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田园城市建设的评价及民国时期居住规划研究

3.3.3.1　田园城市实践是当时城市管理者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

由于北伐的胜利，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统一的国家政体终于形成， 从中央到地方， 弥漫着建设新国家的理想。 早在1921 年， 孙科初任广州市长时， 曾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茂飞制定了广州的城市规划， 当时的规划“以市政中心为焦点有四条放射大道： 一条经过著名的花塔通向西北的果园乡间， 一条通向东北方向的白云山， 第三条通向东山， 第四条通向沙面对岸的江堤。 而正对江堤就是城市宽阔的中轴线， 轴线上有牌坊， 还有大桥， 通向人们集聚的河南区域”。^[104]可见， 当时孙科构想的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在形态上与美国华盛顿已极为相似(图3 -40、 3 -41)， 孙科一直都在探索通过城市建设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可能。 孙科曾感慨“环顾国中， 规模略备者， 实自我广州始。 自斯而后， 市政一语， 风靡南北， 研究试验者日渐盛”^[105]。 1927 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 中曾高度评价南京：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 其地有高山、有深水、 有平原， 此三种天工， 钟毓一处， 在世界中之大都市， 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南京将来之发达， 未可限量也。”^[106]可见当时两座城市竞争之激烈。

图3 -40　以市行政中心为焦点的放射性路网图

资料来源： 潘绍宪： 《广州城市计划之要点》， 载广州市工务局季刊编辑处： 《工务季刊》， 1929年， 第4 页

图3 -41　华盛顿中心区总平面图

资料来源： David L. A. Gordon. Planning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 Cities.London： Routledge， 2009， 第118 页

其后， 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加剧， 党内不同派系分别依据广州与南京进行政治的角力， 从而使这两个新旧政治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剧。 双方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城市发展计划， 试图扩大城市在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 广州表现似乎尤为迫切， 1929 年， 林云陔市长曾这样表述对广州的期望： “本市为革命策源地， 平日对于种种建设亦已远过其他各市， 不过未改为特别市耳， 对于市政新建筑， 现已陆续进行， 务使广州成为亚洲之重心”。^[107]

早期广州市政府所采取的“市政改良” 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解决道路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 这一方法已为国内各城市所效仿， 早已不能满足提升城市竞争力、 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需要。 “城市设计” 开始频繁出现在该时期官方文献中。 作为负责城市设计的专门机构， 广州城市设计委员会于1928 年10 月19 日成立， 成立之初， 广州城市设计委员会确立三项计划加以实施推进， 包括“调查全市民业状况”、 “筹划新市区之建设”、 “促成模范住宅区之建筑”。 1929 年广州市改特别市， 新市区的筹划和建设成为1929 年之后林云陔施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1928 年《广州市施政计划书》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林云陔认为， “最新之都市设计， 以‘田园都市’ 为最优良”。 扩大市区、 开发郊外、经营模范住宅区成为当时城市建设的主要工作。 由于政府的主导和宣传， “田园城市” 的概念被赋予新文明的象征， 干净、 整洁、 环境优美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的目标。 田园城市建设更实际的意义在于扩大了城市的规模， 广州郊外大片的农田、 山林、 水域被融入“田园城市” 的框架中， 一个大规模的、 高度文明的城市在国内城市中才是有话语权和举足轻重的， 而当时西方国家盛行的“田园城市” 理念正好暗合了城市管理者的需要。 广州城市管理者正是希望通过新市区的拓展来实现“田园城市” 的理想， 继而实现其政治抱负。

3.3.3.2　广州民国时期的田园城市建设其实质是服务于中上阶层的新型郊区化住宅建设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致力于社会改革， 关注城市多种功能的平衡发展， 希望通过新城的建设来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其目标是为普通民众建造一个经济、 优美的生活环境， 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健康平衡发展。 为实现这个目标， 霍华德认为城市的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为社区代管， 城市的发展必须由一个代表制的公共权力机构来掌握。 这可以说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基础和核心， 而广州市政当局一直将田园城市理解为“公园般的居住社区”、 “花园式住宅”， 但这些其实只是田园城市最表象的特征而已。 民国时期， 广州市政当局积极推动的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居住形式而已， 是服务于社会中上阶层的新型郊区化住宅。(www.xing528.com)

当时广州的市财政相当困难， 孙科在晚年的忆述中也承认自己四任市长任期内大量精力放在资金筹措。 “当时六局中责任最繁重而事情最难办者厥为财政局； 因为它不仅是负责市政的度支， 即革命中心机构的大本营， 无论军费政费，亦多来赖其筹维乃得度过难关。”^[108]可见， 市政府不仅要承担市政建设费用， 同时需要筹措资金支持南方政权的建设， 即使筹措到资金， 大部分还需要用在公安、 教育等其他方面， 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 因此，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田园城市的建设既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市财政的投入， 更不可能有哪一家“田园城市” 建设公司愿意以4%—5%的低股息收益来推进， 城市管理者们只能借鉴西方国家市政建设资金筹措的方法。 例如， 观音山住宅区的分段招领， 以筹措资金建设观音山公园的道路； 新辟马路可以由财政局向沿路民家店铺征收筑路估定之受益费等等。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经营城市” 理念， 将城市建设与土地政策紧密关联， 这也影响到了“田园城市” 的实施机制。

