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习科举
为了解决宗室子弟教育学习问题，南外宗正司在睦宗院东侧设有宗学，在睦宗院内设有“清源书院”。“宗学，在旧睦宗院东。绍兴初建。中有宣圣庙，置堂曰‘彰化’。斋有三：曰宗强，曰信厚，曰立爱。嘉定十三年（1220年），更堂曰‘崇教’；增斋一，曰怀德；更信厚曰升贤。斋有长谕，皆以宗姓。讲书教谕，则以庶姓。”[93]“清源书院，在睦宗院内，知宗希衮所建。堂曰习说。斋四：曰浚明、严尊、忠恕、爱敬。明时，其地入清果、菩提二寺。”[94]
由于对宗室子弟教育的重视，泉州南宋进士总数924名（含特奏名进士341名）[95]，宗室进士122名[96]，占13%。其中宗室进士数量较多的，是光宗至理宗时期。
南外宗室进士表
续表
通过本表可知，南宋前期的高宗、孝宗时代以及南宋后期的度宗、恭帝时代，宗室进士的数量皆较少，而社会经济发达的南宋中期的泉州，宗室进士的数量众多。这种“n”型曲线，与南宋初期宗室入泉的适应期和南宋后期泉州社会经济的低迷、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期有关。[97]
（2）生活供给
宗室成员拥有睦宗院提供的住房。嘉泰年间（1201—1204年），由于南外宗人口不断增长，睦宗院住宅不够，在知州倪思的请求下，又在城西睦宗院老宅的旁边修建了新的宅院，让无房宗室在新建的睦宗院居所居住，“嘉泰三年（1203年），郡守倪思以其狭隘，别创于府治西北居贤坊，是谓新睦宗院。”[98](www.xing528.com)
睦宗院还管理宗室的钱粮供给，“院有主管官宗子，在院与外居廪给有差。在院则有大中小末之分。尊行，月给钱十三千、米一石；中者年二十以上，钱九千一百、米七斗；小者十岁以上，钱四千七百、米四斗；末者五岁以上，钱一千、米四斗。外居者则有大小之分，十岁以上钱二千、米一石，五岁杀其半。有官者，不拘内外，以得禄日为始，全家住帮贴养廉钱米。院居宗女年二十住帮贴给装资百缗，外居嫁者给三之一，不嫁廪之终身。”[99]从以上记载可知，即使是三代单传的宗室之家，每月至少能从睦宗院领取23000文钱；而南宋前中期，普通百姓每人每天的收入一般在100—300文之间，即每月天天干活，也只能挣得3000—9000文钱。[100]
建炎南渡后，由于国家财政吃紧，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颁诏减少宗女出嫁的赏赐，致使“宗女贫不能行，多自称不愿出适者。”为此赵子游“知南外宗正事时，请于朝”，以泉州的经总制司钱来补贴宗女，[101]保障宗女出嫁的赏赐待遇不降。
宗室中关系较远的成员，即使如缌麻亲（五服中关系最远的亲属），每年仍可得到“钱九十六千，米三十六斛，帛二十八匹”；袒免亲（五服之外），每年可得的钱、米是缌麻亲的三分之二，帛为一半。[102]
一个考古的发现可以很好地说明宗室的生活水平。1975年10月，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一座南宋宗妇黄昇的墓葬。由于这座墓保存完好，其可作为推断宗室生活水准的生动例证。墓主黄昇，卒于淳祐三年（1243年），享年17岁。她和她的丈夫将仕郎赵与骏均出身于显赫的家族。黄昇的父亲黄朴是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使；赵与骏的祖父赵师恕，任南外宗正司宗正。他们二人都是朱熹门生黄斡（1152—1221年）的学生。
该墓出土了436件随葬品，其中有201件女性服饰、153件织物面料，品类有纱、绉纱、绢、绫、罗、缎六大类，大都图案精美，织工上乘。其中二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司”和篆体“赵记”朱印。[103]
可以看出相对富庶的宗室水平，较普通的宗室成员有国家财政的供给，也比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高得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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