进行友好讨论，并将此事纳入通盘考虑。关于广州花园基金理事致函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先生，也有文字记录。理事们在信中请求罗伯逊先生向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爵士阁下，转达他们以最恭敬的态度申请7000银圆的诉求。中国政府对昔日的广州公共花园遭到破坏做出过赔偿，这笔钱是赔款的结余。理事们认为，如果能将这余下的7000银圆划拨给沙面，广州的全体外国人将会对这种恩惠表示欢迎。针对福布斯先生和巴尔克利先生在1867年7月18日提出的请求，广州花园基金理事答复说，由于提出请求的只有两人，仅能代表沙面社区成员的很小一部分，又或者说，由于提议事项此前已经公共事务会议讨论决定，所以他们认为无权召开沙面社区特别会议。

1867年9月5日下午4点半，广州花园基金理事在位于河南的广州图书馆和阅览室（Canton Library and Reading Room）内，召开与广州花园基金有关的广州外国居民公共事务会议，旨在研究决定关于授权理事们将6000银圆贷给广州图书馆和阅览室并收取利息的提议。

会议记录显示，会议的讨论过程愈趋激烈，因为来自两家美国商行的代表^[5]均对以上这笔钱的分配方案提出了正式抗议。美国驻广州地区领事馆领事京意华（Edward M.King）先生也发来一封公函，对抗议内容做出补充。这封公函写道：“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阁下和英国驻华公使阁下已经知悉整个问题。因此，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本人京意华应广州美国居民请求，谨此宣布代表他们，向全体和每一位广州花园基金理事提出抗议，向全体和每一位通过抵押贷款或任何处理方式，将这6000银圆或上述广州花园基金的任何一部分，支付或划拨给广州图书馆和阅览室的执行者或可能参与者提出抗议。”

在投票表决上述经费的问题上，相当多人持反对意见，因为两家美国商行坚持认为，他们和他们的国民理所当然地享有赔款中属于他们的份额，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了部分广州德国居民的支持。这两家美国商行似乎已经决定在清空的旧商馆区圈地，重建他们的建筑物，然后在那里居住。从会议记录和广州不同国籍居民写给《德臣西报》（China Mail）的信件来看，理事们下定决心，要让与会人员倾向于他们的意见。在决议通过之前，少不了唇枪舌剑式的意见交锋。结果非常明显，反对票只占极少数。

1867年9月14日，广州花园基金理事召开会议，决定将1867年9月5日全体会议批准贷给广州图书馆和阅览室的6000银圆，立即划拨给这所机构的特别委员会自由支配。广州图书馆协会一拿到抵押贷款的物业，就要向花园基金理事开具和提交按揭契约。“上述贷款长期有效。只要提前三年发出关于终止贷款的正式通知，任何一方均有权终止贷款。”

1867年9月14日，汉考克（H.Hancock）先生、梅辉立（W.F.Mayers）先生和卡洛威茨先生等三位被委任组建特别委员会的居民表示，已经收到了6000银圆，“是一张来自香港的有利银行支票，用于投资购买土地”。

在这里，可以提一点有意思的细节。人们可以从一份1868年5月15日广州花园基金理事提交的报告中读取以下信息：

这个从前叫作广州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协会，现在采用了广州俱乐部（Canton Club）的名称。

以上就是最早提及广州俱乐部的文字记录。很多关于俱乐部的早期书籍和档案，都已经被白蚁所毁坏。1868年以来，广州俱乐部既经历过美好的时光，也经历过糟糕的年代。虽然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与从前一样，但是建筑物在过去的四十年已经被多次改建和加建。广州俱乐部依然保持着在华英国租界区中最早的俱乐部之一的地位，一直是沙面岛上其中一处高档的社交娱乐场所。

