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这是宁波的一首典型的儿歌。宁波人从呀呀学语起，就会这首童谣，它几乎与《老虎外婆》一起，构成了宁波最家喻户晓的口传童蒙教材。这首童谣是这样唱的：

摇橹摆，摆橹摇，一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来该纺棉花，舅舅来该摘枇杷，

枇杷树上一朵花，舅姆戴着走人家，

还话人家勿泻茶，咖啦咖啦辱人家。

我们能从中体味到一些什么呢？

这样的歌谣一定出自水乡泽国的江南，而决不可能产生于金戈铁马的塞北。宁波正是水乡泽国，“以舟作马，餐稻羹鱼”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习俗。正如草原儿女从小就在马背上颠簸，水乡老城的人们也把小船的摇晃永远珍藏在心底里。驰骋的骏马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信天游，而小船摇摇却永远是有目的的，宁波老城的人们凡是动用船只的时候，必然是一次有意识的走动。很多时候，坐船就是走亲戚，一种充满喜悦的友情接洽。

宁波老话说：“小时外婆家，大了丈母家，老了姊妹家”到外婆家的水路会过重重迭迭的桥，从石桥的桥洞中穿过是极为有趣的经历，因为在一般的体验中，桥只能从上面走过去。于是“外婆桥”便成了宁波人终生的记忆，成了他们灵魂的最温馨的栖息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宁波人与水永结情缘，船就是这种情缘的载体。

河姆渡出土的一支桨，能不能认为是宁波人使用船只的滥觞？而在建城的唐朝，宁波城江边上早就有人在造船，这已经有考古的实证来支撑。北宋时代宁波城已经能够建造当时中国最伟大的船舶，根据朝廷的命令，明州确实建造了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大吨位的帆船，各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那是1078年的事。那两艘船都称“万斛船”，喻其载重量为万斛以上。斛是粮食的计量单位，一斛十斗。

如果以一斗为十五斤计算，万斛应当是150万斤，相当于750吨。一艘这样吨位的海船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当时堪称世界奇迹。万斛船的船舱重床迭架成为几层楼房，万斛船于是又称为楼船，当它驶到高丽国的时候，据说这个国家万人空巷，从国王到百姓都欢呼着跑到码头上来看稀罕和热闹。这一年在明州担任知府的是大文学家曾巩，他找人在甬江口建造了航济亭，准备接待高丽使者的回访。

河姆渡出土的一支桨

从三江口到和义门的江边上，一直是建造大船的地方，那地方的街道以后就叫战船街，看来船场主要是制造战船。明州的水军是宋朝水军的主要力量，这里直到清朝都设有水师提督。军用的船只就在当地制造。朝廷在这里设立了船场官专事负责造船，战船街江边的船场一直到清代都没有中断过它的业务。

宁波三江江厦码头

1982年，就在东渡门外临江的马路边上，考古专家发掘出一条1000多年前的古船，人们终于有幸看到了船舱里装载着的准备运向海外的大量青瓷。估计当时的商人把船舱装得太满，又遇上风急浪高的秋潮。人们用模型复原了这条宋代船只，让我们看到了千年古船的风姿。当时明州制造的船只还有两个独到之处，一是它的两舷安装了两块巨大的“挡浪板”，二是它风帆的桅杆安装在一个大转盘上，桅杆可以随风向而转动。千年前的这场灾难却成为千年后的幸运。

历史上船只毕竟少有资料可以看清它发展的脉络，而近代宁波民用的船只，还是在人们的记忆中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来自平原的木船大多为农家的“田庄船”，摇船是稻区农民最基本的技艺。这种内河的平底木船多出于南郊段塘的造船场，直到被水泥船代替为止。内河渔民的作业船是一种手脚并划的小艇，当使用脚划的长桨时，手上的短桨只用来作为舵，这样可以随意地转换方向，在小水道和河中灵活穿行，因此它也被叫作“脚划船”。这种小艇可以加上竹篷，这样就成了乌篷船，乌篷船正如今天的“的士”，它可以计程租用，尤其为市民所欢迎。宁波人把雇船出行叫作“套船，比如说“套只脚划船赶到外婆家”，可见这种划子也不是专业等人雇用的，它有时候也可以是货船或者渔船，“套船”只是套用了小船空闲的时间。一种狭长得如同独木舟的小船用竹杆撑行，两舷上停满了被称为“鸬鹚”的鱼鹰，只要主人的竹杆一动，那些久经训练的鱼鹰就会立刻下水，然后将捉到的鱼反吐到鱼箩里。同样用竹杆撑驶的是一种近似正方形的“鸭蛋船”，那是放牧鸭子者的专用船只，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无法驾驭这种看似十分简陋的船只，因为它根本就无法把握方向。(www.xing528.com)

渔民蓄养鸬鹚捕鱼的情景

来自山区溪流上的船只是一种两头尖翘的大肚平底船，它可以在很浅的溪滩上航行，但同样也可以沿着内河来到城里的船埠头。那种叫作“乌山船”的船只很像威尼斯的“贡戛拉”，宁波的儿童认为它具有眼睛般的漂亮，童谣唱道：

