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郎广迅速围歼敌军，直取杭州

国民党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击溃，敌军各部慑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南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行动最快，率先逃窜。

1949年4月21日拂晓，刘汝明接到所属第55军守备大通的第74师师长李益智的电话报告：“敌人已在我侧翼铜陵以东88军正面大举渡江，并渡过不少。据说那里的部队有一部分叛变后，立即擅自决定放弃江防阵地，全线撤退。”

刘汝明早已料到这个结果，他这个有名的逃跑将军也早已暗自打定了主意，不行即跑，保存实力，到台湾后才有做官的资本。但突然听到报告说解放军已渡过长江不少，还是吓了一跳。

刘汝明定了定神，随即又拿起话筒，亲自打电话向所属的三个军下达了撤退命令。

汤恩伯得知刘汝明撤退后，即于当日打电报给刘汝明，令其“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刘汝明只瞟了一眼电报，便将其丢弃，未置一词，即令所部继续逃窜。

4月23日，刘汝明到达太平附近时，又接到汤恩伯电报：“着该兵团就地停止，集结所部协同七绥区的20军、99军反攻，围歼已从获港渡到江南的敌人。”刘汝明仍未理会，继续向屯溪方向南逃。

4月22日，解放军第21军已全部渡过长江到达南岸，马上向东追击逃敌。

4月23日，第21军奉总前委补充命令，向宣城、宁国、广德地区追击。这天，大雨滂沱，浓雾弥漫，指战员不顾疲劳，忍饥挨饿，不待辎重、骡马到达，人均负重60斤，冒雨急进。

4月24日，抵达黄荆塔。径县一带。这天，南京、芜湖地区逃敌于湾址及宁杭公路被三野主力歼灭。于是第7兵团改令第21军由宣城南穿过浙皖边境，经天目山向杭州疾进。第21军从收音机中听到南京解放的喜讯时，将士们兴奋异常，干劲倍增，“11号汽车”（徒步）也快了起来。

为了迅速赶在敌人逃跑以前到达杭州，第21军取捷径，翻山越岭，穿林跨溪。山虽不高，但路崎岖弯曲很难行走。部队虽轻装前进，但武器、弹药、干粮等必需品是不能精简的，每个人的负荷都在60斤左右。由于时间紧、任务急，过江后部队没有很好地休息过，连续长时间行军，走的又都是崎岖的山间小路，体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大家两条腿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行动困难。许多人的鞋底磨穿了，脚上打起了泡，走起来一拐一颠，一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子顶一下便疼痛难熬。

但4月的江南，春意正浓，林茂竹密，葱郁苍翠，山花竞放，姹紫嫣红。时值梅雨季节，时而细雨连绵，滋润万物，冲洗着战士的汗水，时而阳光灿烂，照耀大地，晒干了战士的湿衣。山上云雾绕绕，峰峦叠蟑；山间飞瀑悬挂，抛雪溅珠；路旁溪流清澈，淙淙有声。第21军长期战斗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到了江南，简直进入了另一天地，战士们都为这美丽的自然景色所陶醉，因此再疲劳也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夜行军就更艰苦了。天黑、路窄，山间小路也好像故意和战士们过不去似的，变得更加高低不平，一脚高，一脚低，稍不小心就会跌倒。爬起来又跌倒，跌倒再爬起来，有的同志跌倒了多少次自己也记不清了。有的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来，不知不觉地踩到了别人的鞋跟，撞到了前面同志的身上。

每次途中小憩，战士们躺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过江一星期了，部队没有很好地休息，战士们确实太疲乏了，各级首长真想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一直睡到天亮，可一想到任务，又不得不违心地叫醒大家继续前进。尽管大家又累又困，但始终精神抖擞。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现在没有时间睡觉，等完成了任务，我要好好地和“周公”算算账，把损失补回来。渡江时为少占用船只，更多地抢渡有生力量，乘马皆暂留江北，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开动“11号汽车”。指挥员活跃在战士们中间，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扛枪、背包。这行动，是无声的动员，又似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每个战士。

