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市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回顾

先秦时期，澧水流域杂居濮人、巴人、楚人等古代民族。秦汉时期，这些民族后裔仍在澧水流域繁衍生息。秦汉时期，澧水流域相、覃、田等姓土家先民与先秦巴人相、瞫、郑氏有历史渊源关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他们“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与中原汉人有着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西汉时期，朝廷在武陵郡实行安抚政策，因此，民族矛盾较少。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此外，“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3]对土家地区“有邑君长，皆赐印缓，冠以獭皮”。因为西汉时期对武陵地区土家先民剥削较轻，且不干涉土家内部事务。所以，《汉书》没有民族冲突的记载。

东汉时期，武陵地区少数民族重新归附汉朝。朝廷仍设武陵郡，恢复对武陵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但是，武陵地区人口增多，势力增大，对东汉地方政权构成威胁。在西汉末年社会变动中，中原地区饥饿汉人流入沅澧流域，与武陵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当地郡县为了控制流动人口，与武陵少数民族发生摩擦。封建统治者加强对武陵地区的统治和剥削，加重少数民族的负担，增加租赋，征用徭役，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因而引起武陵地区土家先民不满，爆发十多次反抗斗争。在这些武陵少数民族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相单程起义。这次震惊全国的起义在《后汉书》的《光武帝纪》《马援列传》和《宋均传》中均有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占据了武陵郡大部分。起义首领相单程是东汉充县泽革人（即今桑植县上洞街乡巴冲人），精武艺，善骑射。东汉王朝为了镇压武陵郡相单程起义，“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在今泸溪县），击之”[4]。刘尚孤军深入，遇到险阻。相单程发现刘尚军队舟船不便，缺乏粮草，屯聚守险，避而不战，利用武溪口称坨潭山势，以逸待劳。最后，刘尚军队因缺粮而撤退。相单程见时机已到，沿路阻击。结果，全歼汉军。《后汉书》记载了这场战争过程：“（刘）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刘）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刘）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在刘尚军被围时，朝廷派遣宋均领兵三千前往救援。援军到时，刘尚已亡，即《后汉书·宋均传》所载“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宋）均乘船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军）已没”。公元48年，相单程起义军顺沅水攻下武陵郡郡治临沅县（在今常德市城区），东汉王朝再次派军万人征讨，企图解临沅之围。《后汉书·光武帝纪》亦载：“（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这次进剿仍然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马成回朝以后，被革太守职务。次年春天，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汉光武帝刘秀遂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4万余人前往沅水流域征剿。据《资治通鉴》载：公元49年，马援率军由长江，入洞庭湖，进至下隽县（在今沅江市）时，汉军将领在向武陵地区进军路线上产生分歧。马援主张进军路近而水险的壶头山（《后汉书·郡国四》载“沅陵，先有壶头山”）。“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则涂夷而运远。”中郎将耿舒想走充县之道，“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而马援认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咽喉，充贼自破”[5]。后来，派人呈报朝廷，汉光武帝采纳了马援的策略。因此，于这年农历三月溯沅水向上进军。官军在临沅县西南部临乡（今桃源县兴隆街乡）与相单程起义军打了一仗，初战告捷。《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明年春，军至临乡，遇贼攻县。（马）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官军取得临乡战役胜利以后，从桃源县溯沅水向沅陵县进发。同年夏天，汉军被困于沅陵县东北部壶头山下（在今沅陵县高坪乡水田村）。壶头山位于沅水清浪滩南岸，山高滩险，道路崎岖。汉军进至壶头山，船上不了沅水清浪滩。时值盛夏，马援大军遇到酷暑，多数士兵因不适应南方暑天气候而得疫病，马援也病倒在军中。马援将士只好在沅水两岸穿凿48个大型石洞以避炎暑。《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建武二十五年）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6]这时，起义军士气旺盛，常“升险鼓噪”，唱“蛮歌”动摇汉军军心。病重的马援就迈着艰难步伐观察军情，左右将士为他的壮意感到悲哀，没有不为他流泪的。不久，马援因疫疾病死在壶头山，将士病死大半，这次征战又失败了。官军将领看到武力镇压仍不奏效，于是改变策略。官军监军宋均伪造一份“恩信”诏书，派遣伏波司马吕种到起义军中招抚。起义军由于死伤、饥饿、困乏等原因，于同年10月接受了招安，战争平息，战事以双方议和告终。《后汉书·宋均传》记载了这次战争结局：“会伏波将军马援至，诏因令（宋）均监军，与诸将俱进。贼拒厄不得前。及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均虑军遂不反，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司马吕）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宋）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7]清代《光绪湖南通志》亦载：“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以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群蛮震怖，遂降。（宋）均为置长吏而还。（宋）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赐以金帛。”

