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城墙的最后拆除是在1931年的秋天，见到过宁波城墙而且还有记忆的人，最小的今天大概也应该有80多岁了。没几个人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有城墙的日子，那种敌楼嵯峨、画角风鸣的景象也只能在文人的浪漫想象中虚拟地闪动着。城墙在近代历史中已经越来越显得碍手碍脚，连北京皇城的城墙都为时代让路了，宁波的城墙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呢？现实与文化的蹊跷常常就是这样，皇城拆完了，人们开始怀念梁思成的伟大也就应了郭沫若先生的一句诗词：“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彻底完成拆城壮举的是民国鄞县政府一位有作为的县长陈宝麟。这位河北东光寒门出身的学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7年应了浙江省的一次县长的公开招考而踏入仕途，1929年到鄞县担任县长。当时宁波是鄞县的县城。
城市的命运多数掌握在县长老爷的手中。32岁的年轻县长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开始规划宁波，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作出了宁波的“城建计划”。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正赶上五四新文化的时代，耳闻目染的科学意识使他对一切陈旧物都怀着价值的怀疑。那时候，北京皇城也经历了一次保与拆的大争论：一方面，从民国初年拆除正阳门的瓮城起，拆城的思潮开始付诸了实施；另一方面，杨廷宝、刘敦桢、梁思成开始修葺天坛、国子监和各大牌楼，保城思潮也开始潜行实务。乐嘉藻与梁思成的关于拆保的理论之争正发生在这一时代。
在当时的一般认识中，最有力的理由就是，旧城是封建王朝的典型的象征，那么，谁还能说什么来着？这一切，不能不对身在北京的陈宝麟有所影响。
陈宝麟就像一位牙医，其实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最后拔除和清理腐朽的牙齿和残存的牙根。因为在他之前，从1920年起，西城、南城和西北面的城外都新建造了许多民居，城墙的阻隔，使百姓出入城厢十分不便，人们就开始往城墙上挖洞，以便抄城洞的近路。高塘墩又办起了颇有创新意识的草制品厂，创制嘉禾帽等产品远销外洋，成为新兴工业的代表。厂方以实业发展为理由，堂而皇之地拆除了一段城墙，以利车辆的进出。效实中学为发展校舍也文绉绉地呈请政府获准，合理合法地拆除了一段城墙用于拓建校园。1924年，因城市交通的需要，东渡门和灵桥门又先后拆除，宁波城至此已经是断壁残垣。宁波开风气之先，地方上很想得通的开明人士本来就多，他们呼吁省、县政府拆除城墙的建议也就提了多日。1927年城厢独建宁波市，市政府以行政费用不足，开始大举拆城，将拆出的城基空地出租收息。陈县长1929年上任后更加意气风发，干脆将拆城之举列入政府的五年计划，且从当年起花三年时间全部拆除宁波老城，城基上建筑起可通汽车的环城马路，这就是今天的东渡路一和义路一永丰路一望京路一长春路一灵桥路构成的第一道内环线。陈县长其实只赶上拆城的最后尾声，但是他却成为城墙彻底拆除并加以利用的最后一位“法人代表”，一位纪念碑式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六条道路的命名，正是取原来的六座城门的名字。“环城马路”的名称其实有两个小小的错误，它既非“环城”而是切切实实地建在“城基”上，又不是“马”路，而是车路。(www.xing528.com)
有一个人在宁波城墙最后拆除的日子里每天都要去断石残砖的现场走一圈。他是一位学者，一位中国著名的史学专家，名叫马廉。马廉先生出身在宁波的一个文化家族，他的兄弟马衡就是中国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那些日子，马廉先生因病在家乡休养，也正赶上了拆城的日子。学者是位内向而识大体的人，他并没有为毁城提出什么抗议或者咨询，而是每天到那些正在消亡的断壁残垣上东挖挖、西翻翻，把那些有铭文的砖石都收集起来，视作历史的印记。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实在是痴呆文人的瞎忙乎。马廉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铭文砖最后都交给了天一阁的古物陈列室，那些有铭文的城砖又居然以晋代的砖为主，马廉就为那所收藏城砖的小室起了一个很雅致的斋堂名，曰“千晋斋”。
马廉不仅是在体恤古物，更重要的是在收拾心中关于宁波老城破残的旧梦。他以匹夫的能耐和细心，把宁波城墙里最有历史因素的东西收藏起来了，他收藏了一堆宁波城史中最粗糙笨重的物质见证。这以后，宁波“城”的历史完全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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