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城：城市格局与市民生存的关键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品艺术品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个体创作，有许多时候，它常常是众手所成，甚至需要久远的历时。像城市这样的艺术品，首先当它的空间格局形成的时候，是需要遵循内在原则的，与其他的中国城市一样，宁波城也遵循了基本的布局原则，那就是“堪舆”的原则。堪舆，也就是日常所说的“风水”。

堪舆是一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学问它既有种种神秘的先验论的成份，也不时地有环境科学的智慧闪光。堪舆学说的基点是在确定基址时，能够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的地形条件。也就是说，在指出环境具有改造和利用的可能性的同时，满足人们避凶就吉的心理需求。古人为此归纳出“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这一理论说起来神秘而诘屈聱牙，我们就不妨略过去，总之根据“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的步骤，来一一确定一种说法。先辨“龙脉”，这种说法听上去就让人云里雾里地感到糊涂。如果把它说白了，龙脉就是基本的地貌特征，它是决定人们“行”与“止”的环境条件，它研究的是畅通与阻滞，以及自然形态的消长。大概是受到了中国“天人合一”观的影响，堪舆学说偏不说人的行止，而是借助于“通风行水”来表达它的基本观念。“天人合一”的理论把一切都赋予生命意义，每一个自然物的存在都是一个完整的“周天”，天体有春夏秋冬，人体有喜怒哀乐，天道与人道，都是以生命的节律存活着、运动着，城市也是这样。

城市的“风水”首先在于确定城市的“脑袋”。宁波罗城的脑袋在哪里？人们认为子城就是它的脑袋，因为这既是城市最高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又是罗城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宏伟建筑。子城的主门朝南，就像是一个人面南而坐，这一想像一旦成立，罗城就自然地成了它的躯体。这位面南而居的“城市人”首先要给它一把椅子让它坐下来，这样才能稳固镇定，这把椅子就是“案山”。

宁波罗城的案山选择了它正北方向的骠骑山，那座山在江北的费市，当地至今仍有一个叫“案山”的村子，这是历史留下的堪舆地名。

然而今天的人们不懂这个原理，把那村名写成了“鞍山村”，一方面大是受到“鞍山钢铁厂”这一度十分炫耀的钢铁大本营的蛊惑，另一方面，也居然有好事的文人牵强附会，说那山既然原来名为骠骑山，是因为山如马鞍，是因为这里原来隐居过东汉时代的骠骑将军张意，他的战马化为了鞍形的山峦。这种游山文人的打诳本不该认真，但是再去查查史料，也只是说张意的儿子张齐芳曾经在此隐居，这就与骠骑更无关系。鞍山村必须正名为案山村。其实那村子正不正名已经无所谓，那座山的山腰里有一座当时并不著名的山寺，今天却名噪天下。那就是保国寺。

保国寺

公元1013年也即是北宋大中祥符元年的时候，寺中建了一座大殿，那座大殿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成为中国江南地区唯一现存的北宋庙堂建筑，它的建造比中国著名的第一部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的撰成还早90年。今天，当人们翻开这部著作的时候，许多建筑的细节处理的实例，只有保国寺的祥符殿才能找到例证，保国寺成了可以与《营造法式》配套互比的历史实证。甚至有专家认为，以保国寺祥符殿的成熟与典范，它很可能就是《营造法式》撰写时的重要参照之一。《营造法式》影响了中国近900年的建筑历史，而保国寺也以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桂冠，成为国之瑰宝，因为那一批“国保”，全国仅止200处。有此重宝镇山，宁波城的案山已经足有分量了。

这座人格化的城池既然已经配备了座椅，它同时又必须配上一张办公的桌子，那张桌子堪舆学称为“几山”。几，在古代就是桌子。起先人们把宁波城的“几山”选择在鄞县境地内的金峨山，那是天台山脉入境后的第一山，堪舆理论大兴的时候正是北宋，当时佛教的天台宗也方兴未艾。似乎天台山的龙脉带着佛家灵气能给东海之滨的这座罗城带来福音，人们可能这么想。问题出来了，金峨山并不在宁波城的正南，它偏于东南，这张桌子是斜摆的，就像村店野肆前随意放置的酒桌，很不成规矩，使人在联想到换酒的野僧从寺院里偷出来的破供桌。这不符合古典主义的正统原则。于是人们又找到了一座基本上属于正南的几山，那就是奉化江口的塔山。塔山因为它的山巅上有一座镇山的宝塔乃名，它的本名应当叫做“雨山”。从宁波城向南望去，那座山就像是一口倒覆的编钟，编钟的形状如“甬”，而雨的本义就是钟。流经宁波城的奉化江从源头剡江直东而来，到江口塔山后突然北折直奔宁波，站在宁波的城墙上，仿佛这条江正是从甬山脚下破穴而出，这条江也就被命名为甬江，因此宁波就有了它的别称“甬”。这一切顺理成章的解释使甬山很有优势地取代了金峨山而成为宁波罗城真正的几山。也不能待亏了沾着佛家仙气的金峨山，总得有一个让它体面下台的说法，于是就称它为宁波罗城的“外几山”，给他一个名誉头衔。中国是名教的国家，名正才能言顺，想必为了几山的定位，当时的文人、方士、缙绅、官员，一定是反复论证，再三研讨，甚至不惜面红耳赤、互相攻捍、出言不逊。(www.xing528.com)

