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城墙自唐末建成以来，经历了数次隳建。拆除城墙和建造城墙不是小事，拆拆建建都应该是有原因的。
唐末建的罗城，到了宋代也有一二百年历史了，风吹日晒之后就是顽石也会崩坍，于是北宋有两次大的修城。一次是建隆时代节度使钱亿主持的，他是原吴越王钱俶的弟弟，另一位修城的知府就是大文学家曾巩。南宋也有两次大的整修。第一次修城由胡榘主持，胡榘是庐陵人，1225年以兵部尚书知明州。这人办实事，他到任后先组织人力割了东钱湖的葑草，又修了沿江的水闸。修城也是一件苦差使，但是他做了。他还在1226年命他的录事参军也是他的同乡人罗浚主持修了宝庆《四明志》，成为至此时为止宁波最详细的地方文献。一名武职出身的官员能有如此的文化意识，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次修城是在1256年，由知府吴潜主持。宣州宁国人吴潜是1217年的状元，以观文殿大学士判庆元府，兼任沿海制置使这也是一位干实事的人，在任三年，修了四十多处水利工程，又开惠民药局，为穷人赐药。像这样负责任的人来组织修城，那是很顺理成章的事。这次修城，也就把用处不大的鄞江、来安、渔浦、达信四座城门给堵塞了。吴潜在忙乎的时候，朝中的政敌贾似道老是盯着他，一直把他迫害到海南岛，还派人去暗杀。他死于悲惨窘迫之中，甚至没有找到他的后人。后来才知道元代的大画家吴镇，竟是他的孙子。
元兵南下时最大的障碍就是内地的城墙，这使他们无法展开骑兵优势。在初入中原的时候，他们专门花了两年的时间琢磨攻城的战术，还请了波斯的专家研究炸城的炸药。所以他们一拿下中原后，就下令拆毁全国那些讨厌的城墙，宁波的城墙第一次被全面拆除。但是他们很快就尝到了拆城的苦头。元末战乱迭起，当时都元帅纳麟哈守庆元（宁波），方国珍所部常常前来进犯，纳麟哈剌元帅没有办法了，只得在1348年用了六个月时间，匆匆忙忙地重筑了庆元城墙。新城高1.8丈，依旧是六座城门，但城墙显然比原来的城墙低矮了许多，他在城墙上装了机弓、弩炮，加强了杀伤力。有意思的是，蒙古人拆了城墙，还是又由蒙古人把它重新造起。其后宁波城的六座城门及其命名—东渡门、和义门、永丰门、望京门、长春门、灵桥门—都完成于这一次的复城。
六个月能够重新建造起这么一座巨大的城垣，这显然是一大奇迹，光建城用的如此大量的城砖都无法一下征集到，何况还要建城筑墙。
惟一可以解释的是，元初的那次毁城很可能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很不彻底的，许多地方可能只是扒掉了一些城头砖，破坏一些矢堞城垛，损毁几座城楼，使它变得残缺不全。或者在重要的路口挖去一截城墙，而留下另外的那些并不重要地段的旧城墙。理论上说，它可以慢慢地扒，扒城也是要民力，也是要付钱的，哪来这么多钱？城墙的确是被破坏了，也失去了防御的功能，但是它的根基和断壁残垣都还存在着。
毁城到建城中间的间隔并不太长，只有六十余年，保留这些残缺的城垣完全有可能。这样，纳麟哈剌建城的主要工作，就是修补这些残缺的部分，再将破损的加固，光这样的工程，六个月时间也显得匆忙，但总算马马虎虎地完成了，城砖不够的部分只能割肉补疮，普遍地扒低城墙的高度，扒下来的砖头，大概也就够补那些完全缺损的城段。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要不然，如果纳麟哈剌都用新购的城砖来建筑，那么后来马廉先生就只能在城墙的废墟上找到元代的城砖，而根本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的晋砖，“千晋斋”是创办不成了，至多也只能是座“千元斋”。
明朝的洪武时代就有两次修城，那时候天下尚未太平，备战备荒乃是大事。到了嘉靖时代，由于东南地区的倭寇传警，为加强战备，再一次组织大修城墙，并在城墙上增加了66个斥堠，46座敌楼，看上去真像面临一场鏖战。以后战事多在海防，宁波的城墙如果不是破得厉害，也不太会去修它了。
其实全国的城池大同小异，宁波的城门只有一处颇具特色，那就是市舶门，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市舶”顾名思义是“舶来品的买卖”机构，也就是政府外贸和海关两种职能的合并。唐代已经设市舶，只是没有详细的资料。宋初的淳化元年也就是990年，先在镇海设市舶务，后移到州城的东南。这地方靠甬江边上，建城的时候留出了一块码头区，从城墙上往下看，就能观看码头热闹的景象。为了码头的外国进口货色单独入关而不与灵桥或东渡门的国内物流相混，城墙筑了一座专用的城门，称“来安门”，市舶门只是宁波老百姓自己的叫法。
来安门外的江边上有一座“来安亭”，那是海关的稽查人员的岗位。外国的船只来到的时候，都在那亭下验货，并根据价值抽取关税。(www.xing528.com)
城门内就是市舶务的办公处，办公厅称为“清白堂”，这也就有了些廉政警示的意味。厅堂的前后东西各建造了四座市舶仓库，那时的关税是直接抽取货物，大约粗色十抽一，细色十抽三，抽来的货物就成为国库收入，建仓存放。市舶库又各分为七个单元，共二十八个单元，用一首七言绝句的二十八个字各号一个单元。这首诗写得挺有意思：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货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这首诗的意思全在于，那时中国人没有外贸的概念，外舶来货，都看作进贡的贡品，以为全世界都仰慕中国，“寸地尺天”的小国都来进贡讨好，一有海来奇货都争着送往中国。既然是贡礼，应当照单全收，却为何又要去抽税？这就是中国人的矛盾。其实人们明明知道那是来做生意的，碍于面子，硬说人家来进贡，哈，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
元代海运再兴，改市舶务为市舶库，又增盖了三间外门楼，作为验关和发放关牒用。到明初改名为“广盈东仓”，永乐间又改称市舶司库。只是那座城门到宋后到底还有没有或者先建六门，因需要又挖出第七门也说不定。元代的泰定二年也即是1325年，市舶副提举周灿肯定是负责建造过这座城门的，或许就是他在城墙上挖了个洞，后人再改建成城门状。明代中叶以前，虽然实行海禁，但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依旧进行，这好比是今天的配额制度，不同的是今天的配额是以商品数量论，而当时的配额则是以船舶的只数和航次论因为中国政府把市舶看作进贡，每每赏赐重于来货，外国人感到中国人傻乎乎的挺大方，他们的收入比作生意都好，于是真的争着来“进贡”，验货要排队，日本商人为了插队而贿赂市舶太监，结果自己争吵起来，拳来脚还之后又拔刀相向，最后双方大打出手，从宁波打到绍兴，又从绍兴打到宁波，所到之处杀人越货，酿成了“争贡之役”，这也是倭寇事件的发端。
既然倭寇由市舶引起，中央政府就停止市舶，那道市舶门也就堵塞了。但是当时仅仅只是堵塞，城门的外形石罅还是看得到的，到1728年也就是清雍正六年才彻底堵死。
市舶门外，1191年建造了一座天妃宫，天妃就是福建船帮崇拜的妈祖。那时候，滨江码头区的广东和福建船帮云集，航海的艰难使他们屡屡传说幸得于妈祖的保佑，于是就在码头边上建造了这座妈祖庙，这也成了市舶门外的一大景观。
19世纪70年代通过慈溪城（今慈城）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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