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居住问题也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 他们纷纷向政府谏言，对催生早期的广州居住保障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 1929 年， 雷瀚在广州工务局任职期间， 写下论著《工人居住问题》， 认为广州作为南方工商业中心， “工人之居住， 自应视为急务”[6]， 并提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方法， “则需以最廉之费， 求得最适宜之居住， 务使俭而不陋， 实而不华， 必令工人易于负担”[7]。 1931 年， 谢永年《如何解决广州市之住宅问题》 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广州居住问题的现实状况(图4 -2)。 他认为： 一方面， 人口增长必然会导致对住宅需求的增加， 住宅供不应求， 必然导致房屋租金上涨； 另一方面， 城市住宅用地是有限的， 其地理位置是决定地价的首要因素， 越接近城市中心区的用地地价越高。 虽然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发展， 可加快周边城市化进程， 增加郊区住宅用地的供应， 但这毕竟有一个过程， 作用有限。 因此， 住宅用地的所有者会利用宅地的这一特性而进行投机。 谢永年最后指出： “宅地之矜贵， 半由于自然， 半由于人为。”[8]增加住房供给和防止土地投机才是解决居住问题的良策。
图4 -2 从观音山上鸟瞰广州城(19 世纪中后期)
资料来源： 中国记忆论坛网(www.xing528.com)
学者们对广州居住状况的分析促使政府更加认识到广州居住问题的紧迫性，“惟考之我国市政当局， 对于住宅之建设， 尚多忽视； 除由人民自动兴建者外，政府鲜有提倡或促成之者， 斯亦怪矣”[9]。 而学者们在西方住宅政策的启发下，不仅敏锐地发现问题之所在， 更重要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广州居住问题的方法恰好为政府所用， 从而推动了广州居住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