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最终并不是为战争而创建,城市是和平的范畴,城市需要和平。在宁波历史上的所有驻军设防中,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座城市在中国沿海的历史上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因而城市也就越来越需要防御,浙东的一切防御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对宁波的防御而展开的。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地名变迁很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在水运时代,甬江的出海口是宁波与外部交通联接的枢纽,它主要地表现了宁波与海洋的关系,或者说是通过海洋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出海口至关重要,出海口就是供交通出入的门户于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也就是公元806820年间,这里设立了军事要塞,称“望海军”。顾名思义,“望海”有守望海滨的意思,海口的防御已经被重视,但是在心理距离上,那时的大海仿佛还遥远着呢或者说人们还有一些期着海上有什么动静的好奇心。望海,这是在一种与海有着遥远的心理距离状态下的心理瞻望。可到了唐昭宗乾宁四年,也就是公元897年,这里就改为了“静海军”,从“望”到“静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如果说前者有那么一点主动,希望从海上弄出点什么动静的话,那么在后者则完全是一种被动后的心态表达,希望海能“静”下来,显然有什么骚动、什么扰乱使人担忧,或者一种来自海上的危机感正日益增强、日益沉重、日益逼近。这种骚动与危机到了五代的朱梁时代已经成为现实,于是静海再一次被改名。五代十国是一个战争多发的时代,吴越国显然以一种决胜和无奈的重隐义,把静海改成为了“定海”,时间大概在公元908年后。到清代,来自海上的严酷的战争事实使人们想到“定海”已经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这一军事重地的使命瞻望,于是就把这一名字交给了甬江口外的那座大海岛,而甬江口则改为“镇海”。镇,显然更具表达的份量:镇住海口。
镇海鼓楼
从“望”到“静”,从“静”到“定”,再从“定”到“镇”,这不但反映了甬江入海口在宁波军事史上的地位变化,而且也描述了宁波防御的一个大的态势。我们会从以下的叙述中,从宋代起到宁波城市的防御布置中,逐渐看到城市在军事家心目中所具有的地位。
宋代,也就是望海已经变为定海的时候,宁波城市的陆上防御分为东、南、西和东北沿海四路。守防的驻军,东路有禁军五个营、厢军九个营,这十四个营基本驻地城内,但任务是准备应付东路的变故,东路就是直通大海的方向,因此东路又另设一个专门传递军情信息的“白沙汛”,放置在宁波城市与海口定海(即今天的镇海)之间,今天江北的下白沙一带。汛在当时是一个军事单位,大概一个排或半个连的兵力。“汛”的意思也就是“讯”,它在当时是军事驿传的系统,相互传递信息。南路防御安排了三个汛,分别设置在段塘、栎社和北渡,与北渡汛隔奉化江相望的就是奉化的南渡,然后与奉化和台州的防卫相沟通和呼应;西路的防御也是设立三个“汛”,即在今天的泥诗堰设新桥汛、在高桥村设高桥汛在联结姚江与西塘江的坝口设西坝汛,这样来自姚江上游的威胁会很快地传递到城里,以便作出迅速的反应;东北沿海基本指大嵩沿海22公里海岸线的防卫,这是除镇海口外宁波城市海防的第二个关节点。大嵩沿海以“六汛四台”的格局,展开了严格的防范。这六个汛是场前汛、舵朣汛、盐场汛、江桥汛、管山汛和内外横山汛;台即是“瞭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瞭望台或者哨所,四个台即赵家台、黄牛台、球琳台、蔡家台。以上的防卫是陆军的事情。