从以下摘录自上述1868年5月15日广州花园基金理事报告的文字信息判断，种植在沙面上的树苗和幼树，显然经历了一场艰难的生存保卫战。

在昆虫世界里，甲壳虫展现出了令人痛心的破坏力。无数甲壳虫在沙中产卵，在暖春的夜晚振翅飞到萌芽和嫩叶上，将它们吞食得一干二净。这些萌芽和嫩叶本来是有望在夏天长成茂密的树叶的。四足动物也参与了破坏行动：大约有50棵树木被山羊彻底毁坏，这些山羊将树皮啃掉，切断了绝大部分树木赖以生存的汁液流。去年，山羊的主人被理事们起诉，并被处以罚款。虽然这种妨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此后减少了许多，但是在单只山羊就能接近幼树、偶尔还能见到一两只这种无主的流浪动物在沙面啃咬树皮的情况下，栽种多少树苗都显得无济于事。相对而言，绵羊和难驯的小马对树木造成的损害是轻微的。理事们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虽然绵羊是园艺工作的敌人之一，但是只要我们在它们吃草的时候，能够给予足够的照料和看管，那么我们从它们身上获得的好处，会超过它们对树木造成的微不足道的损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议沙面岛上绵羊的主人们，要再三嘱咐他们的牧羊人关于照看好羊群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一只绵羊偶尔会迷恋上一种新的食物。如果整个羊群都沾染上了这种不良嗜好，那么只需要五分钟时间，就可能会对树木造成损害。受损的树木需要生长若干年，才有可能得以恢复。

1869年4月1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罗伯逊先生表示，已经收到了1869年4月15日广州花园基金（有时被称为沙面花园基金）理事的来信，内容与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已经接收的中国对旧商馆区花园遭到破坏而做出的赔款有关，这笔赔款的结余部分尚未划拨给他们。沙面花园基金理事请求罗伯逊，将他们对划拨这笔钱的申请，提交给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信中陈述道：

如果这笔专款得以正式划拨，那么整个沙面将会普遍受惠，而不仅仅只是花园。我指的是，这笔钱将会用来养护道路、桥梁和树木，以及修缮常用的必要设施。这样一来，当前严重下跌的土地租赁人估价，可能会有所减缓。

人们可以在一封1871年6月22日的信件中，找到最早关于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的文字记录。这封信由乔治·麦克里尔·史密斯（George Mackrill Smith）以荣誉秘书的身份署名，写给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向他通报：

已经从英国租界区的土地租赁人中选举产生工部局，管理沙面事务。希望能够在今后任何全面改善沙面岛的行动中，得到他的配合。

直到大约1885年，沙面法国租界区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部局。从那时起，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才停止了跨越英国租界区边界线的运作。

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早期的职责就是维护治安、征收税费和执行他们制定的法令。从1881年起，他们从花园基金理事手中接过了树木的管理工作。

人们可以在本书的附件中，找到很多从沙面早期至今被委派到广州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姓名，以及从1871年至今被选举担任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委员的居民姓名。今天的沙面社区居民应该感谢前人，他们以英国租界区纳税人的利益为依归，在维护沙面岛秩序和美化沙面社区等方面，心甘情愿地奉献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心思。

1871年10月9日，卡尔（A.Carr）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首任警司。1872年6月22日，林德伯格（G.A.C.Lindberg）先生继任该职务。他于1906年6月9日去世，此前服务了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和沙面社区长达三十四年（详见附件3）。

1872年，沙面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消防设备。这是一台手动消防车，以200英镑的价格从英格兰购入。与目前正在沙面岛上服役的现代化消防设备相比，这件采购于1872年的物品可能会是一件有意思的博物馆陈列品。

人们可以从1875年4月的多封信件中了解到，有一队由中国士兵组成的卫队曾经驻扎在沙面英国租界区，协助防卫沙面。卫队的营房位于沙基涌道的英格兰桥附近，曾经因多次失火而受损。直到1898年，在这座不太结实的兵营最终被拆除之后，卫队才被解散。

1877年8月，桑普森（Theo.Sampson）先生和乔治·麦克里尔·史密斯先生等广州花园基金理事向沙面居民发出通知：经罗伯逊爵士批准，他们在公共花园的东端建造了一片草地网球和门球场。从1877年8月20日起，草地球场对玩家开放。现在，这片场地被称为“沙面草地网球俱乐部（Shameen Lawn Tennis Club）”。在过去很多年里，整个华南地区都对这片草地球场羡慕不已，它一直都是沙面英国租界区的骄傲。虽然到目前为止，沙面还没有产生过一位“奥斯汀（Henry Wilfred Austin）^[6]或蒂尔登（William Tatem Tilden Jr.）^[7]”式的网球手，但是在过往的日子里，这里的网球水准都非常高。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有不少亚洲草地网球冠军，比如华莱士（Wallace）先生、汉考克先生、诺里（W.Norrie）先生和伯德克（Boedeker）先生，就是沙面草地网球俱乐部的会员和我们球场的忠实玩家。

