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城：佛陀世容与梵宇丛林

佛教仿佛是老城人们与生俱来的信仰。与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一样，老城的宁波人在没有受到其他信仰的影响前，都以为佛是世界上惟一的真神，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佛教的主张。其实仔细地分析一下，仍有许多的理论是十分羼杂的，其中有的是来自道教和儒教，有的则是原始信仰的影响。不管如何，佛教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

佛教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时间比城市形成要早得多。在695年或者次年，这里建造了第一座僧伽佛塔，当然佛塔的下面肯定是佛寺，这是佛教建筑的定式。这时间是唐朝的天册万岁、万岁登封年间，这座塔就命名为天封塔。天封塔不仅仅是一座佛浮屠，它也是聚落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说明，在625年撤消鄞州后的70年里，这里已经积聚了用零星的布施足以养活一群和尚和建造高大佛塔的聚居人群，佛寺常常是人群集中区的标志。而同时，天封塔又表明了另一个事实，即在当时的三江口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接受了佛教这一外来的信仰。虽然这与皇家的提倡大有关系，而且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本身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热烈而辉煌的时代。

20世纪30年代填河筑路后的天封塔一带

第二座佛寺在不到十年内建成，那是在东南隅的开元寺，这座佛寺一度知名浙东。这两座佛寺是三江口地区建城前的两大建筑，也标志着三江口地区到821年建立州城的人口基础。在子城建成后不久，城外又于862年至905年间相继建造了白檀寺（今山小学址）国宁寺（后改天宁寺）、乾符寺（今市政府址）后两座寺院可能有意识地与子城形成东西两翼的均衡摆设，它们与子城和前面的河流形成了罗城建造前的一条东西向的轴线，正是这条轴线向东西延伸后，确定了以后罗城的东渡门和望京门的位置。对这种布局结构的惟一解释，就是佛教确实在当时已经确立了崇高的地位，它足以干预城市建设的方向，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佛寺在城市的格局中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唐代明州罗城内的几条主要道路，大体上与佛寺有关。东西方向的一条主轴线前面已经说到，另一条大路是相传以聚沙成塔的方式建造天封塔后留下的沙泥街。

天封塔

南北向的大道，一条是天宁寺以北的孝闻街前身，一条是子城与白檀寺之间的镇明路刍型，再一条则是乾符寺开明坊向南到三角地龙舌尖的开明街前身。通过城内河道和碶闸，再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路通向开封塔，那就是日后碶石街的前身。唐代罗城中的主干道路大体如上述的东西二、南北四的格局。由此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城市的人流都以佛寺为中心集散着，这是一种信仰带来的认同，同时也说明佛寺正以它的公众性的特色，成为早期城市中市民活动的支点。

城里的佛寺建设并不是一件孤立的精神现象，我们这就有必要对佛教在宁波地区的早期传播作一番介绍。

佛教在宁波的最早传入，有史料可稽是在公元239年或稍前一些，这是三国吴的赤乌年代。赤乌二年，吴国的太子太傅阚泽在他的家乡今慈湖的北畔，舍自己的宅第修建了普济寺，这地方现在是慈湖中学所在地。这个明显地属于大乘佛教名称的寺名，可能是后来改的。就东汉后期中国的佛教传播来看，当时所传的还只是小乘佛教，而传教的僧人基本上都是西域胡僧。这就可以与另一条史实相印证，也就在同一时候，238年至251年，西域胡僧那罗延来到今慈溪的五磊山结庐传教，成为宁波有名可稽的第一位僧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域胡僧当时主要活动在北方地区，他们经过古丝绸之路进入凉州，然后在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传教，而那罗延的到来，极可能是因为在胡僧向东吴渗透中，看到了东吴王朝中有一批余姚籍的、尤其是虞氏家族的官员。士大夫的家乡总是文风氤氲，那些地方常常是心灵需求比较敏感的地方。