水军的防卫则在海上展开。1258年,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一位很负责任的地方军政首官、沿海制置使吴潜重整了海防,他把浙江的海域分为上、中、下三屯,统一组织温州、台州、明州(宁波)和越州(绍兴)的四州民船,屯泊在岱山、岑江、三姑山、烈港四处,然后选定海(镇海)水军和岑江、三姑两个巡检司的土军中能弓弩射击的士兵,摊驻到那些集中调遣的民船中,以岛上的烽燧和船上的水递相互联络。为了海防与陆防联结为一个整体,沟通宁波城与定海水军及外海守防的军情信息,吴潜又专门设立了三条传送海警的烽燧传讯线路。
这三条信息线路是由26条处警铺组成,两条布置在海上,一条布置在沿江。海上两条从南北两个方向把警报传递到海口招宝山,再由招宝山将警报沿着江边警铺传递到宁波城。每个警铺设5个兵,再派一人负责的军士,凡遇警白天举旗,夜间举火五起五落为号;如遇阴雨云雾,则改为鸣炮。这三条传警线路是这样分布的:
海洋十二铺:海口招宝山——烈港——五屿——宜山——三姑山——下干山—徐公山——金鸡山北沙山络华山——石弄山——壁下山;
海洋九铺:海口招宝山——陶家店——贝念五家——蟹浦——沙角尘山——伏龙山尾——施公山——周家塘下泽头山——向头山土军、水军两寨;
沿江五铺:海口招宝山——石渡桥马阻山——林场白沙——宁波城。
吴潜水陆布防的方案,基本上为以后宁波城外围的防卫奠定了基调。这个防卫方案的本质是防范敌方从海上由镇海口入侵,包括来自舟山洋面和来自杭州湾海岸线的两方面主要入侵者。这种防御方案正是从宁波沿海的地貌特征决定的。宁波平原三面是山,一面为海,大规模的入侵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海上,二是来自杭州湾。当然还有一个来自海上的登陆点就是象山港的横山,但是这个方向的入侵者在海上的活动已经被海洋十二铺所监视。
吴潜防御方案,实际上是宁波城防御的最简缩的范本。
元代以其前期强大的军事威势根本不用考虑防范,蒙古骑兵又向以运动作战为特点,他们没有固守的概念,但是到明代则完全不一样了。
一方面明代的海洋问题再次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宁波城的防卫在明初是针对海上的方国珍的残部,到中后期主要是针对来自海上的倭寇。
另一方面,明朝的国策战略就是萎缩在陆地上,有人说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农民性格有关,但事实恰恰是,明朝是一个多事的时代,站在明处不能不防暗处,这样宁波城外的防卫就比宋代要严实得多。
明代对宁波城的防御在理论上可以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海防书》所说的“防陆莫先防海”、“海防、江防,相为表里”。如果仅仅从消极防御而言,这分明是对的。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明代,大规模的运兵只能靠海运,海运入内陆只有入江口,然后一边在两岸平坦的沿江平原登陆展开,一边运兵溯江而上,才可能迅速而直接地影响到宁波。(www.xing528.com)
这一点,即使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特别请德国的军事顾问做的一套宁波防御计划中,德国专家当时的判断也是这样。
四年后,日军进攻宁波的作战方案,与他们在1937年的分析如出一辙,这是宁波的地貌特征所规定的唯一选择。
明代对宁波城的布防,与吴潜所不同的是强调了以宁波为中心的“府、县整体联防”。明军在宁波府境内的海岸线上布下了4卫10所的国防军。除了宁波城,其他的卫都建造了卫城,所也有所城,这是两种规模不同的军事要塞。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过,明代的兵制与唐代的府兵制与宋代的募兵制都不一样,他们实行的是军户制度,通俗地说,有一批军事专业户,每户必须出一名现役军人,这一军人!