1878年的头几个月，一场灾难性的龙卷风造访广州，对市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沙面岛上很多被龙卷风吹袭过的外国人住宅〔特别是怡和洋行（Messrs.Jardine，Matheson& Co.）商馆及其院子〕，也遭受了严重破坏。除此之外，沙面岛上的树木似乎也惨遭浩劫。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领事汉斯（H.Hance）先生在一封致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的信中，谈到了香港总督阁下很想为广州送来“一批幼树、灌木和植物，在某种程度上填补日前被龙卷风破坏的位置”的愿望。大约有134棵树被连根拔起、54棵树的树枝被全部吹折。人们已经不记得以往类似的龙卷风对广州造成的后果了。根据描述，这场龙卷风有如一个不断向上拧转的瓶塞钻，旋风所到之处，广州市区绝大部分建筑物就像纸牌一样纷纷倒塌。

1881年1月19日，沙面花园委员会邀请广州的外国居民出席将于1881年1月27日在广州俱乐部举行的会议。

1.考虑广州俱乐部关于移交俱乐部建筑物及其院子以清偿6000银圆债务的提议。

2.考虑将广州花园基金划转至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的可行性。

根据1881年1月27日在广州俱乐部召开的会议记录，与会人员研究了以上两项提议，一致同意通过。

在会议研究第二项提议之前，沙面花园委员会陈述了他们的动议理由如下：

第二项提议是将广州花园基金的管理权移交给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后者理应利用基金的收益，承担起将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以及在租界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的责任。沙面的公共场地目前处于双重管理之下，这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反常现象。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道路覆盖着树木的根部，树根有时会对路面造成损坏；虽然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拥有道路的管理权，但他们却不能砍断某棵树木的某根树枝。尽管这种分割管理很反常，集中管理才是可取的，不过双方从来都没有就此产生过矛盾。

1881年1月28日，沙面花园委员会表示，愿意向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移交基金的全部利息、由基金负责的事务，以及由他们管理的所有资产。1881年2月7日，在交出基金的全部档案和账目、授权广州俱乐部委员会将他们先前抵押给广州花园基金的物业径直划转至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之后，广州花园基金才停止运作。

史料记载，1884年的广州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排洋情绪^[8]。在经历了一起发生在某个轮船码头的暴力事件之后，这股排洋情绪最终导致了一场发生在沙面岛上的严重暴乱。在成群的暴徒被驱逐出岛之前，他们纵火烧毁了大约5间住宅（绝大部分位于英国租界区东端）和协和会堂。当年，协和会堂是沙面的礼堂或剧院。如今的域多厘酒店（Victoria Hotel）就建在昔日的协和会堂遗址之上。

上述的“暴力事件”催生了沙面防卫军（Shameen Defence Corps），这个团队一直运作至今。偶发特殊情况，一旦需要用到他们，我们就会将这支武装力量唤醒。

让我们用例子来说明沙面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吧。文字记录显示，1885年12月，应予课税的建筑物只有35栋，绝大部分都是低矮的临时建筑或平房。可是如今，英国租界区内应予课税的建筑物数量已经超过120栋，多数都是2～4层的楼房。这些房子的现代化便利设施一应俱全，很多还安装了电梯。

1887年，人们尝试使用燃气来为沙面租界区照明。档案显示，1887年12月21日，轮船“福山（Fuchan）”号克罗德（Croad）船长将一只装有燃气的气球带到广州。这种气体适用于沙面租界区的照明设备。

1888年5月5日，沙面酒店和地产有限公司（Shameen Hotel and Land Company，Ltd.）宣布沙面酒店开业，使之成为创办在沙面岛上的第一家酒店。沙面酒店位于第76号地皮，这里以前是协和会堂的所在地。不过，沙面酒店仅仅维持到1895年10月3日就停业了。