今天的人们会觉得十分好笑，关于这些与城市毫不相干的城外山丘的地位之争，完全是人们观念上的事情，何必如此认真。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案、几的确定，关系到城市整体布局的大调子，它的最直接的意义就是，由此而确立了城市布局的中轴线。中轴线在古典主义的形式原则里是一个基准，有了它，城市才能分清前后左右、昭穆尊卑，才能贯彻《周礼》以来的“左祖右庙，前朝后市”的城市空间原则，才能把城市分为东厢西阁南城北郭，合适地安排城市的各种功能分区。有了中轴线，名份定焉。

罗城因此确立了以镇明路为中轴线的原则。这条中轴线在历史上有着明显的被人为强调过的痕迹，宁波老城的所有街道都是弯曲的，因为它们缘水而筑，河流的弯曲度直接影响到街道的走向。镇明路却是唯一的例外，它是正直的，连它边上紧贴的那条河道也显然被人取直规范，而不像其他城内的河道，都是斗折蛇行，蜿蜒伸展。由此，子城的南城门也就是鼓楼，就成了罗城的坐标原点，在它前面流经的东西向的河流和缘河的道路也被相对取直后，成为城市东西向的轴线。镇明路成了罗城空间布局的南北向的对称轴，至于解放路的轴线地位，那还要到民国以后才奠定。今天的解放路虽然作为海曙老城的南北对称轴，但是它是弯曲的，很弯曲，它沿着原始河道扭曲摆动。

1935年镇明路改建马路时的情景

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解放路与镇明路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是交通意义的，它是南北车行道的主干线，而后者则是伦理意义的，它规范了城市空间的“上、下、左、右”，上比下贵，左比右尊。于是宁波老城就形成了左热右冷、上尊下卑的基本格局。所有的行政衙署都在上（北）城，而平民军汉居于下（南）城；所有热闹的街道、集市、主要的公共神庙都在左（东）城，而右（西）城就明显地表现出冷清和文气。即使是官学，府学在东上城，县学就在东下城，这些布局表明了一种“讲究”，一种不平等的“礼”，一种儒学的伦理要求。

罗城有案、几之山，那么子城也是一座城池，它也应该有自己的案几。同样的原理，子城的“脑袋”就是城内的府署，但是在子城之外、罗城之内却没有山丘可作案几。仔细的术士终于发现，城市的中轴线并不是严格地平坦的，在府署园圃和镇明路上，正好各有一块相对隆起的高地。于是在1017年至1021年，也即是北宋的天禧年间，知府李夷庚在子城内掏挖景观兼消防设施“清澜池”的时候，他要求把挖出来的泥土运到两块高地上。在府署后园垒一座假山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城市南北的中轴线上堆垒起一座小丘，那显然违反了交通的原则。然而奇怪的恰恰在于，观念形成的价值判断必然战胜实用原则。现在，当中轴线上堆筑起来的小丘以子城的“几山”的面目出现时，谁也没有反对，而且欢欣鼓舞地接受了，正如旧时女人缠脚，当她们感觉到这是一种十分合理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后，肢体的畸型却变成了美。

这座中轴线上的人造小丘被命名为“镇明岭——镇住明州的宝器和几山，而府署后园的假山，自然也就成了子城的案山。

这种让城市“坐下来办公”的想法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它起码在人们的观念中反映了对于城市的某种价值判断，表现出人们对于城市的公共性和神圣性的认识。在旧时代，只有为官的人才能倚案凭几“坐下来办公”，而且人们相信他们所办的正是公众的事务；佛陀、菩萨和神，人们猜想也是“坐下来办公”的，人们为他们安置了神椅和供桌，认为他们也像官员们那样，是人们命运和心灵的牧人，是公共安全的守望者。此外还有高贵的人，那些文化人、学子士人，他们有资格坐下来看书作文，在“学而优则仕”和“仕而优则学”的时代，知识文章可以换取权力，也可增强治国安邦、办理公务的本领。根据这条思路，被人格化想象后的城市，它自然也得坐下来，坐案凭几，摆开一副尊贵的架子，为人民服务。很显然，这里面正蕴藏着一种十分朴素的城市意识：城市是公共的，城市是事务性的，城市是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