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中央节制到知州调配
左翼军原本与泉州地方衙门没有隶属关系，在地方骚乱中，泉州知州无法指挥左翼军，而左翼军的支出却由泉州地方财政提供，这给地方财政造成不小的负担。淳祐六年（1246年）在泉州的1882名左翼军驻军，“每月支，计钱九千三百九十八贯，米二千七十石。春冬衣钱，岁计四万三百四十贯。”[65]
因此，当泉州财政支出困难时，只有仰赖朝廷拨付。嘉定十一年（1218年），左翼军创置围头新寨、添展旧寨、制造军器及移徙军人家属，所需费用，朝廷拨付不足，乞请拨15道度牒支用。宋廷因之降15道度牒，每道作官会800贯变卖，共计12000贯，作为创置新寨、添展旧寨等费用。[66]
由于左翼军驻扎地远离朝廷中枢，且需面对较为复杂的民变形势，造成了左翼军在体制上和其他屯驻大军或禁军不同。因此，朝廷宣布“泉州左翼军，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机。自今遇有盗贼窃发，一时听安抚节制。”[67]即左翼军受中央殿前司领导的同时，在平定民乱过程中，福建安抚使亦有节制的权力。这只能算是一种折中方案，并未很好地解决左翼军指挥、供给的实际问题。
根据学者黄宽重在其论文《福建左翼军：南宋地方军演变的个案研究》中指出，“屯驻大军只受中央指挥，不受地方的帅司节度，而左翼军则同时受朝廷与福建安抚使的指挥，形成二元体系；名义上隶属中央的殿前司，官员也由中央政府调派。但实际上，财务由地方政府筹措支持，接受安抚使的节度，军队的成员也以福建地区为主，又旨在维护地方治安，明显的具有地方军的色彩，中央政府则借人事任命与指挥调度的方式来操控军队，淡化地方的色彩。”由于左翼军这种指挥与财政体系的分离，造成其不受地方管束、尾大不掉的局面。
因此真德秀言“（左翼军）官兵月粮衣赐大礼赏给，及将校折酒等钱，间遇出戍借请，悉倚办于本州。招刺效用军兵，亦例从本州审验。若无一事不与州郡相关。”[68]但“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帅司相去亦数百里”[69]，该部队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导致“ 军政修废无由考察。故自十数年来，为统制者得以肆意掊尅，敛怨行伍，教阅尽废，纪律荡然。”[70]
而泉州本地“未尝略有统摄……州郡虽知其详，然不敢问……一旦有急……守臣亲出救援，将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赏，而后肯前。”[71]
所以，知州真德秀上奏朝廷，考虑到当下海寇劫掠商船的严重局面，希望朝廷将左翼军的指挥权交于知州，“若本州与左翼军不相统摄，恐别生矛盾，无由集事……令左翼军听本州守臣节制。”[72]朝廷准许了真德秀的奏请，让左翼军归知州节制，方便了知州统筹、协调地方军政事务。但让真德秀想不到的正是他为泉州知州争取的这项权利却让左翼军在宋元之交、幼帝至泉的危急时刻，成为支持蒲寿庚降元、倾覆宋室的重要力量。因为泉州境内的禁军，除了殿前司左翼军外，还有威果军、广节军（隶属侍卫步军司），全捷军（隶属殿前司）三支部队，但这三支禁军的总人数还少于左翼军一支。另外，泉州地方的厢兵和土兵，“指挥、都监、都押统于郡太守（知州）。”[73]
（2）地方精英对南外宗室的不满
蒲寿庚，《宋史》载其“西域人也……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74]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泉州，蒲寿庚与其兄蒲寿[75]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助官军击退之，因功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统领海防。蒲寿庚至此也“主市舶”[76]，“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77]，达于权力和财富的高峰，成为泉州的一方豪强。
但蒲寿庚能够叛宋，背后还是需要强大的武力支持，这就是左翼军。正是这支武装使其拥有对抗幼帝、宗室以及宋军的力量。
此时，左翼军的统制为夏璟，辖制左翼军的知州是晋江县籍的田真子——蒲寿庚的重要盟友。(www.xing528.com)
关于田真子的资料寥寥无几，在史料中仅在三次事件中留名，一次是登榜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榜；再次是随蒲寿庚降元、合谋杀害宗室；最后一次出现在赵由馥的遗嘱中，提到田真子被蒲寿庚陷害[78]。
关于夏璟的资料，可以从其墓志铭中找到。其墓志铭载：
宣武讳璟，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闽，占籍于泉。帐前总辖隐夫之孙，閤门宣赞必胜之子。宣武旧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海云蒲平章（蒲寿庚号海云）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士而侯服，匪玄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夏璟）之力居多。观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观其所主，知在下之能。平章（蒲寿庚）举最，太史书勋，乃刻符印以偿优劳。宣命下，初，武德将军管军千户，再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三营军上千户，散官如故。若省都镇抚福、泉、兴化镇守，又行省累署表也……大德庚子（130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微恙，终于三山（福州）治所。[79]
从墓志铭可以看出，夏璟不仅受到蒲寿庚器爱，且其早在端宗入闽之前就有不臣之举，并早在“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伯颜遣不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兄弟”[80]后的瑞安之役亦有不臣之举。
端宗在福州登基后，就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为什么左翼军将领们和泉州地方大员要背叛宋朝，除了这些地方政要“识时务”外，还与要清除宗室的财政负担有关。
关于南外宗室的供养费，宋廷先是规定由泉州及福建路转运司各负担一半，但自淳熙十二年（1185年）转运司负担定额（48300余贯）费用，其余均由泉州供应。由于宗室人口不断地增加，他们的供养费成为泉州另一项重大负担。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为减轻泉州负担，建议由朝廷、转运司、泉州各负担三分之一，朝廷负担的部分，拨市舶司钱充付。
南外宗室刚迁入泉州时，有宗室349人，岁费钱6万缗，暨每年6万贯的铜钱。到南宋中期的绍定五年（1232年），供养宗室、南外宗正司行政开销和宗学教育的总费用达到钱15.6万贯、米6.5万贯。其中俸禄中钱的部分增加2.6倍。
作为天潢贵胄的宗室成员，人口膨胀给泉州的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影响。随着宗室人口的继续增加，到真德秀第二次知泉州期间，宗室已到三千三百余人[81]。此时距离南宋灭亡，仍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因此，至南宋末期，宗室人口应远远超过此数，而泉州供养宗室的费用亦需要持续增加，光钱就有可能达到20万贯左右，这对于泉州和市舶司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在财政支出相对紧张的南宋中后期，对宗室方面的巨大支出，意味着其他方面支出的削减或止步不前。这也成为泉州一部分本土上层阶层和左翼军将领对宗室不满的根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