早在1889年，人们就已经普遍抱怨沙面岛上的狗只越来越多。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成了一个“长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虽然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一些诸如狗只注册登记、接种狂犬病疫苗等有利于沙面居民和动物本身的限制措施，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1889年9月，中方的电报公司率先获准在沙面英国租界区的局部区域架设电线杆，并获准占用一间办公室，为沙面的居民和商人提供便利。从那时起，电报房在沙面岛上正式营业。

1890年3月28日，沙面为康诺特（Connaught）公爵殿下伉俪的到访而感到荣幸。他们在堤边上岸的石阶虽然一度被称作“康诺特埠头”，但是后来这个名字就被遗忘了。疍民们仍然习惯称这对石阶为“的埠头”，因为埠头的位置紧邻的洋行（Deacon & Co.）的旧商馆大楼。由此可见，的洋行在很早期的沙面就已经存在了。

今天，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知道，早期的沙面岛上曾经有过相当多的马厩，河南岛上的赛马活动也曾经是一年一度的要事。很多马主和骑师都会将他们的爱驹从香港带上广州，助力广州赛马会（Canton Race Meeting）成为那个时代的盛事。沙面岛上最后一座马厩获准兴建的时间是1890年8月7日。

值得庆幸的是，沙面岛上以往几乎没有发生过火灾。不过，除了在1884年暴动^[9]中被烧毁的房屋，最早的火灾记录出现在1891年2月5日。当天，卫理公会传道楼被大火烧毁。在此之前，一台现代化的梅里韦瑟牌（Merryweather）消防车已经取代了那台1872年的手动消防车。

1892年4月21日，在广州市区开办的广州电灯公司获准在沙面岛上架设起一根电线杆和电线，首次为格伦吉亚排屋（Karanjia Terrace）的其中一间房子供电。直到1898年，更多的电线杆等设施才获准架设，为沙面岛上的其他私人住宅供电。直到1904年，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才决定，用电灯取代以往在沙面岛大小道路上使用的油灯照明系统。关于这一点，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1897年以来，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及其纳税人在提交了很多申请和准备了很多方案之后，才总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电灯设备和发电厂。虽然在资金问题上普遍存在着反对意见，但是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困难大概都能够被克服。因为人们会逐渐意识到，对于如此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沙面不应该受制于人。

英国租界区成立奶牛场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893年8月10日。不过，大约就在五年以后，一场“牛瘟”来袭，致使奶牛场损失了16头动物。1909年1月，奶牛场从它原来所在的第78号地皮迁往白鹤洞。在那里，奶牛场再次遭遇了不幸的事情。后来，尽管奶牛场将牛棚转移至黄沙继续运营，但是由于前几年成立了香港牛奶冰厂有限公司（Hong Kong Dairy Farm，Ice and Cold Storage Co.，Ltd.），沙面对前者已经几乎没有需求了。

1895年11月7日，马达尔（Madar）先生和法默（Farmer）先生获颁执照，共同承租一家新的酒店，即域多厘酒店（新沙面酒店）。从那天起，酒店大楼经历了各种改建和加建。域多厘酒店是广州唯一的英资酒店，由原承租人的长子威廉·法默（William R.Farmer）先生管理。

1895年，关于公共花园的话题突然再次出现。1895年12月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告知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他收到了一份英国皇家测量师从上海发来的公文，请求他商请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以每年1银圆的租金，承租公共花园及其西边的空地，条件是要保证不得让花园变成一个令居住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大院内的人员感到不适的地方。

当年的沙面社区“父母官们”极力反对这位英国皇家工务办公室测量师私下提出的协议内容。文字记录似乎已经清晰显示，当时的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以其纳税人的利益为依归，理智地据理力争。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弗雷泽（E.H.Fraser）领事的热心帮助下，英国皇家工务办公室与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就争议的核心问题达成妥协。从1896年2月4日起，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正式成为上述花园的租户，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管理。为了明确上述花园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国王在1930年将这个权限划转至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大院的范围由此扩展，得以将公共花园囊括在内。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并没有中止土地保有权，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继续掌控着花园的保养经费。(www.xing528.com)

1902年4月12日，沙面为岛上的首座公用事业服务设施举行了落成典礼。当天，屈臣氏大药房（Messrs.A.S.Watson & Co.，Ltd.）启用了位于第83号和第84号地皮的冷凝苏打汽水厂，源源不断地惠及沙面岛上的全体居民。

