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陪祀宫庙及其规模

陪祀日月太保神祇的宫庙的数量占到该信仰体系的大部，泉州近海一带部分地区由于流传大量幼帝传说，因此一部分宫庙将其神祇作为陪祀对象；安溪、永春、德化一带亦有陪祀宫庙，为信仰传播、人口流动将信仰带往泉州西部山区。

不过，由于是陪祀神祇，在这些庙宇中的日月太保形象远没有主祀宫庙那样精细，神祇造像不仅较小，且相对简单。

1.昭宝宫

位于丰泽区城东街道凤屿社区，此地古时称“乌屿”，在宋元时期是重要的港口。宫庙方位西南朝东北，始建于清代，2008年重修。宫庙包括戏台、埕和主体建筑。主体建筑建于海边巨石之上，面阔10米，进深18米，三开间两落建筑。庙内主祀文武尊王（张巡、许远），日月太保为陪祀神祇。当地有庄氏家族兴兵护卫幼帝的传说，笔者推测这与日月太保信仰有着一定的关联。

2.紫坂古地

位于晋江市紫帽镇园坂村中区83号，除内祀日月太保外，还供奉都主公、文昌官、令侯公，以及大妈、二妈等。

日月太保在供奉中作为陪祀神祇。其神祇形象为两位穿着红色肚兜的幼童。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该宫曾遭受兵乱摧毁殆尽，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建。20世纪90年代逐渐破败，2014年重修。现宫庙为三开间两落形制，建筑面积150平方米。

紫坂古地

3.待驾宫

位于南安码头镇大庭村，宫内祀武德尊侯陈圣王诸祖神，陪祀日月太保。宫内石柱上对联分别写道：“待命枕戈护幼主无恙，驾风穿险奔南疆偏安”“待幼主兴邦忠照日月，驾孤军保宋义著春秋”“待御辇驰銮歇息，驾朝臣鞠帝栖身”，都表现出对幼帝及其忠义大臣的怀念。待驾宫包括拜亭与主殿两部分，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拜亭面阔3.8米、进深3.5米；主殿面阔三开间8.1米、进深五柱7.1米。

待驾宫

4.兴明堂位于南安市眉山乡大眉村，建筑形制五开间两落。宫庙始建于明代，2013年重新翻建。宫庙除供奉日月太保外，主祀从晋江青阳石鼓庙分灵而来的顺正大王。

5.文兴堂位于安溪县城厢镇砖文村，建筑形制三开间一落。宫庙始建于明代，2015年重新翻建。宫庙供奉的日月太保从南安眉山兴明堂分灵而来。宫庙主祀从晋江青阳石鼓庙分灵而来的顺正大王。

除以上宫庙外，根据记载和相关新闻报道，法石坂头宫和晋江深沪镇颜厝村的蔡王府宫，也供奉日月太保^[35]。

泉州日月太保信仰经过近八百年的风雨发展，在如今已成为泉州重要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一，见证着泉州这座城市对端宗、帝昺的爱戴和怀念。这个信仰又随着近现代以来的移民潮，被泉州人从乡土带至海外扎根生长，成为泉州本土与海外侨胞之间联络的重要精神纽带。

【注释】

[1][清]沈定均 撰：（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168页。

[2]南宋初年，朝廷在现时的九龙湾西北及西南沿岸，即尖沙咀与茶果岭之间一带，设立了一个名为“官富场”的官方盐场，范围覆盖今日的观塘区、九龙城区及油尖旺区，并派造盐官并驻兵。当时该处属于南海郡东莞县，该盐场也曾成为县内四大盐场之一。然而于隆兴元年（1163年），由于“官富场”的产盐量未如理想，曾一度废置并并入另一个官方盐场“叠福场”（位于今沙头角东北、大鹏湾西南）。后来因“官富场”产盐量回升，于是再度恢复设置。南宋末年，皇帝宋端宗赵昰和宋帝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中国香港，据说曾在“官富场”内的土瓜湾一块大石头上休息，后人称该处为宋王台。元朝时期，“官富场”被改为“官富巡司”，于明朝时则被改为“官富巡检司”，设有巡检及司吏各一，并驻弓兵50名，以打击贩卖私盐。清朝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政府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位于台湾的郑成功政权，因此实行迁界令，逼使沿海居民向内地迁界50里，盐场亦因而被废置。虽然迁界令于康熙八年（1669年）取消，但由于迁来的居民不熟煮盐，盐场无法恢复昔日的规模，其后最终也被废置。

