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面要事日记：广州记忆

王美怡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岭南大才子屈大均在反清复明活动彻底失败、云游四海大半辈子之后，由南京举家归隐故乡番禺沙亭乡，终不复出，开始写作其传世之作《广东新语》。他在开卷的《天语》中写到黎明时分在珠江入海口观海上日出的壮阔场景：

扶胥者，广东诸水之汇也。南海之神庙焉。其西南百步有一峰，岿然出于林杪，是曰“章丘”。俯瞰牂牁之洋，大小虎门之浸，惊涛怒飓，倏忽阴晴，洲岛萦回，远山灭没，万里无际，极于尾闾，诚炎溟之巨观也。一亭在其上，以“浴日”名。吾尝中夜而起，四顾寥寂，潮鸡始声，月影未息，俄而狮子海东，光如电激，由红而黄，波涛荡涤，半晕始飞，鸿蒙已辟，火云一烧，天海皆赤，潮头高以数丈，日体大可百尺……^[1]

站在这片临海向洋的古老土地上，饱经沧桑的屈老夫子践行了他隐于天南艽野的誓愿，著书立说，传之后世。他把这片海天相连的广袤土地的不凡气势和格局，镌刻在了他不朽的文字之中。

三江汇集、八口入海^[2]的珠江，古往今来奔涌不息，把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平原以及无边无际的海洋连成一体，让这座得天独厚的南方城市始终处于中国海外贸易的前沿，成为世界罕有的历经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对外贸易大港。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在其著作《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中写道：“作为中华帝国传统上的门户，广州这个贸易中心显然拥有最长的资历。……这个坐落于南方广东省的城市，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持续运作的港口。”^[3]

在“西方文献中的近代广州”译丛出版之际，我们有必要先回溯一下广州这座中国门户城市漫长而辉煌的海外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历史。

广州：海上贸易之要冲

历史上，广州因海洋而兴，也因通海而历久不衰。《大德南海志》载：“广东南边大海，控引诸蕃，西通牂牁，接连巴蜀，北限庾岭，东界闽瓯，或产于风土之宜，或来自异国之远，皆聚于广州。”^[4]

广州古称“番禺”。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番禺已是中国南方的商业贸易中心，与海外国家建立起经济贸易联系，是当时中国对南洋、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和商品集散地之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这是一条以中国广东为一端，印度、斯里兰卡为另一端的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是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的，自公元3世纪以前，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的外贸地位更为突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5]，成为人们定位海外国家的重要坐标。

唐宋时期，广州外贸进入繁盛时代，是波斯、阿拉伯商人在东方的主要聚居地和贸易中心。唐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管理航海贸易的官职，由此开创了中央政府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新格局。广州成为中国市舶贸易制度的创设之地。971年（开宝四年），宋朝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市舶司。1080年（元丰三年），宋朝制定颁行《元丰广州市舶条》，这是现存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朝初年，朝廷实施海禁和官办的朝贡贸易。明中叶以后，欧洲人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全球的地理版图。随着新航路、新大陆的发现和首次环球航行的成功，葡萄牙人、西班牙、荷兰人，以及后来的英美等国商人相继来到东亚，抢占全球海洋贸易的主导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埠，形成以广州为主港、澳门为外港的广州-澳门二元中心结构。西方殖民者东来，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西洋诸国商人很快发现广州地理位置优越，又有悠久的外贸经营传统，贸易环境具备显著优势，贸易渐渐向广州集中。广州海外航线大大延长，继直航欧洲后，美洲、大洋洲航线也相继开通，逐渐形成了从广州起航，经澳门越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果阿至欧洲的葡萄牙，经大西洋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再从墨西哥经太平洋到马尼拉回到澳门和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航线。

清代广州的海上航线遍及全世界，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清政府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开海贸易，在福建、广东、江苏和浙江沿海四地设置海关，管理中外海路贸易，征收关税。广东设置十三行，十三行商人按清朝规定专营与西方国家的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发布命令，宣布封闭闽、浙、苏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一口通商自1757年起，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结束，在这八十五年里，它将中西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外商货齐聚广州，盛况空前。以一口通商为前提，清朝发展出了更为完整的海外贸易制度，史称“广州贸易体制（Canton Trade System）”或“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认为，在广州的贸易“看来与已知世界上任一地区的制度相比，都更简单而非更复杂”。^[6]