1903年，人们发现有必要为沙面英国租界区的警察部队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营房。由于警察人数不断增加，人们在1919年再次对警察部队的营房进行了加建和改建。

1904年8月，沙面英国租界区的纳税人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决定，在英国租界区着手建设一套全新的排水系统，耗资2.5万～3万银圆。在过去的三十四年里，虽然这套排水系统被改建和加建过几次，但是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证明自身是对沙面社区有利的。

从沙面堤岸拍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公共花园（女王花园）风景照，远处是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1904年9月14日，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任命贝利（A.H.Baillie）先生为首任秘书。1906年，他辞去了这个职务（详见附件3）。

1906年5月12日，林德伯格先生因病辞职，布林布尔（T.Brimble）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署理警司。不过，他于1912年年中辞职（详见附件3）。

1906年以前，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门前的公共花园（或者说是女王花园），由沙面英租界工部局负责打理。花园内小径通幽、花圃错落有致，花园中央还建有一座售货亭。沙面的孩子们将这片围起来的空地当成游乐场。每当下雨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躲进售货亭避雨。这些孩子，以及陪着他们的妈姐^[10]，令花园附近地皮的主人们感到头疼不已。于是，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在1906年提出建议，儿童游乐场应该转移到足球场，又或是公共游乐场的最西端。英国皇家工务局授予必要性许可，同意围起公共游乐场最西端的部分区域，建设一座凉亭，用一种适合于孩子和妈姐的方式来布置公共游乐场中的这片区域。

上述工程完工以后，公共花园的形象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改变：拆卸了售货亭，铺建了一片由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园艺师打理的草地保龄球和门球场；花园内也种植了很多漂亮的盆栽植物。在节日、舞会和其他庆祝活动等特殊场合，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就会将它们借给沙面社区居民，用来装饰基督教沙面堂、沙面岛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大型建筑物。

公共游乐场风景照，远处是公共花园

大约在1906年年中，广州举行了一场电话服务设施的落成典礼。当这项公共服务延伸到租界区的时候，相应的电线杆获准在沙面岛上架设。

广州划船俱乐部（Canton Rowing Club）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它的出现时间可以追溯至商馆区时代。1907年，广州划船俱乐部找到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希望能获得一间全新的船库。为此，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建造了现在这间船库，在1907—1929年间租借给俱乐部。1929年，沙面的纳税人将这间船库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俱乐部。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里，俱乐部每年都会举办一场赛船会。这是沙面的体育和社交盛事之一。隶属于沙面岛上不同商馆的划船队员，以及来自香港各家划船俱乐部和广州划船俱乐部的选手代表，都会在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比赛场地一般设在大坦沙岛附近的河道上，赛道标划清晰。赛船会期间，还会有炮艇和船屋在那里抛锚停泊。

人们可以从威廉·亨特的《广州番鬼录》中了解到，1837年，13家商馆中较为年轻的成员们成立了广州赛船会俱乐部（Canton Regatta Club）。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俱乐部才停止运作，并转移到香港。人们推测，广州赛船会俱乐部是在局势变得更加稳定的时候，才以“广州划船俱乐部”的名号在广州重建的。1937年，广州划船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赛船会，庆祝俱乐部成立一百周年。很多外国居民从香港北上广州参加比赛，力捧这场周年纪念活动。事实证明，这场赛船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1907年8月，海因（H.W.Hine）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秘书。他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直到1909年7月29日去世（详见附件3）。

1908年，首座化粪池获准在沙面岛上安装。此后，绝大部分建筑物的院子里都安设了这种装置。

沙面社区居民普遍认为，沙面将会在现有娱乐设施的基础上，加建一座室内公共游泳池。1908年，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租用沙面英国租界区第78号地皮，兴建一座室内公共游泳池。这项计划由家喻户晓的沙面资深居民斯帕林格（U.Spalinger）先生发起。为了帮助这项计划筹措资金，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将地皮转租给室内公共游泳池俱乐部（Swimming Bath Club），并购买了大量由俱乐部发行的债券。后来，这些债券被俱乐部悉数赎回，证明俱乐部没有辜负发起人的期望，办得很成功。在游泳池落成后的一段时间里，池水都由设在广州市区的广州供水厂供应。不过，大约过了五年时间，游泳池就改由位于英国租界区的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水厂供水了。

