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经营开发，靠近长江以南的原越人居住的地区得到了开发，但此时的泉州仍处东南蛮荒之地，远离富庶的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瘴气弥漫，北方汉人罕至。
北方战事导致的北人南迁拉开了泉州社会经济文化飞跃的序幕。自公元184年东汉黄巾起义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中原地区军阀纷争。这一时期正好是小冰河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因受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大举南侵劫掠，此谓“五胡乱华”。之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中州板荡，兵戈连年，割据政权迭起。战乱中大批士人、百姓南渡江淮，大多数人的脚步止于长江以南富庶的建康、镇江等地。而有部分人继续南下，走陆路越过武夷山，跨过闽江，来到福建东南部的泉州；走水路乘船下东海来到泉州，“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12]，迁徙入闽的活动，在西晋永嘉之后，迅速形成高潮，并一直持续到唐代。
不过这一时期南迁的目的地还在相对富庶的江淮一带，泉州地处偏远，路途艰险；瘴气繁盛，气候不适；越人群聚，汉人难立足。唐人詹琲在《忆昔吟》的诗句中展示了这些南迁士民所遭遇的悲惨状况，“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13]到南朝刘宋时期，政府掌管的整个福建（建安郡、晋安郡）户口才区区5885户、37524口，可谓人丁稀少。但南朝梁武帝后期爆发的“侯景之乱”造成富庶的江淮地区兵祸连连，建康（南京）、江陵、广陵（扬州）、江州（九江）等繁华的城市都变成荒凉之地。《南史·侯景传》称：“横尸满路，无人埋葬，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14]为逃避战乱，江淮之民又继续南迁，有“遭乱移至建安、晋安、义安（潮州）郡者。”[15]
在六朝前期二百多年的迁徙大潮的冲击下，泉州也从先前北方士民眼中的瘴气之地，成为能求生安居的定居之处。相较于泉州瘴气满溢的湿热山区，在地势低平的晋江下游流域出海口附近，有一片土壤肥力较高的冲积平原——今日的南安丰州镇，这片临江又适宜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区符合迁徙者的要求。迁徙者面对泉州境内的一条大河——南安江，不禁感伤故地的沦陷和家园的毁灭，为之改名“晋江”，以寄对故土的思念，“晋江，在府城南登瀛里三十五都。其水入于海。晋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名。”[16]
东吴永安三年（260年），东吴政权在今天的泉州南安丰州镇，设立管辖闽南地区的东安县衙，“南安县，本汉侯官县地，吴析置东安县”[17]，丰州因此成为闽南地区的行政中心—东安县县治所在。
在历次的考古发掘中，南安丰州发现的六朝时期的墓葬在泉州的数量是最多的，并且现今泉州已知最早的墓葬——太康五年（284年）西晋墓就是在此地被发现。晋江下游的池店镇等地和永春东部盆地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砖室墓葬。因此，根据泉州六朝时期墓葬的分布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墓葬分布在以丰州为中心的晋江中下游地区。
随葬器物和墓葬纹饰的种类和造型的变化，展示了泉州地区这一漫长时期的历史风貌——随葬器物和墓砖纹饰种类日渐丰富、繁杂。(www.xing528.com)
西晋时期出土的器物绝大多数为陶器及少量铁器，未发现瓷器。东晋时期的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同时还出土有铜印和铁器。到了南朝时期随葬品数量则普遍增多，随葬品以瓷器为主，但仍有少量陶器及金属器、玉石器等。其中金属器有金手镯、黄金坠、铜钱等，玉石器有料珠和滑石猪等，而瓷器则是饮食、盛贮容器和日用生活杂器并重，尤其是日用生活杂器，出现了如博山炉、鐎斗、灯、四管插器、壶、砚台等器物。这一时期还普遍流行酒具和茶具，墓葬中出土的鸡首壶、五盅盘、托杯、托盏等就是典型的茶具和酒具。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也确认晋江磁灶溪口山窑始烧于南朝时期，并且“出土的青瓷器，釉色青灰闪黄，施半釉胎质灰白，造型作风与南安南朝墓出土青瓷器近似。”[18]
随葬品器型和墓砖纹饰逐渐增多，类型越复杂，反映出墓主人更加深刻的精神追求，也从侧面反映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泉州海外交流的兴起，并开始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连接于汉代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北印度洋贸易网。南朝陈代初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来泉，居于当时泉州地区的中心丰州，于丰州九日山下的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拘那罗陀成为有史记载第一位到访泉州的外国人。并且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刻有高鼻大耳特征的南亚僧人形象，这说明泉州与南亚地区也有了一定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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