在中国古代港口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闻名于世的大港，但星移斗转，这些古港都纷纷衰落、日渐式微。唯有广州港历经两千多年依然长盛不衰，一直保持着世界贸易大港的地位。

卷帙浩繁：远来蕃客的广州记忆

这是一座面向世界的城市。

作为中国南海最重要的港口，从秦汉到现代的两千多年间，广州迎接了难以计数的蕃舶和洋舶，是中国最早感受世界风云的门户城市。回望这段漫长的历史，人们不能不惊叹，广州不愧是世界主要文明体系汇聚的重要联结点，它从未缺席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我们生活的这座南方城市，古往今来迎接过无数远来的蕃客。公元6世纪天竺高僧达摩东来，在广州建筑西来寺（现华林寺）弘扬佛法，是禅宗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怀圣寺和光塔，见证了唐代众多阿拉伯人在广州生活的盛况，是华夏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长远交往的标志。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广州及其邻近地区，正好是这一波大交流的主要通道，天主教文化的杰出代表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是沿着澳门（当时属广州府）、肇庆、韶关北上的。现代西方文明东来，广州更是主要大门和基地，来自欧美的商人和传教士，率先在广州建立商馆、教堂、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西潮东渐引发的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先行者移植的现代文明成果，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广州。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来到中国，在广州断续居留二十余年，费时七年编成和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完备的《华英字典》，成为此后许多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基本工具。以马礼逊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新教传教士在广州发行报刊、编撰字典、印刷书籍、创办新式学堂和西医医院等，传播西方文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杂志，介绍各国历史、地理和现代科技常识，这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1835年11月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十三行开办的广州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和眼科专科医院，培养了孙文等著名历史人物，并延伸为岭南大学博济医院和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远来的蕃客进入广州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东方大都市，中西异质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在几个世纪的交往中，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商业文书、外交文件和私人书信、日记以及游记、回忆录、图画、影像资料等。这些记述的作者或是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商人，或是派往广州的外交官及其随员，或是在广州游历多时的旅行家、探险家、史地学家、汉学家，或是清政府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乃至外国商船上的水手、士兵等，他们以向下的视角观察广州的街道、水域、官员、商人和普通民众，留下了无数角度新奇、细致入微的广州记忆。

西方人对于广州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来华的欧洲人，继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旅行家开来华游历之风后，早期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Friar Odoric）在《鄂多立克东游录》^[7]中、葡萄牙使臣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在《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8]中、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在《中国志》^[9]中、俄国使臣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在《中国漫记》^[10]中，都不同程度记载了游历广州的见闻与广州地理、民俗、商贸等方面情况。自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开海禁之后，西方人写下的广州回忆录不胜枚举，兹略举几例如下：

传教士奥斯贝克（Pehr Osbeck）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11]中，详细记述了1750—1752年间他所乘坐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查尔斯王子”号前往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的经历。这艘船回程时所运载的货物，大约有123.2万磅（约558吨）茶、4000匹丝绸、5300匹黄棉布、5000磅（约2.27吨）生丝、4000磅（约1.81吨）土茯苓（用来填塞在茶箱之间，售卖给药房）、2165磅（约0.98吨）珍珠母、4170磅（约1.9吨）大黄、9000磅（约4.08吨）有色纸、约500箱瓷器、6吨烧酒及各种漆器等。运回的中国商品实在太多，以至于这位传教士发出感慨：“每年输入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茶，其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l792—1794年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规模庞大，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在《龙与狮的对话：英使觐见乾隆记》^[12]中、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3]中记录了使团进入广州的情形以及广州的商业贸易盛况。

1842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是法国画家、旅游家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于1838—1839年间在香港、广州与澳门旅行时所撰写的游记。^[14]奥古斯特·博尔热1838年8月底至10月20日在广州停留，他对广州河道密布、舟船往来的城市景观产生了高度兴趣，用艺术家的眼光观察广州市民的日常生活，为解读19世纪上半叶的广州打开了一扇新奇的窗户。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强烈反响，大文豪巴尔扎克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盛赞这本关于中国的纪实性作品。