1909年7月，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将发电厂出售给大清广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后者至今一直在向沙面供应包括电灯用电在内的电力。在这方面，人们应该将以下事实记录在案：自电灯公司的发电厂落成之日起，该公司肯定已经面对了很多发生在广州市区的剧变和动荡等困难。尽管如此，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电灯公司一直在为沙面租界区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

1909年10月27日，马西森（R.T.Matheson）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秘书，直到1922年离开沙面时才卸任（详见附件3）。

1910年4月，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通过公开拍卖，购得第52号地皮。地皮上的丝绸检验大楼被拆除，沙面岛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标从此消失。后来，这块地皮易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Mitsui Bussan Kaisha）。

1911年5月，一场不同派系之间的革命^[11]导致广州的局势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沙面防卫军得以重新组建，共有成员44名。人们同时发现，得到来自香港驻军的帮助很有必要。于是，第126俾路支步兵团（126th Baluchistan Infantry）被派驻到沙面岛，直至1912年6月7日。同年7月1日，香港紧急召回该部队，然后改派由400人组成的第25旁遮普步兵团（25th Punjabis Infantry）在沙面岛上驻防，直至1913年8月29日。此时，人们觉得香港部队的进驻已经没有必要了。

1912年年初，人们觉得沙面岛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供水系统。1912年2月5日，沙面的居民和纳税人接纳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安装“坎迪（Candy）过滤系统”的方案。1913年8月1日，这套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设备首次被投入使用。事实证明，它极大地惠及了沙面英国租界区和法国租界区的社区居民。

人们可以从文字记录中获悉，沙面在1911年7月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有323名外国人和1078名中国人居住在英国租界区。大约三年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英国租界区内居住有347名外国人和1005名中国人。1937年12月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英国租界区内居住有412名外国人和1350名中国人。

1912年8月21日，阿利森（D.G.Allison）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警司，直到1916年12月底才卸任（详见附件3）。

1912年9月11日，一起“意外事件”引发了一场由部分德国商行雇员参与的潜在抵制行动。不过幸运的是，经各方友好协商，在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之前，事端得以平息。

1913年春天，沙面失去了其中一位最受爱戴的资深居民。这个人就是格里菲思（T.E.Griffith）先生，他在退休之后离开了广州。在格里菲思先生启程离开广州当天，沙面英国租界区的纳税人向他赠送了一份礼物，对他多年来在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任上所做的无偿服务，表示感激和敬意。

1914年5月，人们觉得有必要将车歪炮台上外国人公墓入口处的老旧木质码头，更换为用混凝土和铁制成的码头。

上述公墓由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管理，拥有权归属沙面英租界工部局。这是早年的历史遗迹之一，第一场葬礼可以追溯至1866年。1921年，人们认为购买多一点土地来扩建公墓，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在时任沙面英租界警署警司里士满（F.W.Richmond）先生的监督下，这项任务的执行情况令人满意。

1915年7月，沙面被洪水淹没了三个星期，所有的商业买卖和交通运输都得依靠舢板和其他小船来进行。广州市区的市民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严重的天灾，那段非常时期居住在沙面岛上的人们很可能也无法忘却，因为除了在沙面以外的地区有很多人丢掉了性命，广州市区和沙面岛上的建筑物也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就沙面而言，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建筑群（沙面岛上最早落成的建筑物之一）受损程度尤为严重，以致后来被宣告不再适宜使用。过了八年左右，建筑群被一组造价昂贵的新建筑所取代。最高水位出现在7月14日，水位高度超过了5英尺。过了不久，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在位于公共花园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旗杆上摆放了一块铜牌，作为对这一事件的纪念。

1915年，人们建议沙面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疗养院。尽管当时将疗养院设在沙面岛上并不可行，不过沙面英租界工部局还是安排了经费，在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为沙面居民设立了专用病房。1923年，贝利（Baillie）小姐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首任护士，之后由英格斯（Ings）夫人和佩特森（Paterson）小姐相继接任。1927年，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与博济医院的协议到期，在域多厘酒店里开设了一家疗养院。不过，人们在随后几年找到了更加宽敞和方便的院落。1932年，沙面疗养院（Shameen Nursing Home）在它如今所在的院子里正式成立。这个院子是沙面英国租界区第69号地皮的其中一部分，所有权属于达文波特（E.C.Davenport）医生。虽然人们并不寄望疗养院能够实现持续盈利，但是它确实成为一件惠及沙面全体居民的必需品。疗养院由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直接管理，接受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卫生医务官的监督指导，由一名住院护士长主管。