“乌山船，两头尖，松毛丝，戤船边”。内河上装载量最大的趸船是“百官船”，这种摆出一副忍辱负重模样的趸船来自曹娥江水域，那里的百官镇是江上的主要水运码头，趸船就以百官镇命名。那种趸船的船头常常漆成红色，人们便称它为“红头百官”。

来往于城乡之间的客船被称为航船。老城的航船分为好几条航线，有沿着东西六塘河往来于四乡农村的，也有沿姚江和奉化江往来于姚慈和奉化的。奉化的航船主要是跑西邬，民国时期改用机动船后又称为“西邬火轮”。航船分早航船和夜航船。夜航船利用夜间航行，在勤劳的人们看来，漫长的夜间真有些浪费，因而晚饭后出门坐船恰到好处。跑东乡后塘河的夜航船主要往来于宁波和宝幢之间，到五乡碶正好一半航程。民谚风趣地说：“瞌充打崩魇，还在五乡碶”。早航船一般是早上从农村出发，中午到城里，午饭后开回农村，傍晚即可到达。

也有一种“倒撑航船”，早上从城里出发，午饭后再返回城里，然后在城里过夜。内河航行的船只，往东乡的船埠在大河头，往南乡的船埠在新河头，往西南乡的船埠在濠河头，往西北乡的船埠就在大新桥。在下江航行的航船，往西坞的火轮码头则在灵桥下，而到余姚、慈溪的航船泊地就在姚江边上，建造大闸后，就靠泊在大闸下。这几个码头都是城乡交汇之处，也是四乡农民最熟悉的地方，于是如濠河头的“阿毛饭店”和新河头的“阿林饭店”，虽然只是普通饮食小店，但在乡间却享有盛誉。“阿毛饭店吃一餐”，那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奢侈。

我们得再一次提到唐代建城时留在灵桥门到和义门之间的那一片滩地，这是中国最早的外滩。外滩是什么？它是一个窗口，是中外文化的过渡地带。中外贸易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首先就发生在外滩。外滩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外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文化而产生相互的碰撞和效仿，这就使外滩地区常常出现比城里更早的流行时尚。这种时尚正是船舶摇进来的在晃晃悠悠的摇动中，城里人就与乡村人产生了观念上的距离，所以《外婆桥》的儿歌让我们听出了一种灰谐、一种调侃、一种不以为然的轻蔑。那首儿歌不但用揶揄的口吻，对外婆纺棉花、舅舅摘枇杷的乡村风情表达了城里人的陌生和好奇，更对舅妈戴花串门的行为表示由衷的离奇之感。在城里人看来，舅妈的行为土得滑稽可笑，正如城里人用雪花膏了，乡村人还在用蚌壳油。

宁波的外滩到清代前期由江厦扩展到江东道头，开埠以后又在江北岸形成新的码头区。当外滩的功能延伸到江北岸的时候，一种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宁波近代化的进程。那时候的江北，有外国人居留地，有外国领事馆，有天主教堂和巡捕房，有海关和会审公堂，有轮船码头和洋行、货栈、仓库一系列海运配套设施，还有银行、戏馆、洋学堂和慈善院。在小洋房和石库门建筑之间，西方大餐进入宁波，而中国的家常菜就只能屈居“小菜”之列，教会学校的师生最大的与众不同处，那就是他们能流利地操着洋话与外国人攀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最时髦的象征，西装革履司的克，乃是做外国生意的标志。人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外滩正以一种明确或者嗳昧的符号在启示着他们，那些河堤、草地、厚重的木门、小楼里的灯光，有着精致雕花的石头门窗装饰、锈渍斑烂的铁链和铁锚，以及带着咸腥味的江风。

江北早期码头

20世纪初的宁波外滩

江水给外滩一个新的概念。在这以前，宁波老城的人们是背江而居的，海曙区的临江房屋至今都不能找到一座是面江的，这显然是“老城意识”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价值判断。老城用厚重森严的城墙把甬江和姚江排斥到城外但是这种排斥的观念在江北岸地区得到了彻底的纠正。江北岸那些江边上的房屋一律面江，由于水的隔断，江北建筑就断却了老城的风格连续，它以自己的丰富多彩形成自己的建筑语言。江水给新外滩以新的空间感觉，江边是宜人行走的临江道路，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形成散步的概念，如果在老城里，有一个人沿着小巷慢慢悠荡，这个人一定会被人认为神经不太正常。散步是一种健康的概念，正如走路是交通的概念一样。人们的户外行动改变了城市的生活节奏，江边产生新的商业形态，城市的功能就更趋向近代。

洋行旧址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新的词汇中有许多带着“洋”的前缀，穿洋装坐洋车到洋行，用洋钱买洋火点洋油，洋铁桶里放着洋纱团，洋蕃薯边套种洋芋艿，洋灰洋瓦盖洋房，洋囡囡吹起洋泡泡，洋字号一时成为时髦。洋风初来，就引起移风易俗的后果。洋就是外国，外国的一切都从海洋而来，在外滩登陆，慢慢成为宁波人生活的一部分。宁波人开始对外婆桥产生了观念上的否定，他们找到了一种更为时尚的东西，一种外来的“时道”。于是亲切热情的儿歌开始变味成讽刺歌曲。

一江春水也终于向东流入海洋。

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宁郡地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