渴望解放的江南人民，一听说解放军来了，都纷纷站在路边为部队送茶水，把仅有的一些熟鸡蛋塞到战士的手里。部队宿营后，老百姓为战士烧水洗脚，帮战士烘烤湿衣，夜间用自己的被子把战士的湿被换下来，很多地方都有人连夜打草鞋，给跑烂了鞋子的战士穿。一些人还声泪俱下地向部队控诉国民党政府和蒋军的暴行，要解放军为他们报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美丽的河山，凋敝的农村，热情而贫苦的人民，这一切都进一步激起了人民解放军对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军强大的攻势使敌人闻风丧胆！第21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抵抗，碰到的只是三五成群的残兵溃勇。他们大都面黄肌瘦，军装又破又脏，手里提着、身上背着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还有伤病员，缠着绷带，拄着拐棍，一瘸一跛，十分狼狈。他们边走、边怨、边骂，都说：“国民党军队完了，散了，连个集合地点都没有，大官乘飞机逃命，小官也溜得不见影子，只有受苦难的穷兵没人管。无路可走，老子就投奔解放军。”这些残、散兵们，发誓不再为国民党当“炮灰”。一路上第21军收容了数百名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残散兵。

在我军追击的沿途墙壁、桥梁、大树等物体上，到处可见“四十五军、青年军、交警九纵队到杭州集合”，“李军长、张军长、周司令等到杭州山西会馆会合”的留言。到达杭州时，又见到“三一八师到金华集合”以及交警纵队还有什么军“到宁波集合”等乱七八糟的通知。为了逃命，保密也不顾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惨状由此可见。

5月1日，第21军进至孝丰地区。

当晚，军长膝海清得到情报：防守杭州市的国民党第45军残部、交警总队及新组建的第85军已开始撤逃。

第45军的前身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即南京警卫师。1948年10月扩编为第45军，仍驻守南京。1949年4月21日我军渡江成功后，即向南京进攻。汤恩伯害怕残存在南京的有生力量被歼，于是下令23日全面撤退，放弃南京，令江防及南京守备各军向杭州集中。23日，第45军三个师于清晨纷纷撤出阵地，夺路向南逃窜。至广德地区时，三个师皆被三野主力歼灭，只有一位营长率100余漏网残兵侥幸逃至杭州，与早几日到达杭州的第45军代军长陈沛及参谋长俞天鉴会合。

“交警总队”是“交通警察总队”改编的。“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使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1943年至1946年，美国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4万多名武装特务。这支特务武装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除临泉第10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笠兼主任。配备卡宾枪、机枪、左轮手枪和火箭炮等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入交通警察总局，改为20个左右的交警总队。蒋介石很重视这支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外，并多次把它投入到重大战役中。1949年2月，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

渡江战役后，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通警察也大部编入了交警总队，主要部署在浙赣铁路及杭州市内。

为消灭这几股残敌，特别是交警总队（其中的特务甚多），膝海清下令迅速抢占杭州，追歼残敌。

5月2日，第21军第四师强行军120里，于当晚11时攻占余杭城，歼灭余杭保安队一个排，缴获机枪3挺，步枪17支；第61师在第62师的配合下，急速奔袭进入余杭东关，余杭伪县长白仲涛率保安队200余人缴械投降。

5月3日，第21军令第61师攻占杭州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令第62师沿富杭公路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令作为军第二梯队的第63师随后跟进，并作好战斗准备，预备从第62师右侧迂回，夺取萧山，切断杭州之敌退路。

