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纪实：南京迅速解放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4月20日傍晚起，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百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下江南，一举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仅仅3天便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胜利捷报传到北平香山，毛泽东主席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气势磅礴的不朽诗篇。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渡江战役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

国民党军为确保岌岌可危的首都，在兵力及财力、物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下了许多本钱来加强防御。1948年底，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组建了南京城防委员会，拟定了“使敌人疲惫于坚城之下”的城防计划，“以城垣工事为核心，加筑一道水泥工事为外围，然后配合野战工事的守备，形成三道可靠的坚强地带”。在兵力部署上，以第28、第45、第99军担任南京城防，其中第28军守备长江北岸江浦、浦口等桥头堡阵地。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曾吹嘘，“在强大的兵力守备之下，加上优势的海、空军有效的火力支援，这样就可以使南京固若金汤，转危为安”，最后达到“大举反攻，聚歼敌人之目的”。

人民解放军为夺取南京，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做好了进行残酷战斗攻占南京的准备。起初，第三野战军为配合国共和平谈判，曾打算以第8兵团指挥第25、第26、第34、第35军共11个师32个团，并附特种兵纵队2个榴弹炮团，于渡江发起之前攻击江浦、浦口，炮击南京，同时也为下一步以攻坚手段占领南京创造条件。后因情况变化，决定不攻江浦和浦口，将第26、第34军东移，加强渡江东集团的攻击兵力，第25军西向参加第9兵团突破江防的作战，只留第35军在南京正面担任佯动任务。而主攻南京的任务，则由从镇江以东渡江的第8兵团、芜湖以西渡江的第9兵团，以及从安徽马当渡江的二野第4兵团等部队担任，其攻坚阵容十分强大。

但是，当渡江战役发起后，国民党军的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一触即溃，我军为夺取南京准备的强大攻击阵容尚末使用，守备南京的国民党军便仓皇出逃，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不战而下，并且基本上没有遭到战火破坏。

如此迅速、顺利地占领敌方的首都，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并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有利的局面呢？笔者认为，渡江战役中南京城之所以能迅速获得解放，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实施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迫使南京守敌不战而退，这是南京城迅速易手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于3月底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百万大军，全线发起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等广大地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总前委认为，国民党守军在我发起渡江作战之后，既有固守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诸要点，集中兵力与我东线渡江部队决战的可能，也有主动放弃南京等沿江一线，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等沿海地带的可能。但无论敌军采取何种措施，只要我军渡过长江，战局就会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造成敌人全线混乱溃退的局面；不论敌军采取何种对策，我军应立足于以敌集中兵力与我决战这一情况来制定作战部署。为此，对于南京及其两翼的镇江、芜湖地区之敌，总前委采取了钳形合围的战役布势：由三野第8、第10兵团8个军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除以1个军位于苏北六合地区，采用积极佯动手段吸引和牵制南京守敌外，主力在江苏的黄田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主力迅速控制沪宁铁路一段，并有依托地向宜兴方向扩张，切断宁杭公路，会同中集团分割歼灭宁、沪、杭地区之敌；以三野第7、第9兵团7个军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在安徽的裕溪口至枞阳镇段实施渡江，得手后除以一部兵力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围歼宁、沪、杭地区之敌；另以二野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在枞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然后以1个兵团插至浙江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截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主力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攻歼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之战。

这个部署确实是一着克敌制胜的妙棋，十分高明。战役发起后，我中、东两大突击集团在南京东、西两翼多路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使敌顾此失彼，防不胜防。4月20日晚，当我中集团第一梯队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渡江作战后，汤恩伯急忙派驻守南京的第99军（欠1个师）前往芜湖以西地区增援。次日，当汤恩伯亲自赶往芜湖督战时，镇江以东的防线又于当晚被突破。更使汤恩伯意料不到的是，由南京出援的第99军尚在途中，那边的江防部队便已弃阵而逃，因而导致该军亦随之溃逃。这样，不仅使汤恩伯指望第99军挽回中路江防败局的计划落空，同时又削弱了南京城防的力量，打乱了南京守军的江防部署和防御体系。又如，我军全线突破敌之江防后，中、东两大集团迅速展开并插入敌之纵深，合力推进，使敌难以形成与我对抗的部署，只能在我军的快速分割包围下全线溃乱，特别是南京地区之敌，在我巨大的钳形攻势前犹如惊弓之鸟，张惶失措地于23日凌晨开始撤退，唯恐逃之不及。事实证明，以一部从正面牵制，主力从两翼突破并快速实施钳形合围的部署，对于迫使南京之敌不战而退，促使南京迅速解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担任佯攻和牵制任务的部队在南京守敌撤退时机动灵活地渡江入城，加快了南京解放的进程。