南朝是江南佛教的第一个鼎盛期，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佛教在宁波有大的活动迹象。在此之前，282年（西晋太康三年）并州僧人慧达（刘萨诃）到山乌石岙结庐，以后发展为阿育王寺；300年（西晋永康元年）僧人义兴到太白山东谷结庐，后发展为天童寺；336年（东晋咸康二年）余姚的龙泉山上建龙泉寺。南朝没有大的佛教活动的迹象，这恰恰与宁波平原的开发史完全一致。宁波平原在南朝的齐、梁间还是一片湖沼毗连的海涂盐碱地，真正的大规模的逐步开发也就从这时开始。

阿育王寺

中国佛教的第二个鼎盛期被宁波无意赶上了。南北朝佛教出现北尚禅行、南重义解的倾向，周武宗灭佛，北方禅宗避而南迁，起自北齐慧文的天台宗，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经五祖灌顶、八祖左溪、九祖荆溪而到中唐。天台宗作为与华严、禅宗同起的中国化佛教的三大宗派之一，大盛于天台山。宁波是去天台求法的必经之路，尤其是日本、高丽僧人和遣唐使（实际上大多也是僧人）常常就在宁波登陆。佛风披靡，宁波的佛教在唐代盛起。当时兴起的如雪窦山的瀑布观音院、州城里的东津禅院（后七塔寺）国宁寺（后天宁寺）慧灯寺（后称万寿寺）、宝陀寺、白衣寺以及四乡的岳林寺、杖锡寺、金峨寺、瑞岩寺、芦山寺等，形成了宁波的佛教大丛林。五代吴越倡信佛教，明州佛教一时大盛，也有报恩寺（延庆寺）寿昌寺、天封寺、洞山寺等的兴起。

这时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有大批的日本和高丽的“遣唐使”僧人在宁波登陆。日本遣唐使大多以和尚组成这并不奇怪，因为僧侣正是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基础，就像中国的最早期知识分子大多为巫人和祭司。之所以选择宁波为其主要登陆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其一是宁波与日本的航海距离并不遥远，从宁波出发到日本的博多（今福冈），有记载顺风时的航行时间大约为三天三夜；其二是上述的佛教天台宗的兴盛；其三是宁波从内河水路起程，过经姚江和浙东运河到杭州即可接上大运河，这对于遣唐使在天台习道之后北上长安提供了极为方便的交通条件。这条线路已经被大量遣唐的日本和高丽僧人的笔记和报告所证实。这些遣唐的僧人都是乘坐商船来到宁波的，几年后再搭乘顺便的商船借信风回国。

让我们再回到老城中来。入宋后，宁波的佛教经历了一个宗派众多，高僧辈出的时期。佛寺的发展正是城市人口膨胀的标志。宋代在城里建造的佛寺有资料可稽的有30座，其中禅宗的寺院有万寿院、报恩光孝寺、吉祥院等3座；天台讲宗的教院有延庆寺、宝云寺、白衣寺、兴圣院等4座；律宗的十方律院有广福水陆院、开元寺、太平兴国寺、经藏院、景福寺、能仁罗汉院等座；甲乙律院也有圣功院、广福院、东寿昌寺、崇教寺、兴法院、保安院落等6座；此外有一部分城中寺院在佛业兴替中创废于宋代，如景德寺、西寿昌寺、大中祥符寺、能仁观音院、药师院以及唐代创建的天封塔院，共6座。此外尼姑院作为新生事物也产生在这一时代，城里有戒得寺、普照寺、兴教寺、奉圣寺、普宁寺，共5座。

请注意这些佛寺，一方面宁波城日后著名的佛寺都在宋代以前建成，另一方面，宋代又是宁波佛教最富有理性色彩的时代，我们读着上述佛寺的名称，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宗派的区别，他们各奉自己的信仰主张，在同一城市里相安无事。正如科学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当地的实践相结合一样，佛学的原理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传播后，也遇到了如何适应中国实际的问题。于是在这种需求下产生了各种见解形成的种种宗派。这只能说明宁波城市对于宗教教义的认真和执着。(www.xing528.com)