此时国民党的清军已丢盔弃甲日夜兼程地往南败退。杭州市失去了往日那种宁静的气氛，陷入一片混乱中，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为逃跑使出浑身解数。他们中有门路的经杭州乘飞机逃往台湾，或是夺船走海路逃往舟山；没门路滞留杭州的溃军则坐立不安，满城骚扰。市内不时响起枪声，许多店铺被洗劫。杭州市居民家家关门闭户，白堤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国民党军队扔下的破烂吉普和辎重等，把美丽的西湖变得像狼藉不堪的战场。因此，第61师未遇什么抵抗即进入市区。部队一进入市区，工人、学生、市民就涌上街头，爬上楼房，欢迎解放军。到处响起锣鼓声、鞭炮声，“欢迎解放军，庆祝杭州解放”的口号声，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许多人拥到行进的部队跟前和战士握手，有的流着眼泪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战士们在敌人面前是英雄，但是在大城市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面前，他们既兴奋，又显得腼腆和拘谨。

第61师进入伪省政府时，伪省政府民政科长立即出来迎接。师首长们即向其询问省政府情况，民政科长报告说：除省府、警备司令部及各机关首脑人物逃跑外，其余各政府机关职员等候向解放军清册移交。首长即令那个科长通知各有关方面来接受任务。片刻后，伪省府秘书长、伪参议长、伪警察局长、伪商会会长等一帮人先后来到。首长们即向他们交待了几项任务：各机关、各部门解除武装后，继续协助解放军维持好社会秩序；迅速报告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各类仓库位置，帮助有秩序地接管；规定了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及使用方法；每日为解放军筹措粮草数量若干等。他们表示遵令执行。

第21军解放杭州的同时，二野已进入浙西山区，直插浙赣线；三野主力已在苏浙皖边会合，围住了国民党南逃溃军30余万。郎（溪）广（德）战役正在进行。许多漏网之敌，纷纷蘼集杭州。

此时盘踞上海的汤恩伯，尚不知道杭州已经解放，仍天天从上海向杭州发列车，运送国民党士兵、政治官员、军政要人及其家属。5月3日晚10时，杭州解放后，汤恩伯发来的第一列火车，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开进了良山车站。国民党兵刚下车，即被我军缴了械。敌连长尚不知杭州已解放，高叫道：“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战士们风趣地说：“连长先生，国民党部队必须投降缴械，我们是不会误会的。”后来的几天，火车开到哪里得知杭州解放了，就停到哪里，于是“乘客”作鸟兽散，大多窜入杭州。一时间，杭州市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达万余人。他们趁第21军刚进城，无暇顾及之机，四处扰乱，抢劫市民财产。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因此，杭州刚解放时，秩序甚是混乱。

5月3日晚饭后，第61师第181团组织干事薛克扬来到守卫《东南日报》社的第一连驻地时，连干部报告说：“薛队长，报社社长让省委来的人抓走了。”

薛克扬一听，吓得头上直冒冷汗。自“皖南事变”后，浙江省委即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壮烈牺牲，此后再未重建省委。这些情况薛克扬是知道的，就对第一连的干部们讲了。

连干部一听，知道上当了，连长和指导员立即带了一个排出去找社长。直到晚上8时左右，才把《东南日报》社社长找回来。经查，原来所谓的“省委”是一伙地痞流氓。他们劫持社长，是想从报社捞一笔钱。后来，第61师把几名主犯拘押起来，离开杭州时交给了军管会。

5月4日晚上，有一伙自称“司令”、“指挥”、“支队长”的头目们联合起来要见军管会的领导面谈。第61师胡伟师长、叶泰清副师长、李清泉主任召见了他们。这伙人一见面就都为自己辩解他们组织的“合法性”，对第力军收缴他们的武器不满。有的质问21军为什么随便就收了“自己人”的枪，有的油腔滑调地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有的则尽说些奉承言辞。

胡伟甚觉好笑，严肃地说：蒋介石已经彻底完蛋了，如果有人想趁火打劫，乘混乱发财，解放军是绝不允许的。你们组织的这个军那个军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是不承认的。希望你们放聪明一点，不要违抗我们的命令，交出你们的武器和物资来，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自己承担！但有一条可以告诉大家，凡是真心实意想为解放军、为人民办点事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一席话讲完，只见那些所谓的“司令”、“指挥”们一个个耷拉下了脑袋，不少人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查明，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些流氓投机分子，有的还是国民党特务。经过两三天工作，第21军解除了大约2000多这类人的武装，对维护杭州解放之初的社会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

