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汉章帝时期：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节点与儒家思想发展

建初四年（79），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编成《白虎通》，成为后世研究东汉思想的必读书。从中可见一明显特点，那就是在论定各种问题时都大量援引纬书，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出自纬书《含文嘉》。结合西汉后期思想发展情况，可发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百家思想消失，而是各自改头换面融入了儒术系统里。

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具有理性主义精神，而谶纬之类属于神秘主义，源头当在孔子思想之外，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因为统治者和老百姓都需要神秘主义，有了这些补充，儒家更具有了宗教特点，对人心的影响力更大。

不过，如前述桓谭、郑兴不读谶纬，很多儒家学者始终坚持自孔子以来的理性传统，反对神秘主义。汉章帝时期的王充即是其杰出代表，所著《论衡》比《白虎通》更加著名，“衡”就是秤，“论衡”就是不论什么论点都要拿来称一称！

王充做过太学生，师从大儒班彪，随后没做几年官吏，便以教书为生，七十多岁老死乡间。所幸的是，他的《论衡》在数十年后“流落”到大名士蔡邕的手中。蔡邕秘不示人，却被朋友察觉其言谈境界突然精进，每有观点必深刻独到，朋友诧异：蔡兄啊，你最近准是得遇奇士？

蔡邕：没有。

朋友：那你准是得了奇书！

蔡邕支支吾吾：我……

朋友：快拿出来！

朋友冲进蔡邕卧室，从枕头底下搜出了《论衡》。

由此，《论衡》大行于世，王充才得以青史留名。《后汉书》写他不过寥寥二三百字。

《论衡》给我的一个大体印象是，尊重常识。对当时很多虚头巴脑却习以为常的说法都提出疑问，给出更加务实的分析。它实实在在代表了儒家的理性主义传统，今天，甚至被称为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从《白虎通》到《论衡》，反映出在帝王将相你死我活、国家朝代生死兴衰的历史背后，思想史的发展同样充满矛盾斗争、此消彼长、分分合合。有时，我甚至想，整个人类历史不过是几个思想巨头的碰头会，他们的思想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开疆拓土，如果把这些思想从所有人的头脑抽离出去，历史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从这个角度讲，汉明帝、汉章帝时期正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前一个重要节点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这个节点之前的思想史，百家争鸣，尤以黄老道家为主导，儒家作为老二不服不忿儿，大儒辕固生冲着窦太后贬低老子是“家人言耳”，差点儿被杀。小汉武帝要抬高儒家，还一度被窦太后压制下去。等窦太后死了，儒家才终于当了老大，唯我独尊。

在这个节点之后的思想史，主要表现是在儒家思想的内部，有点儿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思想被强化，非常神秘主义的谶纬思想大盛。同时，还有一个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争议，这些思想事件一起推动着儒家或者说儒教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

过了汉章帝这个节点，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争议尘埃落定，儒家理性主义开始抬头，谶纬等神秘主义逐渐转投到佛教和之后起来的道教。而统治者和老百姓是需要神秘主义的，它是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至少对儒家的理性主义是有刺激作用的。一种思想体系的发展，是需要内部的分化竞争来刺激维持的。而儒家放弃了这笔资源。

同时，儒家所抱定的东汉皇权，在汉章帝之后也逐渐衰弱，相应的儒家或者说儒教的高潮也就过去了。进而，中国思想史的主要表现从儒家的内部再次转到了外部，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

与这段思想史相关的人物，先有大儒范升。《后汉书》记范升：

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后汉书·范升传》

在大儒范升的知识结构中，《老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儒扬雄写《太玄》也是以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想为基础。刘秀、汉明帝也都有黄老的思想。足证前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百家思想消失，而是各自改头换面融入了儒术系统里”的论断。值得一提的是，老子非但没被削弱，反而被抬高了。《孔子家语》明确承认，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在讨论尊师问题时，强调古来圣人皆有师：

