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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泉州港的私商贸易及泉人远赴异域经商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宋代泉州港的私商贸易是很活跃的,除了大量蕃商来泉,也有大批泉人远赴异域经商、定居。[115]景定五年,泉人蒲应、蒲甲兄弟在文莱,葬其父,并立“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这批商人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公凭存留至今的李充。原始瓷的制作经人工上釉,并用1200度高温烧制。

宋代泉州港的私商贸易及泉人远赴异域经商

宋代泉州港的私商贸易是很活跃的,除了大量蕃商来泉,也有大批泉人远赴异域经商、定居。

李天锡先生在其《安南李朝世家新考——兼考安南陈朝一世陈日煚籍属》[112]一文,根据晋江安海《李庄李氏房谱》所提到的其族人李公蕴因其父李淳安“放舶真腊、交趾、暹罗之地”,而“从父徙居交趾北江……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交趾廷乱,公平定有功,被朝臣拥立交趾王。”李公蕴即为越南李朝(1009—1225年)的太祖。李朝立国二百余年,传位八世之后,有“吾家近邻之陈厝坑人”的陈日煚[113]为驸马,其妻李昭皇为李朝第九世皇帝。1225年,陈日煚叔父陈守度强迫李昭皇让位与陈日煚。陈日煚成为越南陈朝(1225—1400年)的第一位帝王,并于宝祐六年(1256年)将皇位禅让其子。[114]

泉人王元懋,“少时抵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匀。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貲……淳熙五年(1178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1188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115]

景定五年(1264年),泉人蒲应、蒲甲兄弟在文莱,葬其父,并立“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116]

晋江《青阳王氏族谱》载,王元其“生哲宗元符庚辰(1100年)……以孝宗乾道壬辰(1172年)卒。”因从事海外贸易,“尝航海之五洋”,获利巨大,而为宗族买下祭祖的公田“四百六十亩;创轮心院轮藏;建开元寺佛殿;刻舍利塔八十四分奉诸刹;造苏棣石桥,桥成,仍架亭一座以憩行人,又自桥砌石路至铭心院。”

《嘉坡店古今》载:“苏光国……不慕举业,专事航务。咸淳十年甲戌(1274年)季春,尝随刺桐母舅船业主王元胜,自温陵放洋,经石塘至占城,折三佛齐;越阇婆,趋波斯等诸番国。贾舶输出泉货陶瓷、丝绸、漆器茶叶、荔枝及各色地道药材,与诸番贸易珠贝、玳瑁、犀角、玛瑙乳香檀香苏木胡椒、吉贝等数十种,遇顺风往返一百二十余日。每岁放舶三次,可货利千缗,人慕不及也。”[117]

在大批泉州商人前往南洋经商、定居者,亦有泉人前往日本高丽等东亚国家经商。这批商人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公凭存留至今的李充。李充于崇宁四年(1105年)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其所携带的公凭资料留在日本,并被保存至今,成为中日海上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

此外,陈丽华老师在《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一文中,详细介绍宋代泉州与日本、高丽的贸易往来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的泉州窑口(同安窑、德化窑、磁灶窑)瓷器在两国陆地、周边海域的分布情况。[118]

泉州宋代造船业、航海技术的进步、地理认知的扩展,促使泉州与外部世界展开密切的交流,并出现较大规模的蕃商世居泉州,形成社区;泉州人也因海上贸易之故,而迁居南洋。正是泉州与域外世界的互动、交流,开启了中古时代刺桐城的繁荣。

综本章所述,由于宋代泉州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发展,成为宋朝境内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靖康之难、中原沦陷的危局下,宋廷要将宗室成员迁至泉州供养,看中的不仅仅是泉州远离江淮前线,更是泉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

【注释】

[1][宋]许应龙:《东涧集》卷6·刘炜叔知泉州制,艺文印书馆影印本,1959年,卷6第5页。

[2]原始瓷是指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三代的瓷器制品,是陶器制作向瓷器制作转变的重要产物,因此又被称为“釉陶”。原始瓷的制作经人工上釉,并用1200度高温烧制。

[3]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4]林惠祥、陈国强:《一九五六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06期,第120页。

[5]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福建丰州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04期,第196页。

[6]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泉州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2983页。

[8][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地理·建制沿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9][东汉]班固:《汉书》卷64上·朱买臣,中华书局,2016年,第2792页。

[10][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7·地理·泉州府·晋江县,上册第67页。

[1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地理·建制沿革,上册第1、2页。

[1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0·泉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4册第129页。

[13][唐]詹琲:《忆昔吟》《全唐诗》·卷761,中华书局,1993年,第8643页。

[14][唐]李延寿:《南史》卷80,中华书局,1975年,第2006、2009页。

[15][唐]姚思廉:《陈书》世祖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第58页。

[1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9·福建五·泉州府·晋江县,中华书局,2005年,第4519页。