渡江战役前夕，第21军即反复地进行了入城政策和入城纪律的教育。一些连队开始未找到公房，便在街上露宿。第182团第三连露宿地附近的百姓，早晨看到部队露宿街头，纷纷把战士往自己家里拉，一位老年人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从晚清到民国的兵我都见过，从未见过像你们这么好的队伍。”第183团第三连看守保护点中有一个食品仓库，室内有很多零散的香烟、饼干、咸鸭蛋，但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人去动，直到原样地交给第23军的接防部队。

刚入城，币值未明确前，部队不到市场上买东西，吃饭时仅有一点咸菜，有的单位甚至以盐水拌饭。币值明确后，战士们用渡江后发的几块钱，两、三个一组到商店买东西。他们选购的大多是钢笔、铅笔、小本子和书籍，有的干部为准备解放全浙江，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到浙江省的地图。当时一些商店职工中传出了这样的话：“国民党军队抢购吃、穿、用，解放军战士买纸、笔、书。”杭州称“天堂”，主要是杭州有个西子湖，但是第21军干部、战士大都没有来得及游览一下西湖；军、师首长也只是在检查部队执行任务情况路过湖区时，远看了一下那被苏东坡赞不绝口淡浓相宜的西子湖。

在第61师向杭州市区攻击前进的同时，第62师根据军的命令，决定由第185团担任第一梯队，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钱塘江大桥。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形象描述了钱塘江江潮的壮丽气势。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连接着沪杭、浙赣两条铁路，长1322米，连引桥共长1453米，16孔，于1937年9月建成，是我国最早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是华东南北交通的战略枢纽。

渡江战役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亲飞杭州，在平湖秋月励志社召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杭州市市长俞济民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在浙江组织起一道“坚强”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何应钦在会议最后决定中宣布：“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一定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毁，请周、俞二位务必坚决执行。”为了万无一失，他还专门把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源叫到玉皇山，研究炸桥问题。

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第185团第二营营长蔚锦茂向全营做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命令部队放下背包，只携带武器弹药轻装向钱塘江大桥疾进。在距大桥只有二公里时，部队编成战斗队形展开了。主攻连第五连沿江边公路前进，直插钱塘江大桥。当第五连前进到六和塔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六和塔和之江大学守敌密集火力的阻击。第五连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佯攻，连主力从侧面一举拿下了六和塔，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并在营火力的支援和第四连的配合下，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至此，第二营完全控制了大桥北端，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

随后，第四、五连立即向桥南之敌发起进攻，同时第六连在六和塔以北无名高地构筑工事，阻止杭州市区的敌人南逃。第四、五连向桥南进攻，桥南守敌眼看守不住了，便把一捆捆放在桥面上的炸药点燃了。随后桥上便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浓浓烟尘笼罩了桥面。第二营指战员以为大桥被炸断了，一个个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然而烟尘散去后，他们发现大桥仍巍然屹立着，只有一小段铁路和公路桥上的木板桥面稍有损坏。第二营指战员高兴极了，提着的心终于放下，并迅速冲上去，抢占了钱塘江大桥。

何应钦亲自部署的炸桥行动失败了，是敌人的疏忽吗？不是，是铁路职工林正发用100块钢洋保住了大桥。原来，4月底的一天清晨，林正发前往钱塘江大桥附近检修路轨。只见桥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守桥的国民党士兵增加了不少。(www.xing528.com)

“阿发，你找死啊，还不快回家？”林正发刚走出几步，就听到前边有人招呼他。

林正发定神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守桥的士兵周福元。这个周福元因吃不饱肚子，常到林正发家要东西吃，因此他们很熟。