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白虎通·总论入学尊师之义》

圣人的天赋那么高，他也得拜老师。比如：

帝颛顼师绿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白虎通·总论入学尊师之义》

由此坐实，老子是孔子之师！其他儒家圣王之师赤松子、务成子等明显也都是黄老道家崇拜之人。这为之后道教的形成做了积极铺垫。

刘秀即帝位后不久，范升便被征为博士。随后，有大臣提议，要把古文经《左氏春秋》和《费氏易》立为官学。

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后汉书·范升传》

范升上书，坚决反对：

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后汉书·范升传》

大意是，孔子、颜回、老子都强调学应守约，要专精，不能学杂了，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越学离着大道、正道越远。所以，不应当增设《左氏春秋》《费氏易》为官学。尤其《左氏春秋》非孔子所写，只不过是左丘明写的。

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

而且，它不像《公羊春秋》传承有序，它是突然冒出来的，来路可疑。它记载的内容量远超孔子《春秋》的范围，并不可靠。比如，某处某处等十几处明显有问题。

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后汉书·范升传》

写史须“闻疑传疑，闻信传信”，得实事求是——事实就按事实写，传闻就按传闻写，这样才是对古人负责，才能保证纯正的古代圣贤思想得以传承，不能加入私货。

总之，《左氏春秋》远远不如《公羊春秋》平易正直。

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后汉书·范升传》

既然以《公羊春秋》为正统，就不要画蛇添足增加《左氏春秋》，那样只能淆乱视听。

范升这个反对意见出来后，支持《左氏春秋》的一方则提出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的很多内容援引了《左氏春秋》，足证其权威性。

范升再次上书，痛批《太史公书》“违戾五经，谬孔子”，根本不符合孔子精神，很雄辩。

刘秀是什么态度呢？刘秀支持增设一个《左氏春秋》的博士，把《左氏春秋》立为官学。

结果，掀起了轩然大波！

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后汉书·陈元传》

很多儒生、学者和儒生出身的官员都跟范升是一伙的，都强烈反对。新立的《左氏春秋》博士正好于此时病逝，也就没再继续设置，也就是说，所谓的古文经学还是没起来。直到汉章帝时又出来一位大儒贾逵，才把此事搞定。

贾逵的九世祖是大名鼎鼎的贾谊，其父贾徽也是大儒，曾师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经。所以，贾逵的学问也是以古文经为主。《后汉书》说他：

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后汉书·贾逵传》

他从小就是在太学长起来的，勤学好问，凡遇疑难问题必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他长了个大高个儿，八尺二寸，差不多一米九〇，人们就给他编了一句唱“问事不休贾长头”——贾大个儿太爱问问题了。

这实在是做学问的一大素养，也是成功者一大特点。有美国学者总结成功者两大共同特点：一是自信，二是爱问为什么。

其实，“爱问为什么”进一步讲，无非“好学”二字。孔子最重“好学”。

子曰：好学近乎知。——《中庸》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未也。

曰：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

以上三则讲，好学之德 。(www.xing528.com)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

以上三则讲，好学之人。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以上一则讲，何谓好学。

在孔子看来，好学近于最大的智慧，是所有德行完善的基础，孔门能称“好学”者唯有他和颜回。孔子此论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养成有深远积极的影响。

贾逵后得汉明帝、汉章帝的赏识，成为白虎观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汉章帝本人对古文经也很喜欢。

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后汉书·贾逵传》

有一次，他问贾逵：依您看，《左氏传》比《公羊传》如何？它到底有无独到的价值？

贾逵上书，主要答复了两条，第一条是：

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后汉书·贾逵传》

意思是，作为记载古代政治的史书，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安上理民”的价值，得有利于维护皇权统治。这一点，《左传》完全符合，它强调忠君思想，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善良正义等价值观，都是非常明确切实的，是顺应天道、直击人心的。

第二条是：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后汉书·贾逵传》

意思是，从当时已被立为官学的各个经传中都不能找到汉朝为火德、刘氏为尧帝后人的依据，而唯独《左传》的记载有这样的内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左传》可以让老刘家坐江山找到合法性，当然得立为官学。