的给养也由这家军户出,但军户在其他的赋税方面可以有所优惠。由于给养的问题,造成了大批“随军家属,儿子在卫城或所城里当兵,父母家人则在城外开垦土地耕种,这样卫城和所城就不太像一个纯粹的军事要塞,而更像一座军民杂处的城市。宁波城在明代既是政治意义的府城,又是军事意义的卫城,其他的卫城,南有昌国卫,北有观海卫和临山卫,这是海防的四座重镇。此外,在四卫之间,安置了龙山所、穿山所、郭巨所、大嵩所、钱仓所、爵溪所、石浦前所、石浦后所、舟山中中所、舟山中左所这样十座所城,这是第二层次的布防。
在十座所城之间,又安插了十九个巡检司,巡检司有点像今天的海岸巡逻队,是一个相当于连的建制。在这十九个巡检司之间,又布置了九个重兵防守的关隘,二十五座驻军的寨隘,八十六座烽堠,也即是可以施发烟火信号的瞭望台。这样的防御布局,前后支撑,左右呼应,真的把宁波城的陆上防卫做到了极致。
海防又是另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基本是建立在明中叶的倭警以后。
根据倭寇经常出没的规律,海上防御把舟山海面分为上、中、下三界。
上界范围在黄牛山、马墓、长涂、金塘、大榭、兰秀、剑山、双屿、双塘、六横、韭山、坛头组成的范围内;中界为浒山、羊山、马迹、两头洞、渔山、三姑山、霍山、徐公、黄泽、大小衢、大佛头之间的范围;下界大约在花脑芝、络华、弹丸、东库、陈钱、壁下一带。上述所列举的三界地名,同时又是海上巡逻队的巡哨线路。各卫、所之间,以会哨的形式,加强相互间的联络与衔接。海上防卫的任务由相关的陆上守备部队负责,明代没有另设水军因此,定海卫、临山卫和观海卫及所辖九个所,配备了143艘战船,负责从分水礁到钱仓的西北哨;昌国卫配备67艘战船,负责从长白到洋山的东南哨。两队巡哨到终端后,由当地守军签署的哨单为凭。为了与西北面的杭州湾地区和东南面的三门湾之间做好军事协调,宁波的四卫中定海、临山、观海三个卫合设了一名把总指挥官;松门、海门、昌国三个卫,合设了一名把总指挥官;金山、海门二个卫也合设了一名把总指挥官;另外,海宁卫专设把总指挥官一名。这样在杭、绍、宁、台沿海的十个卫中,分成了能统一指挥的四个组合,这四大把总指挥官之上,又设总督一名,作为战区总指挥。
按明代的海上防卫设计,将实际战备兵力分为三个梯队。上述的巡哨为接触和报警的第一梯队;在沈家门、马墓港各驻战船部队一支,各由指挥一名率领,作为快速反应的第二梯队;在舟山驻兵3000名,由总兵一名率领,作为增援的第三梯队。此外,宁波城外的海防,以定海卫(镇海)的重兵为后盾。这样,经过水陆两路的防卫,在宁波城外仿佛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明代因为长期与倭寇的战斗,防御任务显得非常现实,也由此促进了宁波城的整体防御的慎密和精致但是从陆上相互接应、海上巡哨递讯的格局来看,总体上仍然没有跳出吴潜的大框架。
清代宁波城的防御,开始时以清岛锁海、固守海岸为方针,到中后期是将战线向外推开为基本。
清初宁波的形势显得有些复杂。1645年清兵主力渡过钱塘江后迅速占领浙东沿海,但是南明的残部反抗依旧十分激烈。他们大多凭恃对海道的熟悉,与大陆上的清兵作长时期的抗衡。于是在1661年,清政府下令将宁、温、台三府海岛上的居民全部强令迁到大陆内地,两年后,又在沿海划定军事警戒线,钉定界桩,筑墩、堠、台、寨,竖树为号,设兵巡逻。这样,先把百姓管起来,以切断与南明军队关系,这办法有些竭泽而渔的意味。这种情形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平定台湾后才告结束。
在其下的日子里,宁波城的海陆防由浙江提督的五个标营负责,宁波城守营负责陆防。总的趋势是加强海防,将战线外推。与明代的“卫所制”不同的是,清军的组织结构推行的是“营汛制”,营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作战单位,汛是营的下一级作战单位,兵力当于今天的一个营。1727年,提标中营和右营改为水师后,两营分巡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洋汛。1844年,提标左营改水师,接防定海镇和乍浦协,每年春秋两次出海巡洋。陆上的防卫则由前营、后营及左营的一部分担任,共有九个汛,分十五汛地、二十堠台和一个口址驻军守防。清后期的防御比起明代来显然松懈,但是其基本原则是积极把战线推向外海,同时将陆师改为水师。这样做,对于宁波城市来说,反而更加安全。
这些防御,总体上只是对古代条件下的战争而言,近现代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则又是一回事情了。好在我们的话题也只说到宁波老城,基本上还是与话题一致。
巾子山在招宝山西50米处,明初扩建镇海县城,以巾子山颠为城之东北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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