“我上工去啊。”

林正发说着迎上前去，一打听，才知道国民党兵准备近日炸桥，一个排的工兵正在勘察桥梁。

“炸桥？这桥可是我们工人用血汗建起来的，是通往浙中、浙南的陆上必经之道啊！”林正发边看边想：“一定要想法阻止他们的炸桥阴谋。我得先摸清情况，再见机行事。”

于是，林正发转身向周福元说：“兄弟，下了岗到我屋里喝两盅，我那里有好菜。”

中午，周福元来了。三杯酒下肚，他的话多起来，感慨地说：“妈的，当官的都撤到定海去了，让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守桥。如果能搞几个钱，老子早就跑回家了。”林正发试探着问道：“炸桥了，你往哪跑？如果大桥不炸就好了。”

“不行，听说上头要亲自监督炸桥。”周福元答道。

“福元兄，你和兄弟们说说，炸桥时少装点药，帮我保住这饭碗，你们到危机时兴许还能有条生路。”

“不好办呀，现在的情势都是认钱不认人。”

林正发眼睛一亮，计上心来。说不定可以用钱买通炸桥的国军士兵。

送走周福元，林正发马上动身进城，四处奔波，找亲戚和工友借了些钱，又把身上的怀表押在当铺里，总共凑了100块钢洋。

第二天晚上，乘着夜幕，林正发带着钢洋悄悄来到周福元的住处，然后两人一起去找工兵排的黄排长。

黄排长是个兵油子，明白了周富元的来意，连连摆手说：“这事可是要掉脑袋的。”

“长官，请你高抬贵手，桥炸了你我都没饭吃了。”说着，林正发从衣袋里取出钢洋送到姓黄的面前。

黄排长一见白花花的钢洋，喜出望外地说：“好吧，我想想办法。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兄弟哪个不想活命”。

后来，黄排长在捆炸桥用的炸药包时，在规定每包装60公斤炸药的炸药包里，只装了二两炸药，其余全是装的沙土。钱塘江大桥就这样保住了。

在三野部队攻取杭州期间，鉴于敌已全线崩溃，三野部队已解放南京、芜湖，第4兵团渡江后的位置距浙赣线较近等情况，为不给敌以喘息机会，早日切断浙赣线，断敌退路，割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密切协同三野作战，经总前委批准，二野决定第4兵团不东进，而沿第5兵团右翼与第3、第5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以达赣闽，倾全力迂回至汤恩伯部侧背，猛力穷追，务求抓住敌人而歼灭之。同时确定第10军主力参加安庆、芜湖市的接管和担任维护后方交通安全的任务。

二野各兵团在近200公里宽的正面上，以撤县、上饶、贵溪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在追击作战开始时，由于部队对敌溃乱情况认识不足，多采取正面平推，以致战果不大。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及时指示部队，对溃乱之敌必须实行猛追、猛冲、猛打和平行追击与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要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各部队随即改变了战术，大胆迂回，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情况下，大力展开了互助活动，斗志昂扬，士气旺盛，每天以五六十公里的速度翻山越岭，抢占要点，使南逃之敌有的未撤至预定地区即遭攻击，东奔西逃，乱作一团。

至5月1日，二野在江南人民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控制了屯溪、举源、乐平一线，歼敌第106军第282师和第46军第174师全部及第96、68、73军，第119师，暂编第2、3师各一部，粉碎了敌刘汝明及侯镜如部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敌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的企图。残敌纷纷向金华、行县、上饶等方向逃窜。三野部队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企图退往沪杭之敌，并逼近杭州，向淞沪疾进。