[3]引自香港海事处网站的相关研究文章《香港港口与海事处历史》第一章第四节——《香港地区作为宋朝沿海的交通要道》。本节亦讲到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北方移民纷纷进入香港定居。文章举福建莆田的林氏迁至彭家围（即现今黄大仙的大磡村）的例子。“在林氏族谱记录之中，有一则记载昔日林氏从福建到香港通商的资料：船只遇上暴风雨，在香港港口外沉没。当时林氏一众男丁紧抱着海上守护神亚妈木神像不放，最终平安上岸。为酬谢神恩，林氏在东龙洲盖建了一座石塔，供奉亚妈。石塔已不存在，现址今建有一座天后庙。”

[4][元]脱脱：《宋史》卷47·瀛国公二王附，第944页。

[5][明]何乔远：《闽书》卷41·前帝志，第1008页。

[6][元]脱脱：《宋史》卷47·瀛国公二王附，第948页。

[7][元]脱脱：《宋史》卷47·瀛国公二王附，第948页。

[8][明]宋濂：《元史》卷58·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5页。

[9][明]宋濂：《元史》卷208·外夷一，第4629页。

[10][清]毕阮：《续资治通鉴》卷191·至元三十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066页。(www.xing528.com)

[11]此时的笋浯溪远较如今宽阔，甚至可能还未形成沙洲，其仍属于晋江下游的一部分。

[12]施小宇：《〈闽小记〉中周工亮“七不解”浅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第71页，引自2007年9月3日“马来西亚中文论坛”。

[13]另外，明代频繁的倭寇侵扰和杀戮，也大大加剧百姓的不安全感。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倭寇侵陷晋江永宁卫城，其势甚猛，将逃藏在水关沟内的数万居民杀戮殆尽，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次日倾盆大雨才把满街血污冲洗干净。“（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四月，倭四百余人从郡境长坑头登岸，由龟湖突至安平市，杀掠数日乃去”，致使安平城“功未就而寇至，生民之糜烂，庐舍之灰烬者，不堪举目。”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倭）又一支在浔美登岸焚劫。四月，至车桥焚屋杀人，直至城下，官军以石拒退。又一支从法石登岸焚劫，亦至南门城下，焚屋而去。是年，郡荒，米一斗值一钱四分，知府熊汝达发散仓米，又出帑银广籴以济民，缉获奸民庄世磐、林崇美等将为贼内应者，除之，城得无事。”同年，倭寇大举偷袭惠安崇武城，全城军民浴血奋战，由于孤立无援，粮尽，千户郭怀仁、朱紫贵失守。千户钱储与百户王铁为掩护民众撤退而牺牲。城陷后，倭寇大掠，燔军民居所，钱储父子兄弟满门10余人死难，军民死伤枕籍。“倭攻崇武城，千户郭怀仁、朱紫贵失守，遂陷城，据四十余日，燔军民居，大掠而去”，“焚毁杀掠殆尽。”不仅沿海地区深受倭寇袭扰，内陆的安永德地区，也未能幸免。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六月，倭寇数千人，从南安诗山窜入永春塔口隘。典史侯爵统兵力拒，兵少不支，十五日永春县城陷，倭寇据城抢掠30余日。乾隆《永春州志》载，“倭寇至永春，知县万以忠弃城遁，贼肆焚掠。”同年七月，倭寇数千人突袭安溪，陷毁县治，并扰害依新各乡，驻扎四十余日，县学、县府馆、兴泉道、吏舍以及其他公署民房被毁殆尽，康熙《安溪县志》载，“（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倭贼数千，自永春突至县治，驻扎四十余日，官民庐舍，焚毁殆尽。”倭寇甚至还劫掠德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倭寇千余入德化，至下涌攻寨。”长达几十年倭寇大规模的骚扰中，使百姓民不聊生的不仅有真正的日本倭寇，更多的是本土的海盗与土匪。残忍的日本倭寇加上遍地流窜的土匪，泉州百姓“困于倭者十一二，困于从倭者十九八”。男丁数量从嘉靖元年（1522年）的“二十一万二千九百零三”，减少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十六万九千九百三十五”。