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于1825年13岁时到广州，在华生活的时间长达四十年。他于1829年在广州加入美商旗昌洋行，1837年成为该行的合伙人，后创设亨特洋行，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活动达二十年，对外商在广州口岸的活动十分熟悉。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述成《广州番鬼录》与《旧中国杂记》两本著作。亨特长期与十三行行商直接交往，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们：“他们形成一个机智的、有影响的、有教养的团体。他们与外国人的日常关系非常友好，彬彬有礼。他们享有控制整个广州港对外贸易的垄断权，这种贸易每年数额达几百万元之巨。再没有比他们更体面、更慷慨、更友好的阶层可以来指导这项贸易的了。”^[15]

目前，这些西方人于19、20世纪撰写的回忆录及相关历史文献，绝大多数分散在海外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文物拍卖机构、私人收藏家手中。20世纪90年代，英国出版了一套题为“关于十九世纪中国的论著”（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oks on China）的缩微胶片丛书，收录了700多本西方人士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撰写的关于19世纪中国的书籍。另外，2005年出版的“关于亚洲的西方早期著作”丛书（Early Western Books on Asia）收录了900多本有关著作，其中关于广州的回忆录及相关论著占了不小的分量。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学研究者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奉献了不少优秀学术成果。同时，把这些原始资料和学术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国内学者也已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看来，这项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利用这些珍贵史料开展学术研究还有不小的难度。

他者的观察：城市史研究的多维视角

2013年以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启动了“近代广州城市史研究”项目。随着研究工作的持续深入进行，我们迫切认识到，组织精锐队伍翻译近代以来西方人旅居广州写下的回忆录及在此基础之上撰述的相关学术著作，已是一项刻不容缓且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史研究在西方日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学人对于城市史研究也日益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迭出。城市史研究本身就是学科分化和整合的产物，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具有多维、交叉、综合等特征。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的渗透和融合，沟通了不同学科的界限，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之中，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建筑史、艺术史连接贯通起来，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和历来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人群、事件逐渐受到关注，文化与生活开始回归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家园。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学术席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历史学界，后现代学术表现在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出现。新文化史把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概念引入城市史研究，由宏观的政治、经济理论阐释向微观的空间、社会、边缘群体研究转变，注重研究社会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及微观世界，用历史叙事的方式解析史料，使历史学著作更为可读，像文学作品一样引人入胜。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城市历史的特殊性和丰富性，研究者已不满足于仅仅从正史和政书、档案、地方志与专志中获取史料，开始尝试运用报纸杂志、文人日记和笔记、奇闻逸事、竹枝词、谣谚等一度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边角史料，钩沉城市历史的点滴细节，大众传媒、调查统计、私人记录以及文学描述被广泛运用于城市史研究之中。此外，口述历史和城市历史影像的挖掘，也从全新的视角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人文流变，极大地拓宽了城市历史记忆的广度和深度。历史研究工作者综合考古、文献、图像甚至文学作品，绘制出生动的城市风情画卷，使得城市不再是寂静的空间，而是有人住的、会发声的、有图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场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中，它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的接触与交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的交流、互动。研究一座城市的历史与社会状况，不但要了解本国作者的记录和书写，还要关注“他者”对城市形象与风貌的描绘与重构。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对外开放的城市中，广州无疑是一个典型。当中西贸易的大门被打开后，广州成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窗口与标本城市，广州这座城市开始面对来自“他者”的凝视与塑造，“西方”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者，而非完全的“他者”参与到广州城市景观的建构中。尽管这些“他者的观察”中镶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仍不乏既具洞察力又饱含深切体会的明智之作，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历史资料。因此，在近代广州城市史研究中，亟需大量引入“他者的观察”，即当时西方人留下的记录与描绘近代广州的珍贵西文文献，包括许多尘封在册、未被译介的珍贵史料。研究者过去多将关注的焦点置于东西世界的贸易往来或文化互通上，而事实上，“他者”视角下近代广州的城市景观（包括城市设施、街道、建筑、河道、商馆区等），城市普通民众的饮食、娱乐、节庆等日常活动，将弥补同时期中文文献记录的偏失，并与中文文献相对比，让研究者更加全面、完整地观察处于特殊历史节点上的近代广州所呈现的复杂历史镜像，还原一个多元立体、具体而微的近代广州。