歇山飞檐营造了佛殿的气度

天台宗（讲宗）经唐末离乱，经典多有湮失，宋后，四明僧知礼随从高丽僧人义通习天台宗教义，在乾符寺延庆寺开讲席，创忏仪，宋真宗赐予“法智大师”称号。天台宗中兴道场的讲宗五山之一的延庆寺和讲宗十刹之一的宝云寺名重一方。

禅宗教派显然从农村包围城市。禅宗的“一花开五叶”所形成的五大支派，在宁波都有重要的成果。雪窦寺僧重振云门宗，阿育王寺僧怀琏传云门宗，得宋仁宗亲赐颂诗；临济宗大师宗杲承诏住持阿育王寺，倡导“看话禅”，宋孝宗赐以“大慧禅师”称号；天童寺僧正觉另倡“默照禅”，宗旨与看话禅相异趣，传至曹洞宗十三祖天童寺如净，偏重打坐，曹洞宗得进一步发展，忏法、水陆法会大盛。乾道九年（1173）鄞县史浩慕镇江金山寺水陆斋法，在东钱湖月波寺启四时水陆法会，宋孝宗赐“水陆无碍道场”御书，演变为战乱后的超度法会，一时在宁波蔚然成风。嘉定年间（1208-1224），南宋朝廷定佛教“五山十刹”，育王、天童、白莲三寺为“五山之第二、第三和第五，雪窦资圣寺为“十”之第五。

值得说明的是，宋后禅宗在宁波大兴，宁波籍的朝臣士大夫多信佛从禅，遂起推波助澜之势。士大夫所参偏于理悟，以佛学的“慈悲”与儒学的“仁”相绾合，多从“大乘”的教理并加以自己的理解；但是也从此与平民的佛教产生分野。平民百姓所信佛教，继续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的“小乘”教义为主，又与民间的原始崇拜相羼杂，他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和思想，他们只需要佛心与我心之间的契合。于是百姓的实用佛教与士大夫的参悟开始分道扬镳。在其后的元、明、清各代，这种百姓的热情与士大夫的理性追求相背离的现象越益明显。佛寺虽然越来越多，但是教义却越来越不被注重。

阿育王寺

佛教在百姓中的认识作用，基本不外乎祈福禳灾、超度轮回，它的主要功能被理解成作用于从死亡到来世的这段历程中，因此民间的佛教仪式多在丧事葬礼、七祭百日周年时举行，发生在超度亡灵、驱鬼逐魂这样一些与“鬼”事有关的场合，而与“人”事有关的求财、祈福、消灾、避祸、愈病、长生以及预测今生的活动，则多求赖于民间的社火庙祀崇拜。也就是说，前者事关宏观而模糊的来生，后者则事关细枝末节的今世。由此可以看到，在宁波人的神灵观念中，一般都具有二元神祇体系，佛和神的体系。因而佛教在宁波最后全然成为“百姓佛教”，轮回报果、祈福禳灾的功利性也越来越明显。从教理说，后期的宁波佛教日益退化，从热情言，后期佛教却更加炽烈，更加真诚。如果说宋以前教派众多的时代，基本上反映了人们对于佛学真理的辨别与选择，人们对各宗派的主张起先都抱疑虑；那么到宋以后，佛陀越来越在宁波人的心中成为一种抽象的精神，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神祇，“临事抱佛脚”这句俗语正说出了人们对于佛陀的价值判断和功利意义，佛已经不是指引人们出世的智慧明灯，而是为人利用的看家护院、治病祛灾的仆人。

烧香拜佛的另一个好处是，佛寺为市民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公共场所。同一信仰的人们可以在那里交流学佛的心得，同时又可以交流对生活艰辛的感慨，那些姑长婆短的生活琐事，常常能在一种精神氛围中成为大家热衷的话题，于是佛教开始探讨世俗的经验，使抽象的义1理成为丰富的生活感受。在许多时候，佛教的场合里人们已经不再关心大家是不是属于同一信仰，或者对佛理的同一理解，而是成为同一命运的人们心灵沟通和交流的地方。僧侣们也就因势利导地创造出许多菩萨的生日、出家日和成佛日，这样使一年中拥有了许多纪念性的宗教节日，人们可以在这样的日子里聚集到佛寺，既表达信仰的真诚，又获得心灵交流的愉悦。