沃氏兄弟洋行（Messrs.Wassiamull Brothers）是东方世界的一家老牌商行。多亏他们慷慨解囊，一座既美观又实用的风雨亭才得以于1916年4月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码头落成。这个码头是在1912年修建沙面供水系统时兴建的。

1919年8月，布拉梅尔德（T.Brameld）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顾问建筑师，直到大约十五年后的1934年才辞职。

1920年10月，沙面英租界工部局首次将其位于英国租界区第61号地皮的平房租借给英国海军机关，作为海军食堂之用。虽然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就搬离，但是在1928年4月2日重新租用。直到今天，这里一直被用作英国皇家海军食堂。

1922年9月，沃森（C.E.Watson）先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警司，直到1925年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秘书后才卸任。他在1934年12月离开沙面时才卸任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秘书一职（详见附件3）。

1922年，英国皇家海军亨特（R.M.Hunt）海军中校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秘书。1934年1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总警司。从1935年1月1日起，他同时担任以上两个职务。他后来因病离开沙面，并于1937年3月在英格兰去世（详见附件3）。

1923年，一组新式的现代化建筑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大院落成。就设计布局和建筑风格而言，这组建筑是沙面的一大特色。

1924年是一个有特别事件发生的年份，很多沙面居民都刻骨铭心。是年5月19日，当沙面法国租界区的社区居民在域多厘酒店设宴招待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从走廊的窗户投进一颗炸弹，企图刺杀总督。总督幸运地逃过一劫，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不幸的是，酒店餐厅内大约有5个人遇难、17个人不同程度地受伤。刺客一开始被认为是中国人，不过直到几天之后，他的尸体在海珠岛附近被打捞起来（当时他从河堤边上奋力纵身跳入珠江逃命），才证实他是一名越南革命者。这个人从法属印度支那一路尾随总督，意图在总督出访途中伺机谋杀。

上述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立即颁布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专门针对天黑以后在沙面租界区内的中国人。不过，这些规定激怒了有关人员，导致他们宣布要举行一场全面的罢工和抵制行动。直到1924年8月27日，沙面英租界警署的管制条例被修改过来，事端才得以平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决定雇用锡克教教徒和印度人加入英国租界区的警察部队，随后又在警察部队里加入了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安排一直延续至今。

1925年同样令沙面岛上的居民终生难忘。由于上海发生了一场由几起暴力事件引发的、多个国家卷入的大动乱^[12]，广州本地的全体劳工在随后的1925年6月20日被号召举行一场全面罢工。在共产主义者的发动下，随即在6月23日发生了一场针对沙面的攻击。据说，冲突中有超过100个中国人遇难，大约有100个中国人受伤。^[13]沙面岛上的外国居民也有一定伤亡。

沙面岛由此遭受了长达十六个月左右的严酷抵制和武装包围。直到1926年10月，罢工和抵制行动才平息下来。佣人们返回岛上工作，情况基本恢复正常。

1925年4月1日，英国皇家卫戍炮兵部队（Royal Garrison Artillery）克莱门茨（G.Clements）陆军上尉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警司，直到1930年1月31日才辞职（详见附件3）。

1929年9月25日，雷诺兹（W.G.Reynolds）医生辞去了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卫生医务官一职。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代表其纳税人，向他赠送了一个时钟，纪念他在沙面岛上居住了十三年。在雷诺兹医生启程离开当天，兰开斯特（R.L.Lancaster）医生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卫生医务官。今天，他还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

1930年3月上旬，威尔森（C.Willson）陆军少校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总警司。不过，他于1933年12月31日辞职，由亨特海军中校继任这一职务（详见附件3）。

1932年12月，布鲁斯特（Brewster）小姐被聘请为沙面疗养院护士长。她于1936年1月辞职，由麦凯（Mackay）小姐继任这一职务，直至1938年2月。

对于关注共济会的人来说，1933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标志着该会第2013号广州分会会所“华南之星（Star of Southern China）”落成五十周年。