西方人对于近代广州城市生活的记述，往往是饶有趣味、引人入胜的。例如，西方人在广州商馆中的餐饮，以及他们在广州行商家里和广州餐馆中进餐的情景，在其撰写的游记和回忆录中有大量详细的记载。这些描述是研究西餐传入广州和粤菜发展源流的珍贵资料。英国牧师格雷（John Henry Gray）夫妇在他们关于广州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广州餐馆的详细菜单和价格。为了深入民间，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格雷牧师夫妇学会了品尝猫肉、狗肉和鼠肉，还带来访的西方客人到当地的餐馆一起享用。格雷牧师太太记载了广州人在夏至吃狗肉的习俗，专营猫狗肉的饭店在这天食客盈门。她特别提到，黑狗肉在这个节令尤为食客所追捧。当地人相信，在这天吃了狗肉，整个夏天都不会得病。^[16]在今天的广州人中，大概只有八九十岁的耆老还记得“夏至狗，冇埞走（没有地方可走）”的民间俗语，意思是在夏至这天，到处都在杀狗，它们没处可逃。民间说法是，狗肉属性“燥热”，一般只适宜秋冬季节食用，夏天吃狗肉会上火，但夏至这天例外，在这天吃了狗肉，不但不会“热气”，反而会对身体有益。种种细节，不胜枚举，西方人以探奇的眼光观照以往被忽略的城市微观世界，为城市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具象写真。(www.xing528.com)

译事：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广东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翻译出版过一些有关近代广州的英文著作，但相对于沉睡在西方图书馆、博物馆里汗牛充栋的近代广州历史文献而言，实为冰山一角。

译事繁难，但它事关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承，实乃甘苦自知的神圣事业。傅雷、罗念生、李健吾、朱生豪、王道乾、杨宪益等品位上乘的老派翻译名家焚膏继晷，以其代代相传的皇皇巨著为翻译事业树立了标杆，让后来者警然惕然。

“西方文献中的近代广州”译丛翻译工作从2015年起开始筹备，到第一辑译著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组织和筹划下，译丛被列为2017—2019年广州市重大文化项目，得到重点扶持。为了保证质量，译丛工作团队谨慎从事，实行严格的匿名审校制度，层层把关，反复推敲，希望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向读者奉献一批翻译质量相对精良的译著，为推进近代广州城市史研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深知，在中国历史坐标系中，广州是一座得天独厚、内蕴深厚的南方门户城市，它值得历史研究工作者为之殚精竭虑、砥志研思。对有关广州的中外历史文献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实乃培根固本的文化基础建设工作，需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这五年间，译丛工作得到的支持和帮助甚多甚深，在此谨缀数语，敬申谢忱。

申谢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陈建华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曾伟玉副部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张跃国院长，以及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贺忠副巡视员、杨宗元处长、梅声洪处长，他们秉承这座城市务实精进的文化传统，对译丛项目的持续推进给予了深度理解和重要扶持。

申谢诸位优秀的译者何思兵、沈弘、沈正邦、麦胜文、杨永炎，他们是译丛质量的根本保障。

申谢华裔美国学者何思兵博士，他以扎实的研究功力、中西兼通的学养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为译丛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和至关重要的质量把关。

申谢学界袁伟时、钱江、沈弘、章文钦、吴义雄、江滢河等先生不厌其烦地提供的专业支持。

申谢花城出版社首席编辑林宋瑜和揭莉琳编辑在译丛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劳和耐心。

最后，我要郑重感谢我的工作伙伴章深、黄柏莉。从筹备、审校到付印，我们共同经历的艰难、琐碎难以尽述，我们用日复一日的努力诠释了“志同道合”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对于一座古老城市的热爱、责任和专业追求，使我们在“永夜勘书帙”的繁难工作中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力量。这与三百多年前屈老夫子在书斋中的耕耘如出一辙。

我们唯愿以诚意和坚韧，为这片江海相连的古老土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写于2019年11月

【注释】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2]珠江有东、西、北三条支流，西、北两江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思贤窖、东江在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汇入珠江三角洲，经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这八大口门汇入南海。

[3]〔荷〕包乐史，《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赖钰匀、彭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4]〔元〕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

[5]〔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七《蛮夷传》。

[6]转引自：〔荷〕包乐史，《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7]〔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8]〔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9]〔葡〕克路士，《中国志》，载〔英〕C.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0]〔罗〕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

[11]〔瑞〕奥斯贝克，《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倪文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英〕马戛尔尼，《龙与狮的对话：英使觐见乾隆记》，刘半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14]见〔法〕奥古斯特·博尔热，《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钱林森、张群、刘阳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5]〔美〕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16]Mrs.Gray，Fourteen Months in Canton，London：Macmillan and Co.，1800，p.13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