渡江战役发起后，负责正面牵制南京之敌的第8兵团第35军，不失时机地向南京江北桥头堡江浦、浦镇和浦口实施攻击，至21日上午攻占江浦，22日晨夺取浦镇、浦口，直逼南京城下，完成了预定任务。23日晚，总前委鉴于南京守敌已经撤退，“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之第四兵团则尚在望江、湖口地段之江两岸，该兵团如向芜、宁转进，至少需时半月，且与三、五兵团交叉运动较不便利”，遂决定取消第4兵团沿江东进参加攻取南京的任务，改由第8兵团2个军就近入城，并担任南京警备。据此，第35军先头部队于当夜渡过长江，进人南京，后续部队源源跟进，同时，从镇江方向渡江的第34军主力亦星夜开往南京，两支部队密切协同，迅速控制了全城，从而促成南京提前获得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

第三，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全力迎接解放军渡江，为使南京早日解放发挥了很好的策应作用。

1949年9、10月份，中共中央上海局多次给南京市委发出指示，指出，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战火，不可避免地要移向南京附近地区，敌人必将全力保卫南京，因此必须立即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配合解放军顺利占领南京。中共南京市委为配合野战军解放南京做了大量的工作。(www.xing528.com)

一是进一步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在巩固原有的工委、学委、小教工委、公务员工委等机构的同时，又先后增设了文化工委、警员工委、银钱业工委、店员工委、中教工委等机构。至渡江战役前夕，南京市委已建立党支部80多个，有共产党员约2000人，奠定了策应解放军解放南京的组织基础。

二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国民党军事、警察和特务等要害部门以及驻防南京的国民党军和警察部队，想方设法收集敌军情报。至渡江作战前夕，先后获得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以及浦口沿江地带敌指挥部位置、军官名单、炮兵阵地、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资料，并及时派人送往渡江战役总前委及有关部队，为我军制定渡江作战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是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在中共南京市委及其他有关部门策动下，当时南京地区国民党军的起义主要有：1948年12月16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1架B-24型轰炸机起义；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第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率2个团起义；4月22日，南京大校场机场负责通信联络的431电台和指挥飞机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电台台长、中共地下党员罗贤朴带领下起义；4月23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部30艘舰艇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江面起义；同日，位于南京下关江边狮子山上的国民党江宁要塞第一炮台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率领下起义。其中，林遵所率的30艘舰艇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起国民党海军集群起义，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所谓“立体防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解放军渡江的正面压力，被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赞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的起义，尽管该部后来在准备北渡长江前往解放区时遭到国民党空军拦击而大部溃散，只剩王晏清100余人抵达解放区，但该师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王晏清又是蒋介石亲自选任的师长，因此“御林军”的倒戈之举，从政治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一击，在南京城中引起的震撼是相当强烈的。又如发生在大校场机场的起义，关闭了机场的通信联络，切断了敌人从该机场逃跑的退路，使敌更加恐慌动摇。总之，这些起义不仅直接削弱了南京守敌的防御力量，打乱了敌人的城防部署，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军心涣散，士气不振，战斗力锐减，从而对我军迅速解放南京起到了较好的策应作用。