[17][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地理·泉州府·南安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18]陈存洗,陈龙,杨琮:《福建通史》第一卷《远古六朝》,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19][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3·建置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4辑,2000年,第1册第58页。

[20]泉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泉州市志》卷4·城乡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册第409页。

[2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1·地理志5。

[22]根据9世纪阿拉伯旅行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提到中国沿海的四大港口——luqin、khanfu、khanju和qantu。根据学者研究第一、二、四处港口分别为交州、广州、扬州。而唯有第三处尚有争论,根据书中提到从广州至其地为8日、物产与广州相近、临一条大河的说法,桑原鹜藏提出泉州说、苏基朗提出福州说。桑原鹜藏根据《福建通志》《闽书》等文献提到圣墓始建于唐初和《泉南杂志》提到“唐设泉州……掌出使导赞”,认为唐代泉州已经是中外交流密切的港口城市。苏基朗则在《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一书中,认为以上文献皆为明代以后才撰,史实论证不强;列举出唐、五代时期,福州对新罗、日本、印度的交通记载;引用“福州至广州用时六日、泉州至广州用时四日”的观点;又根据阿拉伯文字对“闽府”“泉府”二词写法相近,很可能存在后期翻译错误问题。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一书中,更提出唐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其实是赠别新任福建观察使李承昭至福州赴任,诗文中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描写的是福州贸易繁盛、蕃客如云的盛况

[2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1599页。

[2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福建观察使·泉州。

[25]庄为玑:《泉州隋唐墓考古记》。

[26]《武肃王神道碑铭》

[27][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一·王审邽,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5辑,2000年,第553页。

[28][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一·王延彬,第554页。

[29][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封爵·泉州府·五代·留从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574页。

[30]《清源留氏族谱》影印本。

[31][元]脱脱:《宋史》卷1·太祖1,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7·历代朝贡,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版,第7842页。

[33][清]毕阮:《续资治通鉴》卷3,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4页。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中华书局,2004年,第524页。

[35][元]脱脱:《宋史》卷270·杨克让。

[36][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67·人物·泉州府·良吏·宋·黄禹锡,下册第567页。

[37][元]脱脱:《宋史》卷174·食货志上2,中华书局,1985年,第4205—4206页。

[38][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晋江县,第302页。

[39][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南安县,第303页。

[40][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惠安县,第306页。

[4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安溪县,第305页。

[42][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永春县,第305页。

[43][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德化县,第304页。

[4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6·地理·乡都·泉州府·同安县,第304页。

[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志。

[4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44之20。

[4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44之20。

[48][元]脱脱:《宋史》卷185·食货志7。

[49][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50]《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51][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12·市舶门,中华书局,2002年,第680—681页。

[52][宋]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明万历刊刻本影印版,卷8第20页。

[53]初名圣友寺,又称艾苏哈卜大清真寺,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是年为回历400年。清净寺占地面积2184平方米,整体为石构建筑,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具有伊斯兰教清真寺在功能空间上大分散、小集中特点。留存主要建筑为门楼、礼拜殿、明善堂等部分。1961年,清净寺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4][宋]赵汝适著 冯承钧点校:《诸蕃志校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www.xing528.com)

[55][宋]祝穆:《方舆胜览》卷12·福建路·泉州,中华书局,2003年,第208页。

[56][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中华书局,2007年,第18页。

[57]刘淼:《从沉船资料看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变迁》《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会员大会学术研讨论文集》,2016年10月,第47页。

[58]福建省博物院、晋江市博物馆 编著:《磁灶窑址》第4章·关于磁灶窑的几个问题,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65—381,394—396页。

[59]福建省博物院、晋江市博物馆 编著:《磁灶窑址》第4章·关于磁灶窑的几个问题,第397页。

[60]王新天:《中国东南海洋性瓷业的历史进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

[61][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21·田赋,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4辑,2000年,第1册第541页。

[62]《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20·庙堂,晋江县印刷厂,1983年,第237页。

[63]安海乡土史料编委会:《安平志校注本》卷2·地理志·城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64]《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5·公署,晋江县印刷厂,第38页。

[65][清]周学曾纂修:《晋江县志》卷11·津梁志,第137页。

[66][清]周学曾纂修:《晋江县志》卷11·津梁志,第137页。

[67]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安平志校注本》·桥渡,第76页。

[68][清]周学曾纂修:《晋江县志》卷11·津梁志,第134页。

[69][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9·城池志·罗城,第114页。

[70]黄天柱:《泉州古城踏勘记叙兼谈罗城与子城的关系》《泉州文博》第7期,1998年。

[71][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9·城池志·翼城,第114页。

[72]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一书中,根据对1906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地图测绘局和1922年泉州工部局对泉州城的测绘,折中推测出绍定三年扩城后,泉州城的面积有640公顷,即6.4平方公里。

