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宗室虽然给泉州带来财政负担[53]，并且“南外宗子，商于泉者多横。”[54]但即使这样，宗室成员中亦有大批人才，为官在任上，勤政廉洁，刺激泉州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宋朝重视对宗室成员的管理，所以南外宗正司也有训饬、检防的职责，并设立睦宗院专门培养、管理宗子读书、教育，对“不率教者以法拘之，岁久之悔，则除其过名。”[55]因此，部分宗室成员有着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品行，“子孙成进士者凡百三十余人”[56]。他们中有多人任泉州知州、提举市舶司或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等职，对泉州有过贡献。
自绍熙元年至咸淳三年（1190—1267年）的七十多年中，提举福建路市舶司的宗室官员有十人。他们是绍熙间（1190—1194年）任职的赵汝彧，嘉泰间（1201—1204年）任职的赵汝谠，开禧间（1205—1207年）任职的赵亮夫，嘉定间（1208—1224年）任职的赵不熄、赵崇度、赵汝适（兼任知州），端平间（1234—1236年）任职的赵彦侯（兼任知州），淳祐间（1241—1252年）任职赵希懋、赵师耕（兼任知州），咸淳间（1265—1274年）任职的赵孟传（兼任知州）。在这十位提举市舶官员中，除赵不熄因“多抽蕃舶，抄籍诬告”[57]被罢黜外，其他人中多有善政。如赵汝谠“抵节读书，与兄汝淡齐名，天下号称‘二赵’。”[58]赵崇度革除港口弊政、发展海外贸易，他罢泉州“岁以上物遗诸公贵人，下自三省六曹吏皆厌满”[59]的循例，“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刬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60]，使来泉藩舶从“至岁者不三四……骤增至三十六艘”[61]。赵汝适“阅诸蕃图……仍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谍，存其事实”[62]，利用闲暇，遍访侨居泉州的蕃商，于宝庆元年（1225年）完成中国古代重要地理志书《诸蕃志》。赵彦侯在安溪县令任上“以儒术饰吏事，条教详明，邑用以制，祀名宦”[63]，任职市舶司时，有下属向其进献财宝以贿赂，被他鞭笞警示。以上几位任职市舶司的宗室，他们的勤勉、廉正，有力地促进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宗室任泉州知州闻名者，有建造晋江安海安平桥，“博学能文，在郡留意教养，建堂祀姜公辅、秦系于九日山下，民感其化”[64]的知州赵令衿。有乾道二年（1166年）知泉州的赵子潇，他以办事“精明多类”和拳拳报国之心闻名[65]；其任内曾发生正妻以缶击杀小妾的命案，赵子潇秘密派员前去智取被杀人犯转移到兴化其哥哥处的作案工具，令杀人犯被绳之以法。有淳熙中（1174—1189年）知泉州的赵必愿，其“罢白土课及免差吏，榷铁讽诸邑行义役，秋旱力讲荒政，乞发仓赈救，救多所全活……为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尤留意武事，申明左翼军节制事宜”[66]。有宝庆间（1225—1227年）知泉州的赵汝腾，其以清廉善政著称，“朝廷赐田宅以旌其廉”[67]。赵公迥在知州任上“莅政简洁，人不敢干以私……贵达不肯治第。”[68]
担任南外宗正司事的宗室成员，也有不少留名于史。知南外宗正事的赵巩之在闽清县任上，“有善政、民得之”[69]，于南外宗任上著有《寄庵集》。赵不懬知南外宗正事时，因宽严相济，行为不端的宗室子弟“皆畏惮之，无敢干于私。”[70]
生于泉州而在外地任职者，如赵师璱在古田县通判任上，平定贼寇，“上杭峒酋连结他峒为乱，尅日齐发，师璱廉知，伏卒峒口，俟其出，一战擒其酋，郡赖以安。民感而祀之。”[71]赵伯逷“知南恩州……减额丁米、宽民力……知漳州，蠲鬻盐，宿负羡钱，造浮梁便行者。”[72]赵汝倣“通判德庆府筑堤障晋康江，亘三十里……知宾州筑城覆之，以屋合七井，城中以免江汲，民便之。”[73]赵善谧“知仁和县治办有能声，除军器监簿有厄之者。” [74]赵时焕“幼有俊誉……授侯官县尉，有能声。再调长溪，奸恶悉奔他境……除广东运判，革潮州重税。”[75]赵不慢“进退有度，孝宗目为宗室魁表……使金，争礼服不屈”[76]，捍卫了宋朝国体；在嘉泰元年（1201年）时，临安城内发生大火，赵不慢“其居不顾及，而与兄弟奔卫太庙”[77]，以祖宗灵位为重。赵汝佟“以平易为治……为人清旷，托僧庐以居。”[78]赵伯暐，为南宋时泉籍理学大家，“亦宗室……其文章议论，渊懿浩博，为闽南硕儒。”[79]赵文孙，原名必夅，“宗室商王九世孙。自绍兴移跸，属籍南外宗正寺，遂为晋江人。咸淳三年（1267年）丁卯以登极恩赐出身，除福州长乐主簿。宋亡，遂不出仕，专以训诲讲解为事。”[80]赵不流任淮东提举时，罢税场，减轻民间负担“淳熙十二年（1185年）……秋七月……诏罢扬州江都县版桥，泰兴县新城，楚州山阳县谢家，盱眙军天长县龙理、石梁、秦兰，高邮县临泽、三墩八处税场……盱眙系极边，扬州、高邮系次边，不仰此豪末之利，而徒使豪民扑买，小民被害。所有净利钱，本司欲依数抱认起发。乞将上件税场并行住罢。”[81]赵伯逷“知南恩州。下车蠲积逋为缗钱万，乞减盐额、丁米以宽民力。改知德庆府，立贡闱，修郡庠。移广东转运，知漳州。蠲鬻盐宿负，可羡钱造浮梁，行者便之。”[82](www.xing528.com)
此外，宗室官员还积极参与市舶祈风活动。在九日山十三方祈风石刻中，有宗室留名的就有十方。
对于行为不端的宗室，朝廷也给予了相应的处罚。例如绍兴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1154—1161年）任南外宗正事的赵士因“夺贾胡浮海巨舰”[83]，而“以事去官，言者请择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84]不过对于赵士的处罚，也仅仅是免去其职务，次年（1162年）便让其“赴行在所入奉朝请”。（赵士墓志铭）
建炎南渡后，由于宋朝半壁江山尽失于金国，国家丧乱。大批宗室南迁，作为重要宗室管理机构的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在其驻泉的145年间，原本在靖康之难中遭到巨大损失的宗室，再次繁衍发展起来，并产生大量优秀的宗室子弟，推动泉州乃至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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