此时，毛泽东指示：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三野不日即可将其歼灭；二野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以便在敌军被歼灭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工作。二野遵照上述指示，根据敌逃窜方向，确定各兵团分别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3兵团）、密县至上饶段（第五兵团）、横峰至东乡段（第4兵团）进击，追歼溃散之敌并开辟地方工作；同时确定各兵团留一部位于屯溪、浮梁、乐平等地区清剿残敌，协助地方党组织开辟新区工作。各部队均不顾疲劳，英勇顽强，翻山越岭，在不为小股敌人所纠缠、不为俘获所拖累的积极歼敌思想指导下，日夜兼程急进。第4兵团主力首先于5月4日占领浙赣线之上饶。贵溪、横峰地区，其第15军占领上饶后直出武夷山，到达福建建瓴、建阳、南平、邵武等地。第3、5兵团亦于5月7日分别占领金华、行县地区。其中第3兵团一部与三野第7兵团一部会师于诸暨。在上述作战中，先后歼敌第68军第143、119师，第88军第49师，第106军第192师，第85军第110师和暂编第3师全部，第力军，安徽省保安第3、5旅，交警第7、8总队等大部。此时，敌已溃不成军，除拼命向浙赣路以南山区逃窜外，残敌纷纷向我投降。二野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长达400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在浙赣线组织顽抗的企图，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四野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肢，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4月28日，先遣兵团归还四野建制。

当时，三野部队已解放了杭州，其主力正围歼隅守上海之敌。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主力作战，二野就势以一部兵力轻装继续追击敌人，第3兵团轻装部队向丽水、松阳，第5兵团向崇安、浦城，第4兵团向建阳、临川等方向猛追。各追击部队由于及时吸取了前一段追歼逃敌的经验，战术更加机动灵活，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充分利用了缴获的汽车等运输工具加速追击，使敌大部被歼。至5月14日，二野各部队已分别解放了丽水、清四、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广大地区，逼近了闽江、赣江。

这时，总前委命令二野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三野围歼上海之敌；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进击，并相机进占南昌。为此，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定第3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第5兵团主力以上饶、戈阳为中心，第4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沿浙赣线进行休整备战；并命令各兵团大力展开城乡工作，分遣部队至闽北、邵阳湖地区和在驻地附近地区肃清散敌，收集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并立即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和展开以山地、河川、稻田战斗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认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并由第4兵团注意监视南昌、九江方向之敌，视情况适时进驻南昌或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

5月5日，第10兵团政委谭启龙收到23军军长陶勇的一份电报，陶勇电告23军在郎广战役中伤亡13000人。谭启龙想，一个军伤亡13000人，那么这个军的步兵就算基本打光了。于是谭启龙调第23军进驻杭州休整，命令第力军将杭州市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23军。

5月5日下午，第21军由第61师向第23军第68师移交防务，并带68师同志现场查看了各看管保护点。6日上午，第68师进驻杭州，接替了杭州市的防务。6日下午，第21军与送别的市民群众告别，撤出市区，进至萧山地区，准备向浙南进军，解放全浙江。

第21军撤出杭州后一周，得知第23军在郎广战役中的伤亡数字实际为1300人。谭启龙的译电员译电报时，由于笔误，多写了一个“0”，1300就变成了13000。许多年之后，第21军的老战士们一想起这个多出的“0”，还甚是遗憾，因为本来第7兵团是要让21军在杭州休整后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战役的，由于多了个“0”，第21军与第23军换了任务，第21军未能参加上海战役。

5月，正值梅雨季节，杭州、萧山地区不是阴雨连绵，便是雾锁山川，但16日这天却现出了少有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天上没有一朵云彩，地上没有一缕雾霭。太阳刚刚爬出山脊时，第21军南下大军在驻地萧山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

杭州解放后，国民党青年军匆匆在峰县、新昌、天台一线布防，妄图阻止我军南下浙南，以便占领浙南沿海地区，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登陆桥头堡和前哨阵地。

5月20日，第21军第61师前锋奉命进抵嫌县以北、曹娥江畔之三界、仙岩时，发现青年军第220师的两个营分守两地。师部立即命令第183团向三界、第181团向仙岩发起攻击。很快，三界的敌人被全歼，仙岩之敌大部逃窜。第61师跟踪追击，并占领唤县县城，22日上午占领新昌。当天下午第61师侦察连在新昌东拔茅接受敌一个工兵连投诚。