从广州民国时期的田园城市实践来看， 并没有在郊区形成功能完善的新城，城市管理者虽然借用了田园城市的空间形态， 结合自然地形的道路形式、 独院式的住宅建筑布局、 集中的公园绿地等都创造了令人向往的居住环境， 但这些只是社会中上阶层为自己描绘的理想之城， 动辄每亩千元的招领地价和最低6,000 元以上的建筑费用， 绝不是普通社会阶层能够承受的， 当时模范住宅区的地段承领者大多是政府官僚、 华侨， 并非是人人可以享受的新型住宅区， 也远非霍华德的“通向明天的改革之路”。

3.3.3.3　田园城市建设吸引了华侨的投资， 极大地促进了广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广州一直以来都是华南地区的商业重镇， 亦是华侨最早回国投资办企业的地方。 据《广州市志·华侨志》 记载， 早在清同治元年(1862 年)， 就有秘鲁华侨回国在广州创办第一家商业企业， 此后华侨相继回国投资兴办企业， 投资领域涉及工商业、 交通业、 金融业、 房地产等行业。 华侨的投资是促进广州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民国成立以后， 时局动荡不安， 市政建设缓慢， 人民大多迁避港澳， 市内铺屋房舍甚多， 又值政府清理官产， 购买房产， 无甚保障， 多不敢投资。 直到1920 年前后， 广州城市改良运动兴起， 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使得城市环境得以改善， 尤其是1923 年陈炯明叛乱被平息以后， 社会政局稳定， 许多海外华侨在“光宗耀祖” 和“落叶归根” 的观念影响下， 在有了一定积蓄以后都希望回家乡买屋置业安顿家眷， 或准备自己将来还乡的归宿。 这些华侨早期曾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也是民国政府十分欢迎的对象， 因此华侨回国创办企业和投资建设自然不会有太多障碍。

早在1915 年， 华侨黄葵石等人就回广州组织了大业堂， 在东山龟岗一带购买荒地18 亩多， 开辟马路， 分段出售地皮， 并建筑新式洋房出售。 由于获利颇丰， 其他华侨接踵而来纷纷效仿， 买地建房。 1920 年前后， 合群置业公司在龟岗之南购得土地， 修筑马路， 建成新式洋房区。 从1921 年开始， 华侨又在龟岗东南临近珠江边的新河浦一带兴建花园洋房。 1922 年， 美籍华侨陈锦宗等人发起组织的民星置业公司， “集资经营房地产， 先后在市区的民星新街和惠福路等处营建房屋四十三间”。^[109]至1925 年后， 华侨再向龟岗之北的竹丝岗发展， 其中美洲华侨杨廷霭等人组织的大华公司先行购得土地， 欲“仿效美国家庭之小植牧”^[110]， 兴建园林式住宅。 华侨在广州投资房地产业以及新式居所的实践， 对力图拓展市区， 增加财政收入， 改善城市居住环境的广州市政管理者来说， 起到了较大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1929 年之后， 美国陷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大萧条， 而当时广州社会政局相对安定。 广州政府当局为促进经济发展， 还专门针对华侨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华侨落户广州创办实业。 1929 年， 市政府出台的《奖励华侨办实业条例》和《华侨登记规则》 将建筑事业作为首要给予奖励的实业。^[111]在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下， 大批华侨为避免美元贬值， 纷纷将资金撤回国内， 购买土地、 兴建房屋， 投资房地产行业。 据估算， 当时华侨投资广州市房地产的金额， 占到同期华侨在广州投资总额的3/4。 而此时， 模范住宅区的开辟， 正好迎合了华侨的投资和居住的需求。 “一切规模大致完备， 海外侨胞、 国内人士因闻本市有此项之建议， 纷来查询概况者， 大不乏人， 方拟依照定章， 实施兴办计划。”^[112]可见， 当时模范住宅区的建设引起了海外华侨的极大兴趣。

华侨落户广州， 自然也促使华侨将大量资金投向工商业， 创办实业， 从而促进了广州经济的繁荣。 位于西濠口的新亚大酒店(1927 年建成)、 人民南的新华大酒店(1932 年建成) 等等都是当时华侨投资建设的。 此外， 华侨还积极参与市政建设， 连接市区百子路^[113]直达东郊黄埔外港的中山路， 正是在“联合海内外同胞， 共同促进黄埔商埠， 以振兴本国市场， 而谋本国经济之独立”^[114]的宗旨下， 由侨胞捐款修筑的道路。 中山纪念堂、 中山图书馆等一批公共建筑也是由华侨集资或捐资兴建的， 华侨成为当时广州城市建设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

广州，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 是最早由中国人开始市政自治的城市， 也是军政时期南方革命政府实际意义上的首都， 自然会被选择作为城市建设的模范和样板， 以实现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治理城市和国家的理想。 广州近代“田园城市” 的理念正是顺应了城市近代化发展需要的重要的城市规划思想， 在“城市改良” 的同时， 广州管理者试图通过新式模范住宅区的建设来引导广州早期“田园城市” 的发展， 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局限性， 使得它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 通往明日之路的“田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