[73][明]释元贤:《温陵开元寺志》建置志·东塔。

[74][明]释元贤:《温陵开元寺志》建置志·西塔。

[7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0·江南东道14·泉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2029页。

[76][元]脱脱:《宋史》卷89·地理5·福建路·泉州,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8页。

[77][明]阳思谦修 黄凤翔纂:《泉州府志》卷6·版籍志上·户口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460页。

[78]万历《泉州府志》载,“[元]至正中……户八万九千六……万历三十六年郡总计户四万八千七百零四”,明万历四十年刊刻本影印版,第460、463页。

[79][宋]梁克家:《三山志》卷4·地理。

[80][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泉州府志》卷64·寓贤,第3册416页。

[81][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第551页。

[82]唐末的黄巢起义唐朝产生致命的影响,不但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更削弱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黄巢起义之后,朝廷乃至皇帝成为军阀手中的玩物。大军阀朱温就曾杀害唐昭宗,立哀宗为傀儡。中原地区的动乱加剧,进一步促使世家大族与百姓南逃。王审知治理下的闽地和平稳定、奖励才干,成为很多中原士民南迁的目的地。

[83]泉州历代进士人数,唐代12人名,五代7名,元代3名,明代664名,清代356名,相关数据见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古代科举》。

[84][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7·送黄从政宰晋江。

[85][明]李光缙:《募修欧阳四门祠疏》。

[86][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73·宫室·泉州府·晋江县·小山丛竹亭,第752页。

[87][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书院·石井书院,第210页。

[88]安海乡土史料编委会:《安平志校注本》卷5·学校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89][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书院·石井书院,第210页。

[90][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书院·温陵书院,第208页。

[91]明末利玛窦来华,在他的笔下是如此描写贡院的,“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专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讨论呈交上来的手稿。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四千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和一把椅。小单间构造得使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和军队的警卫不断在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蓄矛任何接触……参加考试的人被准许在上了锁的门里从清早一直写到日落……进入考场时,要受到仔细搜查,看看有没有夹带书籍或字纸。应考时,他们可以带几支笔、砚台以及纸墨。他们的衣服,甚至笔砚,都要仔细检查以免舞弊。如果发现任何作弊行为,他们不仅要被剥夺考试资格而且还要严加惩罚。当候选学士进入宫殿时,就关闭大门井在外面贴上加盖官印的封条。”见利玛窦、金尼阁 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 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92][清]吴之鋘修 周学曾纂:《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贡院,第169页。

[93][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泉州府志》卷首·郭赓武序。

[94][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泉州府志》卷20·风俗,第1册482页。

[95][明]阳思谦修 黄凤翔纂:《泉州府志》卷3·风俗,第289页。

[96]该国为阿拉伯帝国倭亚马王朝流亡贵族在阿拔斯王朝建后,于今日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等地建立的科尔多瓦穆斯林国。

[97]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近代之前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将帝国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东部的帝国因为以拜占庭(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将其地改名君士坦丁堡之前,称为拜占庭)为首都,因此也被后世史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中古时期,拥有常住人口约60万,是当时世界名城之一。由于拥有周边国家、部族羡慕的巨大财富,拜占庭帝国常常成为各方势力进攻的对象,阿拉伯人巴尔干的保加尔人、罗斯人、欧洲十字军都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侵略,帝国内部由于武人做大和皇权的衰微,在外族不断的入侵中走向衰败,最后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

[98]根据《宋史》卷490载,层拔国曾于熙宁九年(1071年)、元丰六年(1083年)两次遣使朝贡宋朝,贡使“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

[9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

[100][元]脱脱:《宋史》卷489·外国5。

[101]1973年,在江苏清理出具有9个水密隔舱的唐代船舶,这是已知最早具有水密隔舱设置的船只。

[102]水密隔舱的优越性,一是舱与舱分开,即使有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舱区,可提高抗沉性和安全性;二是船上分舱,装卸货物方便。

[103][宋]赵汝适著 冯承钧点校:《诸蕃志校注》,2011年,第31页。

[104][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105][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

[106][清]怀荫布修 郭庚武纂:《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第3册第658页。

[10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

[108][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

[109]庄为玑:《古刺桐港》,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110][宋]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19·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11][明]阳思谦修 黄凤翔纂:《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上·城池,第299页。

[112]李天锡:《安南李朝世家新考——兼考安南陈朝一世陈日煚籍属》《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56—61页。

[113]关于陈日煚的籍贯,部分学者认为是福州。

[114]关于陈日煚取代李朝,《李庄李氏族谱》的说法是,陈日煚和李昭皇在“宝祐六年禅让其子。”

[115][宋]洪迈:《夷坚志》三志·巳·卷6。

[116]林少川:《渤泥“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新考》《海交史研究》,1991年02期。

[117]相关材料来源于《略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118]陈丽华:《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4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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