24日凌晨，第61师接军部电令，限该师二日内攻占溪口、奉化。

当日下午1时，第61师沿公路以日行130公里的速度向东急进，以第181团攻取奉化，第183团攻取溪口，师部率第182团随后跟进。当日晚第61师又接军转兵团命令，令该师当天就进占溪口。于是第61师连夜继续行军。

第61师行军道路的两侧，一面依山，一面临水，夜间天上繁星闪烁，四周万籁俱寂，微风吹拂，凉爽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战士们在疲困之际又感到舒畅。拂晓之前，忽起大雾，远远望去，山峰相连，周围变成黑蒙蒙的一片，仿佛走进了神秘莫测的深渊。其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与民心相背，以致连续损兵折将，被迫于1949年2月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躲到溪口后，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实际控制着军政大权，因此一个时期内，溪口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指挥中心。

5月25日上午8时，第61师先头部队进入溪口，第181团下午3时到达奉化，师直与第182团中午进到塔下一带。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反动政策，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解放军指战员对他怀有刻骨仇恨。为防止一旦进入溪口，可能发生战士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发泄对蒋介石仇恨的破坏纪律的行为，第61师沿途已不断做过政治思想工作，多次进行教育动员。就要进入溪口时，再次重申了纪律，讲明了解放溪口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

溪口风景秀丽，山环水绕，因别溪与锦溪相会于此而得名，亦名锦溪村。镇东有武岭（亦称武山），为全镇屏障。在镇口有武岭门，拱形的楼门洞上，前额题有“武岭”二字，出自于右任先生的手笔；后额也有“武岭”二字，系蒋介石自题。溪口镇傍山临溪而建，是一条约二华里的半边街。靠溪一侧砌石为堤，护以铁栏。沿街建筑是粉墙黑瓦的江南风格。商店店面多是可安上折下的门板格式。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出生地玉泰盐铺和丰镐房均在这条街上。

第61师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溪口镇的镇长带着一些人到镇口的桥边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街上行人不多，商店照常营业。但是，也有一些店家关门歇业，一些群众仍对解放军怀有疑惧心理。

虽然部队进行了多次政治教育工作，大多数同志能正确对待群众，但少数同志对群众的暂时不理解缺乏思想准备和正确态度，个别战士甚至说：“蒋介石家乡的老百姓真顽固。”师首长及时注意到少数人的思想苗头，当即指示结合实际进一步对部队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发动干部战士广泛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并以实际行动来影响、争取群众。

部队还组织刚参军的一批绍兴青年学生，发挥他们具有同当地人语言相通，又熟悉风俗民情的有利条件，组织他们深入到群众家中，和群众谈生活，拉家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宣传解放军的纪律和政策，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解放军以实际行动渐渐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第61师进驻溪口后，师司令部设在蒋介石的祖居丰镐房里。这里是蒋介石母亲王氏及其原配妻子毛氏的住处，是一幢老式住宅，坐落在街的中段偏东，面对刘溪临街而建。砖砌的大门，进门后有一段很整洁而窄小的甬道。经过一个月门便是一处小庭院，正北一座大厅堂，匾额上为吴稚晖手书的“报本堂”三个字。这是专门供奉蒋氏祖宗牌位的。两旁厢房是两层的住宅，楼上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走廊回绕房间四周。蒋母与毛氏卧室在东厢房，西厢房楼上则设有一个小佛堂，是蒋母和毛氏生前早晚念经拜佛的地方，厅堂及走廊挂着各式宫灯，虽不算很豪华，但却油漆一新，收拾得很干净。在老宅（原称素居）西首还筑有一个小洋楼，据说是为宋美龄盖的。也有人说，蒋经国曾把这里当作办公室，设有钢琴及娱乐器具。后面的一排水泥楼房是警卫人员住处。