自相单程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东汉王朝强化对武陵地区的控制，除向土家先民征收“賨布”外，还“猥增贡赋”，待其更是“仆役垂楚，过于奴虏”。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澧水流域的陈从、覃儿健、覃戎不得不“邑落相聚”，揭竿起义，反抗东汉统治者，后被称为“澧中三杰”。陈从，东汉澧水（今桑植县淋溪河乡）人，自幼习武，行侠仗义，成为当地土家先民首领。他于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率领土家先民起义，进入零阳县境。这次起义历时一年，捣官府，杀官吏。这年冬天，武陵郡采用“以蛮攻蛮”策略，招募零阳县“五里精夫”四千余人把起义军打败，残杀四百余名起义士兵，陈从英勇就义。《后汉书》记载了陈从起义过程：“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在今慈利县）。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陈）从，（陈）从等皆降。”《民国慈利县志》亦载：“章帝建初元年，澧蛮陈从等叛，攻零阳。守吏募零阳五里精夫击破之，（陈）从等降。案：五里，地名；精夫，蛮渠帅名。”建初三年（78年），“溇中蛮”首领覃儿健等人再次起义。覃儿健在桑植县淋溪河瞭云寨建立“覃寨”，号称天子园。他在兵强马壮、粮草充裕之时，起兵反汉，攻打零阳、作唐（在今安乡县）、孱陵（在今公安县）等县城。后来，守臣到充县收买“五里蛮”4000人做内应，反击起义军。汉章帝征发荆州七郡以及汝南、颍川5000多人合兵围剿。花了两年时间，打败起义军，覃儿健英勇牺牲，起义士兵退回溇水流域。《后汉书》记载了覃儿健起义经过：“（建初）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多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使）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明代《万历慈利县志》亦载：“戊寅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寇零阳。次年春，诏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兵讨之。先是，守臣募充中五里精夫四千人尝贼奋击，多所杀获。复合兵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余众悉降。”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趋于腐化，豪强势力日益扩张，地方官吏任意压榨，灾民到处暴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斗争不断掀起。永元四年（92年），土家先民在覃戎统率下，烧毁邮亭，断其交通，杀死压榨成性的汉吏，东汉王朝派遣郡兵加以镇压。《民国慈利县志》记载：“和帝永元四年，溇澧蛮覃戎叛，发州、郡兵击破之。”[8]

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澧中和零阳少数民族对“郡县徭役失平”十分怨恨，在土家首领田山、高少带领下，组成充县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攻打城邑，杀死官吏。武陵郡无兵可派，便利用起义军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内部矛盾，招募本地五里、六亭少数民族士兵把起义军打散。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记载了田山起义的原因及过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田山、高少等，以郡县徭役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9]元初三年（116年），溇中、澧中4000少数民族人民再次起义。“零阳蛮”1000人头裹红巾作为起义军标记，土家首领羊孙、陈汤自称将军，组织起义军烧毁东汉官府建筑，抄收官家钱财，起义烽火遍及澧水流域。东汉官吏故伎重演，以分化瓦解手段，招募“善蛮”，打散敢于反抗奴役的起义军。据清代《同治直隶澧州志》载：“（安帝元初三年），溇、澧四千人为盗，零阳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亦着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掠百姓。州、郡募善蛮兵讨平之。”《民国慈利县志》亦载：“（元初）三年，零阳蛮羊孙、陈汤等著赤帻，称将军，作乱，州、郡发兵讨定之。”(www.xing528.com)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李进认为归附“蛮夷”可欺，上书皇帝。“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10]唯独头脑清醒的尚书令虞诩说：“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11]汉顺帝没有纳谏，反而下令增加贡税，引起土家先民反抗。这年冬天，“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137年），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陵）道（在今湖北省宜昌市）”[12]。东汉王朝派遣武陵太守李进调兵遣将，奉旨镇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迫使李进“简选良吏，抚循蛮夷”，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詹山率众起义。武陵太守应奉采取善抚办法，斗争逐渐缓和。“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武陵）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13]土家先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得到南方各族人民支持。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武陵蛮复寇郡界”，操戈起义，攻击郡县，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汉时期，澧水流域少数民族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延续不断。在东汉统治者的镇压下，这些起义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东汉王朝封建统治还是起到了制约作用。它迫使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并且放宽政策，缓和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是东汉时期少数民族多次起义产生的积极结果。他们的反抗斗争是反封建统治、反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在这些民族战争中，澧水流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得以加强，民族经济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