事实上，广州的共济会起源可以追溯至1848年。是年，编号为第735号的共济会分会会所“皇家萨塞克斯（Royal Sussex）”（后来被改编为第501号）从香港转移到广州。1933年1月7日，共济会广州分会以一种正规而古老的形式，举办了第五十届“华南之星”第2013号分会会所新进会员就职大会。如果想了解有关共济会的总体情况，以及位于沙面岛上分会会所的具体细节等极为有趣的信息，阅读由威廉·法默先生和霍格（A.Vivian Hogg）先生于1933年合作编著的《共济会广州分会会所历史（1883—1933）》（History of the Lodge from 1883 to 1933），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在沃森先生1934年年底启程离开当天，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才发现有必要设立顾问工程师一职。于是，纳尔逊（C.C.Nelson）先生被委任这一职务，直到1938年3月去世。

出于权宜考虑，安放在沙面堤岸边上的椅子在前几年被悉数撤走。为了增加沙面英国租界区的休闲设施，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在1935年将公共花园南边空地的一部分围了起来，放上椅子，专供沙面的纳税人和外国居民使用。

1936年下半年，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准备了一份英国租界区平面导览图，并将其安放在两处显眼的位置。我们发现，对于沙面的访客和居民来说，这份平面导览图都是极其有用的。

在亨特海军中校1936年下半年启程离开当天，杰克·弗格森（Jack H.Ferguson）海军上校被任命为沙面英租界警署总警司兼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秘书（详见附件3）。

1937年，怡和机器有限公司（Jardin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Ltd.）在沙面英国租界区安装了一套全新的街道照明系统，标志着沙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同年5月举行的加冕典礼^[14]庆祝活动期间，泛光灯照亮了沙面许多比较大型的建筑物，岛上华灯齐放、流光溢彩。活动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归功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劳心劳力的全体同人。

配药房的开业，是推动沙面朝着自主独立方向发展的最新一着。配药房隶属沙面疗养院，由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管理。在屈臣氏大药房关闭其配药房后，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下的这一步棋，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1938年5月底，沙面英租界工部局配药房开始运作，由一名配药员主管，接受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卫生医务官的监督指导。

1938年从东边航拍沙面，可以看见沙面草地网球俱乐部的球场

【注释】

[1]沙面的英文拼写为“Shameen”，有时亦拼写作“Shamien”。——原注

[2]河南岛是一个面积约为90平方公里的岛屿，因位于珠江前航道以南而得名；广州人通常将其称作河南。今天，河南岛是广州市海珠区的主体行政区域。——译注

[3]本图片说明是对图纸左下角英文的翻译。由于原书图片为黑白图像，“蓝色区域”难以辨认，“红色实线”应为勾勒出沙面“”形轮廓和岛上地皮的加粗线条。——译注

[4]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下同。——编注

[5]两家美国商行的代表指福布斯先生和巴尔克利先生。——译注

[6]奥斯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著名网球运动员，英国国家男子网球队1933—1935年连续三年赢得戴维斯杯总冠军的主力队员之一。——译注

[7]蒂尔登，20世纪初美国著名网球运动员，1920—1925年连续六年世界排名第一，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之一。——译注

[8]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因外国人多次欺凌中国人而引发的沙面暴乱，发生在1883年9月。——译注

[9]同第23页脚注①，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因外国人多次欺凌中国人而引发的沙面暴乱，发生在1883年9月。——译注

[10]妈姐是对在省港澳和南洋等地从事保姆工作的广东顺德籍妇女的称谓。她们通常头扎大松辫，身着白色大襟衫和黑色吊脚裤，刻苦耐劳，终身不嫁。——译注

[11]不同派系之间的革命指始于1911年5月的保路运动。——译注

[12]大动乱指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译注

[13]根据高尔柏和高尔松编写、1925年10月由青年政治宣传会出版的《沙面惨杀案》记载：“沙基路上的惨死者，比之上海、汉口，实要增加数倍……截至（6月）25日上午止为：计当场死者36人，在博济医院死者31人，在光华医院死者4人，在广东公医院死者8人，在其他医所死者2人，计共已死者81人。至于受伤者，其自行回家就医不计外，在医院医治中者，尚有42人。”——译注

[14]1937年5月12日，英国举行了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