5月26日，第61师几位师领导一起到溪口各处巡查。出镇向西北约五里的白岩山鱼鳞示，是蒋母王采玉墓地。来到山脚，沿着小石板路蜿蜒上行，行至半山坡，有一碑亭矗立路旁，刻有孙中山先生所作的祭文，再往上即达墓地。此处地形像一尊弥勒佛，据说风水先生认为这里是最好的“龙脉”，蒋母坟穴位于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为了不压坏“龙穴”，不能多用石板水泥，以免过重，因而蒋母墓并不很大，看上去只是一个馒头形状的普通坟墓。坟侧不远处有数间平房，当地人称坟庄，蒋介石题名为“慈庵”。蒋介石回溪口多住于此。“慈庵”虽是几间平房，但很豪华。蒋介石和宋美龄各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还有客厅、书房、会议室等，家俱设备全是新式的外国货。宋美龄卧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块很雅致的挂屏，上面敷以薄土，植一株珍贵的兰花，一进室内即闻到兰花散发的清香。蒋氏老屋丰镐房虽雕梁画栋，但与“慈庵”相比，似略逊一筹。第61师首长把看房子的人找来问了情况，交代他继续把坟墓和房子看管好，并命师警卫连派人协助。

26日午饭后，第61师几位首长又到镇上各处转了转。镇东的武岭学校据说是蒋介石耗资330余万元建造的，规模相当可观，设施也很考究。屋宇轩敞，花木繁茂。学校分中学和小学部，除图书馆、实验室外，还附设有农场、牛奶厂等。农场里养有不少良种肥猪和火鸡、鸭子等，有些是从外国进口的，还种了不少桃树，所产白蜜桃颇有名，还专门办了一个罐头加工厂。当时学校师生都已离校，加工厂也停工了。在武岭附近的临溪有一所小洋楼，那是蒋经国的别墅，师首长们去看时那里比较零乱，满地纸片。蒋介石下野回溪口时，那里架设了天线，警卫森严，是蒋介石在溪口的通讯指挥中心，参谋机要人员的住处。其零乱之状，表明61师到来之前他们撤退时混乱不堪。

5月27日，第61师奉命，除留一个营驻守溪口外，其余全部向宁波集中。第61师首长即令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带领一些同志留守溪口，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并检查部队驻扎期间执行纪律的情况。大量事实说明，第61师在溪口，无论是大队进驻还是少数人留守，都做到秋毫无犯，纪律严明。部队进驻之初，为避免蒋介石故宅家俱受到损坏，规定各处陈设的家俱和用品一律不准挪动。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诸如象牙筷子一类珍贵物品散落各处，第61师官兵没有一个人去拿。参军不久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们看见钢琴，又听说那是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有人忍不住上去弹奏了几下，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你们现在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总统府，也不准‘乱弹琴’。”师部离开溪口时，师参谋处石冰科长把在原蒋经国办公室发现的一支金笔亲手交给了蒋宅的看家老人，并嘱咐他一定要管理好蒋宅，不要丢失任何东西。看家老人当时激动得流下眼泪说：“你们是真正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我活到60多岁。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地群众听蒋宅看家老人讲述第61师人员在蒋宅的情况后，主动向第61师同志反映：“大军在‘总统’家都这样，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更放心了。”原武岭学校的蒋校长，过去第61师首长几次派人去他家请他出面主持全镇事务，他都退避三舍，避而不见。后来，他不请自来，率二三十人，放着鞭炮，抬着杀净的几头猪和几坛黄酒，前来慰劳第61师执行留守任务的同志。他和同来的人在交谈中道出了心里话：“贵军初到时，大家心里都有点害怕，但几天过来，看到贵军说话和气，不乱拿东西，跑到外面去的人也都回来了！”那位蒋校长最后感慨地说：“贵军秋毫无犯，真乃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这时第61师留守的同志向他提出请他出面维持地方秩序，帮助办理一些事务，他马上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