在那些宗教节日里，常常会有一些程式化了的群众活动，比如盂兰盆会、放焰口、水陆道场，场面十分热闹。尤其在七月，人们视之为鬼祟之月，故七月初一放“开门焰口”，中元放“七月半焰口”，至三十夜放“关门焰口”。有的于中元请僧侣拜忏醮祭，做“盂兰盆会”，唱“八剧头”。焰口放毕，或“放水灯”，或唱滩簧、南词，过午夜始散。老城的信徒大多会去战船街江心寺放水灯，盛况尤为空前。或结草为船，浮于江上；或纸糊水灯，漂在江心；或以木板作船，上设夹层置祭盘，摆“水灯羹饭”。在这些活动中既有佛学的教义和佛本生上的故事作为蓝本，又有民间信仰中的巫觋表演的成份，但是它毕竟活跃了城市的群众生活，对于缺少节奏的市岁月，起到提示节期，体验季节的节律作用。

居士是一种很适合宁波佛教徒的修行方式。这种被称之为“在家和尚”或“带发尼姑”的居士，他们跻身于出世入世之间，既可享受凡尘世俗生活的无限乐趣，而又能赢得神界庇佑，是一种“脚踏两头船”的身份，颇为宁波一般佛教徒或信佛者所采纳。这种状况在城乡都有，只是城里的居士更加正规些，他们比农村里的居士有更多的讲究。这些人一般在居士林结伴念佛诵经，也多在家设佛堂，晨暮功课，进行着他们各自的修行实践。真正的居士总是少数的，大部分百姓也仅仅把佛教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基本上并不懂得教义，只相信有佛的存在，这正好反映了这种佛教意识更具有风俗的意义。宁波人一般以观音菩萨或阿弥陀佛为本尊神，前者主人间的“救苦救难”，后者主佛国的接应，一为解决今生苦难的祛除，一为解决身后的去向问题，总体上反映了民间生死无常的观念。

佛教居士林

笃信佛教的百姓往往以吃素食来表示自己对佛的宗旨的真诚。或终生素食，称为吃长素；或择日吃菜，如菩萨诞日。也有专门为某一目的，如吃“保娘菜”，以祈求对母亲平安的保佑。最有意思的是“三官菜”，以保自身为目的。“三官”是取三个同音的字，即官司、棺材、药砂罐，分别代表人生的三大灾殃。也有不吃畜类的肉，如牛、羊、猪三牲，称“戒大荤”。素食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人降低血脂，或者还会带来其他的健康益处，而信仰佛陀又会使人心灵安宁，这样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人们对佛陀的更真诚的信仰，因而宁波老城中的许多长寿者常常都是吃素念佛的女性。

老城里有一种职业或半职业的诵经者，称为“念婆”，或叫作“念伴”，但并非都是女性，男女都有，专门应人邀请为人超度念诵。一般超度念弥陀经、金刚经、地藏经，也有拜忏，或到寺宇拜梁王。念婆的角色有佛与巫结合的色彩，他们同时传授全套丧葬礼仪，是民间佛教与巫术文化的传承者。

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宁波境内有佛寺庵堂2456座，僧尼4724人，而在老城里，也有佛寺78座。有趣的现象是，这其中的58座是尼姑庵，佛教在老城中的女性化正与城市的主妇持家的特点可以互证，理性的光辉已经消失，崇拜的热情也已经消褪，这时候老城里的佛教，与小心翼翼的主妇心态相适应，她们需要的是冷峻的承诺，需要的是真诚的保佑，因而她们也为此献出了自己最真诚的信仰，可以这么说，建造这58座尼姑庵的费用，大多数都是女人们、老妪们从牙缝中节省下来的。女人们的伟大正在于她们的真诚，她们不需要理解，只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