[14][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第1册487页。

[15]明清时期的官方祠宇包括了名宦祠、乡贤祠、孝悌祠、节孝祠等类型。这种改变的案例，如北隅云山铺生韩境的生韩庙原是供奉名宦韩琦的官方祠宇，后成为祭祀民间神祇秦大帝的祠宇。详见道光《晋江县志》第952页及陈垂成、林胜利所著的《泉州旧城铺境稽略》。

[16]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第3册580页载，“正统十年五月泉州大水坏城郭庐舍”。

[17]引自金瓯宫《金瓯英烈圣皇神纪》碑。

[18]［摩纳哥］伊本·白图泰著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5页。

[19]张星烺著，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资料室整理：《泉州访古记》，1980年，第9页。

[20]对于传统社会中坚力量——士大夫而言， 元朝廷对于科举乃至传统文化的轻视，是他们很难以忍受的。由于对科举的轻视， 泉州贡院在元代荒废。

[21][元]释大圭：《梦观集·吾郡》。

[22][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泉州府志》卷18·户口，第1册464页。

[23]《清源金氏族谱》影印本。

[24][清]黄培芳 撰：《新会县志》卷4·坛庙·全节庙，清道光十一年刊本影印，第95页。

[25][清]黄培芳 撰：《新会县志》卷4·坛庙·全节庙，第95页。

[26][清]黄培芳 撰：《新会县志》卷4·坛庙·全节庙，第95页。

[27][清]黄培芳 撰：《新会县志》卷4·坛庙·全节庙，第95页。

[28]泉州有着长久的英烈崇拜传统。最新的例证是建于1993年的解放军庙，该庙位于惠安崇武西华村，供奉着在1949年9月17日的战斗中，为保护群众而牺牲的27位解放军战士。

[29]清初，朝廷为对抗沿海军民对郑成功抗清力量的支持，在东南沿海实施大规模的迁界政策，沿海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内地。

[30]明清时期，泉州府城按照区域层级分为四隅（附郭）、三十六铺、九十三境。每铺下设有多境，但其中南隅文山铺其下未设境。泉州所有的境（含文山铺）都有自己的境主庙，每一座境主庙都有作为本境的境主神祇。

[31]清代由于泉州人口激增（从1711年的33万增至1829年的252万），导致城内铺境和县域之间的迎神、巡境活动往往成为械斗的导火索。府城内最为突出的冲突械斗，当属同为供奉田都元帅的民间宗教体系之间的“东西佛”之争。有清一代，供奉田都元帅的奉圣境（西隅）与凤池境（东隅）纷争不断，并各自联络其他铺境参与械斗，导致“铺户良民，弱肉强食。最甚者又莫如夹缝之界，妇女亦被刳其发而剥其簪珥者。至于民房蹂躏，更不堪言矣”的惨剧一次次上演。

[32]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第288页。

[33]这批侨亲中最为著名的是已故南音大师丁马成先生，丁马成为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社长，一生治理于南音的创作与推广。1987年，湘灵音乐社出版了《南音新曲——丁马成作品选集》，收录其作品67篇。作品抒发了海外游子思念桑梓，热爱故乡的深挚情感，表达了他们愿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共同心声。丁马成先生的故居位于后厝社区内，在2008年登记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文物点，201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4]刘晏为唐代名臣，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长期管理朝廷度支，整肃天下粮仓，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人祀之为仓神。

[35]相关报道建《泉州晚报》2009年4月13日的《南宋两幼帝曾与泉州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