于是，一锤定音！

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后汉书·贾逵传》

由此，儒家内部的古文经、今文经之争大致尘埃落定。

最后，再讲一下大儒曹褒。

曹褒之父曹充也是大儒，为光武帝博士，主攻礼经，光武帝封禅泰山的相关礼仪即其主持制定，还主持确定了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在今天一般人看，整这么多礼仪，好像没多大意义，而在当时，此为儒家礼乐治国之本。曹充所制礼仪较之西汉鼎盛时期的礼制规模还差很多，因为经过王莽改制和战乱，好多礼制都已失传。所谓：

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

于是，汉明帝即位后，曹充曾上书：

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后汉书·曹褒传》

意思是，按照礼经所训，三皇五帝各有各的一套礼乐制度，咱们东汉王朝也应当制定一套新礼乐，垂范后世。

汉明帝对此不太热衷，搁置不议。

曹充只好把他的这些想法传给儿子曹褒。曹褒深得家传，从小便以叔孙通作为偶像，立志像叔孙通为西汉制礼一样，要为东汉王朝重建这套礼制。

实现梦想都要有个过程。曹褒先是举孝廉，做了陈留郡的一个县令。有一次，五个盗徒窜至当地盗窃，被其抓住。时任陈留太守是酷吏做派，欲将此五盗徒全部杀头。曹褒讲究礼制，是循吏风格。

以礼理人，以德化俗。——《后汉书·曹褒传》

不认同靠严刑峻法来治理百姓。他跟手下官吏讲：

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后汉书·曹褒传》

草菅人命，那是要遭报应的！这几个盗徒罪不至死，怎能杀头呢？古圣皋陶在帮助大舜帝制定刑法时，对盗窃就没有定过死罪。春秋名相管仲甚至曾保举两个犯过盗窃罪的人做官。我不能听太守的，宁可丢官，也要保住这几条人命。

于是，曹褒被免官，又被汉章帝征辟，做了博士。

汉章帝很想把儒家的礼乐治国给搞起来，白虎观会议也是为此目的，要把礼乐制度、思想观念都理顺。不过，白虎观会议还只是理论思想层面的，真正指导实践还得让这些思想理论落地可操作，还得细化、规范。他有意让曹褒来主持这个工作，曹褒心领神会，正好顺竿爬，上书主动请缨：

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书·曹褒传》

大意是，制定汉礼大有必要，是造福黎民社稷的大好事，我愿意全力以赴，奉献全部智慧，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汉章帝挺高兴，把曹褒这篇上书批给了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太常。

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后汉书·曹褒传》

太常巢堪反对：制定汉礼大典，如此神圣之事，曹褒哪里担得起，此事不能着急。

汉章帝又问班固的意见。班固也说：兹事体大，最好也像此前白虎观会议一样，召集博士们、学者们来一起研究，一起论证，这样比较稳妥。

汉章帝不以为然：

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后汉书·曹褒传》

这就像在道边盖房子，走道经过的人们，这个过来说个意见，这房子应当这么盖这么盖；那个过来又说一个意见，这个房子应当那么盖那么盖。那就会没完没了，这个房子就没法儿盖了。

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后汉书·曹褒传》

当年，尧帝要编制教化百姓的大型音乐，不也是只交给夔一个人就办了吗？汉礼这个事，朕决定了，就让曹褒办！

曹褒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却仍有很多人反对。之后，汉和帝时的太尉张酺甚至上书严厉谴责曹褒：

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后汉书·曹褒传》

差点儿把曹褒杀了。最终，这套汉礼也没实行。

曾国藩一生致力礼的研究，认为：

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清史稿·曾国藩传》

从汉章帝和曹褒制定汉礼这段历史事迹，可见古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最终，汉礼制成却未能实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儒教衰落的表现，是这个中国思想史节点的一个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