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宋军主动出击，突围失败，金军全面反击

唐、五代的历史教训让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深知中央权威式微、武人权力过大的危害，为保政权稳定和国家稳固，兄弟俩在政治体制方面制定一系列重文轻武、分割权力（例如在中央设置平章政事、参政政事、枢密使等职位，分割相权，避免出现权臣当政的情况。在地方增加州的数量，减少州的面积；并在州之上设置“路”这一级的中央派出机构，以分别管理征税、转运的转运使司，地方兵民事的安抚使司，司法、刑狱和监察的提点刑狱，贮备钱粮、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司四个职能部门分别设置“路”^[1]）的措施，使统治机构在内部互相制约，并让文官体系压制军人集团，各方势力彼此牵制，保持内部局势的长期稳定；在经济上建立包括茶、盐、酒、醋、香料等主要商品在内的国有专营经济体系，完善朝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重视私人工商业，鼓励百姓经商、贸易，促进民间经济的繁荣；在科举教育方面，朝廷通过大力发展官学教育和扩大科举考试规模，最终以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取代魏晋以来的贵族世袭官爵的制度，使广大社会中下层的有识之士也能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扩大统治基础，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但也由于宋朝的文官系统的互相牵制、文官压制武人、将不统兵的政策^[2]导致的负面后果是官僚体系的臃肿、党争不断以及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外部强大的威胁下消极抵抗，宋军的主动出击，往往是败绩。所以宋朝要依靠岁币政策弥补军事上的不足，与辽保持一百多年的和平。但历史是发展的，对手也是在进步的。从辽、金到蒙古（元），对手一个比一个强大。

中原王朝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面对的主要威胁都来自北方草原。秦汉是匈奴、隋唐是突厥，但在宋之前的这些中原王朝面对的草原民族都是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其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往往依靠的是首领的个人魅力和才能。一个能力超群的领袖能够带领本民族狂飙突进、东征西讨，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平庸的首领，却很容易在这种体制中，导致部落联盟的分裂与内乱。因此，中原王朝只要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依靠巨大的生产力和动员能力，对草原民族进行有效的威慑、反击，再进一步用经济的诱惑和文化的吸引，让草原民族内部分化、归附，乃至同化。

由于唐朝巨大的影响力，让周边民族纷纷慕化中原文化。因此，部分民族，如契丹、党项、女真等，依照中原王朝的模板结合本民族特色，在政治方面建立起以皇权为核心、以本民族为基石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样就大大增强了政治统治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使得为了稳定而实施重文轻武政策的宋朝不得不面对远比匈奴、突厥更强大的对手，所以贡岁币、花钱买和平便成为宋朝的必然选择。

辽实行 “契丹制契丹、汉人制汉人”的南北面官制度，有效对本境的汉人及汉化的渤海人进行统治，巩固了政权的稳定性。不仅使宋不能在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中占到便宜，还使宋军面对辽多民族结构的军事力量的威胁，而不能轻易出击迎战辽军。中原中央集权体系和军事力量的加持，使辽国皇帝在华夷观念中，建构起南北二朝的并立体系——两国关系是平等的兄弟之国。(www.xing528.com)

金起于苦寒之地，较之契丹有更强的战斗力，在短短的十五年间，灭辽、征宋，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所签订的“绍兴和议”就规定，南宋向金称臣，宋朝皇帝要亲自起立接受金朝皇帝的交聘“国书”，金朝皇帝则不须起立接受宋朝的交聘“国书”。

在之后的“隆兴和议”和“嘉定和议”中，两国的关系虽然从“君臣之国”改变为“叔侄之国”“伯侄之国”，但双方的地位仍然是不平等的，宋朝皇帝仍然要向金朝皇帝称“叔”或“伯”，要起立接受金朝皇帝的交聘“国书”，地位仍然低于金朝。因此在金自视为中原正统王朝，偏安一隅的临安小朝廷不过是自己的臣属。

宋宁宗赵扩在绍熙五年（1194年）即位后，韩侘胄独揽朝政，他以抗金作号召，得朝廷主战派支持。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侘胄不顾尚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举兵伐金，史称“开禧北伐”。宋军分兵三路向陕西、两淮等地进攻。金章宗完颜璟闻讯，命军进屯汴梁以阻宋军。战初，各路宋军纷纷主动出击，相继收复一些故地。但此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与金军勾结，弃守和尚原、方山原等要隘，使金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两淮、荆襄地区，北伐战局逆转。随后，金军兵分九路从陕西、河南、淮北等地向南宋发起全面反击。宋军不敌，被迫于宋嘉定元年（1208年），再次与金签订屈辱和约，除国界保持不变外，宋对金以伯父事之；每年的岁币在原先银绢各二十五万的基础上，各增加五万；宋再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