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宗在离开泉州后，转入广东（广南东路），一路沿海路南下，先至潮州、后至惠州[1]。景炎二年（1277年）农历四月驻跸于广州东莞县下辖的官富场（今中国香港九龙）[2]，“虽然没有大张旗鼓，但官富的百姓得悉皇室随员到来后，即撑着舢舨出迎。他们曾四处搜集兴建宫殿的建筑材料，明显有意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3]，因此也准备于当地修建宫室。
不久，元军大举进攻广州，端宗不得不再次转移，先转移至浅湾（今中国香港荃湾），后撤退碙洲（今广东雷州半岛湛江市硇洲岛）。
十二月在转移途中，宋军在七洲洋（今海南东北部海域）海战中大败，端宗更是于井澳（今广东珠海市横琴岛）因“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4]，不幸于次年（1278年）农历四月亡于碙洲。
端宗的逝世，对残宋流亡朝廷打击很大，但陆秀夫很快立赵昺继承皇位，稳定人心。时“众欲散去，陆秀夫奉帝嗣位……升碙洲为翔龙县。”[5]赵昺被立为皇帝后，改元祥兴（1278-1279年），但在元军步步紧逼的形势下，这并未能改变宋朝最终灭亡的命运。
流亡的小朝廷最后驻跸广东新会县的崖山，而元军步步紧逼。最后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农历二月宋军与元军在广东崖山进行最后决战，由于“（宋军）舟师碇海中，棊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元军）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至午潮上……（元将）张弘范攻其南，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俄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遂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溃，翟国秀及团练使刘俊等解甲降。”[6]，宋军大败。“陆秀夫走卫王（帝昺）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7]
两位幼帝先后葬于广东，端宗葬于崖山，但确切位置至今成谜。帝昺所葬之处，据《帝昺玉牒》载：“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飞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偶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有遗骸漂荡，上有群鸟遮居，窃以异之。设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山麓之阳。”帝昺陵墓位于今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少帝路，1983年被列为深圳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为“宋少帝墓”。
随着最后一支宋朝抵抗力量的覆灭，元朝实现一统，“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8]元朝亦在之前的至元十四年（1277）于泉州设立泉州行宣慰司，开始对泉州的正式管理。
元朝在征服南宋后，很快就利用南宋水师为基本力量，先后组建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地的水师力量，但远征皆未取得胜利。尤其是征日本，受台风影响，大败亏输；远征爪哇，船只、人员悉数从泉州出发。
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南宋之后，为招抚东南亚各国来使朝见，树立元朝在西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的宗主地位，向海外诸国如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国派遣使者。
对于日本，在第一次征日失败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组织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www.xing528.com)
此次出征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由朝鲜出海的北方舰队于五月底抵达博多湾，在等待南方舰队期间，蒙古人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博多湾的几个岛屿，岛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杀，岛上的建筑物也尽被毁坏焚毁。六月上旬，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登陆作战。但日军以新修建的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八月初持续两天的台风，袭击了元军舰队并摧毁了大部分的船只，元军几乎全军覆没——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只能等死。日本人反攻后，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阊辈是也。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久之，莫青与吴万五者亦逃还，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9]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对于爪哇，则分别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次遣使爪哇，但都遭到爪哇的拒绝，尤其是至元二十六年那次，爪哇国王竟“黥使者孟琪”，以羞辱元朝。此举让已经横扫欧亚大陆的黄金家族的统治者颜面扫地，忽必烈认为“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爪哇之役为大”，因此兴师动众的举兵讨伐，以报“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刺诏使孟右丞之面”之辱。
根据《元史》爪哇传和亦黑迷失传的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忽必烈“诏福建行省史弼、亦黑迷失、高兴平章政事，征爪哇；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设左右军都元帅府二、征行上万户四，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备功赏”，并“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远征大军“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 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泉州至爪哇距离千里，一路上“风急涛涌，舟掀簸，士卒皆数日不能食。”元军进入爪哇后，由于军力对比悬殊。“（爪哇）国主入内城拒守，官军围之，且招其降。是夕，国主哈只葛当出降，抚谕令还。”但不久爪哇降将“土罕必阇耶背叛逃去，留军拒战。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冯祥皆遇害。”元军劳师千里远征，只因爪哇降将背叛偷袭，而功亏一篑。
这些失败的远征，不仅损兵折将，更是劳民伤财。泉州作为造船基地和远征重要的集结出发地，百姓付出了沉重的劳役负担，民间怨言不断。加之元朝官吏腐败，“官无取材，欲望明刑政、识大体，难矣。”[10]元朝新治泉州，本应励精图治，与民休养生息，但却穷兵黩武、压迫百姓，使百姓不满于元朝，而更怀念宋朝。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端宗与帝昺作为百姓对宋朝的怀念和宋末各种忠义人物、事迹的集合体与化身，被神化而走向神坛。
笔者在文物调查中于泉州一些宫庙中了解到有关幼帝显灵传说，传说幼帝死后魂魄皈依泉州，成神于笋浯溪，灵佑四面八方，百姓遂祭拜之。即为泉州如今的“日月太保”（又称“相伴舍人”“英烈侯”“孩童佛”）信仰的神祇。丰泽东海金瓯宫的《金瓯英烈圣皇神纪》碑，提到“日月太保”这一名称的由来：宋度宗的三皇子赵昰、六皇子赵㬎、七皇子赵昺连同自己的胞姐赵育公主（昰姐）、赵菁公主（㬎姐）、赵胄公主（昺姐）。因男都冠以日，女都冠以月，民间亲昵地尊称为日月太保。后来日月太保成了端宗、帝昺兄弟的专属称呼。
最早供奉日月太保神祇的宫庙是泉郡日月太保宫，据传其始建于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由于其所在的慈济铺浦东境有笋浯溪流经，并拥有诸如一堡码头等内河码头[11]。因此，当地是一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的枢纽，如宫庙塌寿处楹联所书，“浦汇诸川利通津宏慈济，东流入海来筍水出浯江”。据《泉郡日月太保宫历史沿革》所载，生活在一堡码头的百姓率先创立神庙供奉二位幼帝，并在整个元代秘密信仰。
至此，日月太保信仰完成了它的萌芽阶段，开始在泉州大地上逐渐发展起来。
笋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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