第四，人民群众积极协助子弟兵渡江，为解放军迅速进占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第35军原定担任佯动和牵制任务，没有征集渡江船只，而浦口江边的船只也被敌人全部掠到南岸，因而，船只问题便成为我军能否尽早占领南京的关键。4月23日下午，该军第104师有关人员好不容易在三河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只木船及船主童达兴，当师参谋长张绍安请童达兴帮助部队渡江进城时，这位老船工一不要报酬，二不讲条件，欣然答应下来。当晚，童达兴不顾个人安危，驾船在江面上往返6趟，将该师侦察连的全体指战员顺利送到南岸。而当我侦察人员抵达南岸与下关电厂的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后，工人师傅听说解放军过江急需船只，立即登上国民党军“封江”时巧妙保住的“京电号”小火轮，开炉升火，驶向北岸迎接子弟兵。与此同时，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工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马上启动在反搬迁斗争中保存下来的“浦口号”火车轮渡和“凌平号”、“港平号”拖轮，积极投入渡运。接着，许多地下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又设法找到被国民党军赶入内河的民船，以及民生、福记两轮船公司和招商局、铁路轮渡所等处的大小轮船，投入迎接解放军的行列。广大群众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情况下，毫不畏惧，驾驶各种船只破浪往返，终于使我第35军的部队顺利渡过长江。

当时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人民群众支援部队渡江的情况印象很深，她谈到：国民党南京城防部队“在溃败之时，还想破坏老江口轮渡栈桥，使解放军难以渡过长江。由于工人群众的勇敢斗争，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栈桥没有遭到破坏，南北交通未断，我军渡江很顺利”，迅速完成了解放南京的任务。

第五，国民党高层在南京防御问题上意见不一，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拆台，客观上有利于我军迅速解放南京。

1949年1月下旬，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后，决定将防御重点置于南京及镇江、芜湖一线，并下令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研究制定防守南京的计划，国防部也遵令拨款构筑城防工事。但下野总统蒋介石却另搞一套。1月25日，蒋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开会，布置长江的防务，决定“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地区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这个作战方针连李宗仁、白崇禧也不知道”。一二月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开会研究长江作战计划时，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的重点应以南京为中心，并向上下游延伸，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执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大权的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竭力反对这一方案，并坚持把主力放在江阴以东地区，以上海为防御重点。双方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导致会议不欢而散，不了了之。此后，汤恩伯继续置李宗仁的主张于不顾，不折不扣地贯彻蒋介石重点防御上海的意图，他还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一些大炮运往上海；位于南京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总指挥部，也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随时准备撤离。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对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以至他在若干年后回忆时仍显得十分无奈：“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地看他胡来”。

第六，国民党内部腐败糜烂，官兵士气低落，也是南京迅速获得解放的一个因素。

以南京守敌的城防建设为例。南京城防委员会为了修建防御工事，筹集了500两黄金，以及大量建筑物资，“但这笔经费经过由上而下层层剥削，大小回扣，实际用到工事上的不过半数。工程承包单位和人员，形形色色，各怀心计，有几家甚至把经费拿去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工事做了一半，他们就逃之夭夭。后来只得由他们的担保人来赔修完工，质量上得不到保证，与设计的强度要求相差太大，而城防委员会也照数验收”，到1949年3月，筹集的500两黄金、200根圆木早已化为乌有。“其腐败糜烂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再从国民党军的士气和战斗精神来看。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朝野人心浮动，许多官兵更是存在着严重的厌战、怯战、怠战情绪。驻浦口地区的第28军军长李渤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斗志日渐低落，其妻也劝他：“这个军长不要再干了，干下去没有好结果，不是死，也得当俘虏，何苦呢！”于是，这位一军之长便称病离职，溜之大吉。而该军第80师参谋长杨又曾则另有“高招”，此人为了达到临阵脱逃的目的，不惜制造其子在老家摔成重伤，生命垂危的谎言，要求请假探望，当他获准探亲后，便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了。渡江战役打响后，防守南京的国民党军更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一派兵败如山倒的狼狈相。原国民党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回顾说：“南京机关部队的撤退，原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即开始行动，但由于各单位争先恐后，道路拥挤不堪，至4时还走不动，6点钟左右才陆续移动，我们总部的部队到4时还挤在明故宫机场附近动弹不得。”在江边的海军码头上，国民党海军机关的人员，也在乱哄哄地忙着上舰逃命，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不顾部下要他坐镇指挥撤退的请求，丢下江面上的舰艇及海军官兵，独自登机逃跑。如此贪生怕死、士无斗志的军队，不迅速崩溃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