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世的紫砂陶器,产自于江苏省宜兴。宜兴亦因紫砂陶器而成为我国第一大陶都。
在宜兴东南部丁蜀镇目前已发现16处汉代窑址,烧造红陶、灰陶与原始青瓷罐、泡菜坛、盘口壶等;3处六朝时期窑址,即龙丫窑、六十头窑与马臀窑,烧制青釉、碗、钵、洗、盘口壶等,器物具有西晋时期特征,属越窑青瓷系统。在丁蜀镇东南365公里的涧,发现了唐代窑址,有青釉碗、钵、罐、盘、灯盏、瓶盆壶灯座标本。从宋代开始,宜兴以日用陶为主要产品,在丁蜀镇、张渚两地区发现有陶瓶、盆、罐、壶、钵、缸等器物。明代以来,以烧制紫砂陶器闻名于世,在丁蜀镇蠡墅村羊角山,发现了早期紫砂窑址,有粗糙的壶、钵、罐。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宜兴窑主要产品为各式的紫砂茶壶,出现供春、时大彬、陈鸣远等一批制壶名家。此外,宜兴窑还仿烧宋代钧窑器物,生产乳浊釉陶器“宜钧”。
宜兴紫砂陶器之所以著名,在于它的独一无二,以及它的天然原料与人文内涵的完美结合。紫砂土是一种粉质的细砂岩,含铁、硅较高,尤其是铁含量,生泥的氧化铁(Fe2O3),含量达9.55%,经淘洗后的熟泥可高达12.89%。其他成分则与瓷石相近,属水云母—石英—高岭石类黏土,与一般陶土相去甚远。这种泥土富藏于宜兴的鼎山、蜀山,是大自然恩赐于宜兴的特有宝藏,目前国内外都还未开采出与这种泥土结构与成分相同的陶土。宜兴紫砂器所用的紫砂土,从颜色上分为紫泥、红泥、绿泥三种。紫泥用肉眼可以看见闪亮的云母微粒,烧成后呈紫黑色或紫棕色;红泥为棕红色土,烧成后呈灰黑色,因烧成温度较低,一般用作化妆土或制作小件器物;绿泥为灰白色或灰绿色,烧成后呈浅黄色或浅灰色,由于矿藏量不多,一般也是用于化妆土或中、小件器物。紫砂器的气孔率高达50%,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其泥中的石英、云母、赤铁矿等主要成分,形成共生团粒结构,在焙烧过程中,进一步形成双重气孔结构,即团粒与团粒之间有断断续续的链状气孔,团粒内部各物相间又有闭口气孔。这种气孔结构使紫砂器能既不渗水,又保持良好的保温性、透气性。而且其泥中颗粒的排列为鳞状结构,不怕煎烧、骤冷。因此,紫砂器宜于保持茶的色、香、味,滚水泡茶时因传热慢而不烫手,是极为理想的茶具。若用于种花养花,则不易烂根,也是极好的花盆或花瓶。
关于宜兴紫砂壶的起源,曾有学者认为是宋代,但目前仍有争议。宋代说的根据是1976年宜兴丁蜀镇蠡野羊角山宋代龙窑窑址出土的一批紫砂残器,同时该窑址构筑窑体的黄土层中,有两排砖垛所用的是宋代的小墓砖。但反对者认为,这批残器的胎体是普通的日用陶胎,而非紫砂胎;而且这批残器的器形具有明代器物的特征,而非宋代;再者,砖垛所用的宋代墓砖不一定是宋人所砌,很有可能是后人用乱砖所砌。有比较可信的证据能证实的,紫砂壶应是始创于明代中期。古人著述宜兴紫砂的著作,最早和最重要的有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和周容的《宜兴瓷壶记》。
周高起(?—1654年),字伯高,江阴(今属江苏人)。清康熙《江阴县志》载,周高起“颖敏,尤好积书……工为故辞,早岁补诸生,列名第一……纂修县志,又著书读志,行于世。乙酉(1645年)闰六月,城变突作,避地由里山。值大兵勒重,箧中惟图书翰墨。无以勒者,肆加箠掠,高起亦抗声诃之,遂遇害”。《阳羡茗壶系》一书撰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前后,其主要刊本有檀几丛书本、江阴丛书本、翠琅丛书本、粟香室丛书本、常州先哲遗书本、艺术丛书本、芋园丛书本。该书除序言外,分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系,列制壶名家及其风格品鉴,并论及泥品和品茗用壶之宜。后附有周伯高诗二首,林茂之、俞仲茅诗各一首。该书是研究宜兴紫砂茶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依据。
周容(1619—1692年),字山,一字茂三,又作茂山,号躄堂,明末清初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周容是明代诸生,负才名,有侠气。他曾受知于戴殿臣御史,戴为海盗所掠,他便以身为质,代其受刑梏,致使跛一足,时人多有赞誉。明亡后,周容出家为僧,但后来又因母亲尚在需尽孝道,而又返俗。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设词科,召周容入京,他坚辞不就。周容于诗文书画用工皆勤,时人谓之“画胜于文,诗胜于画,书胜于诗”。著有《春涵堂集》等。他的《宜兴瓷壶记》成书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书中他以亲历见闻,记录了明代至清初制作紫砂壶的工具、工艺、技法等内容。该书同样是研究紫砂的重要著作。
关于紫砂壶的起源,周高起在他的《阳羡茗壶系》中说:“金沙寺僧……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供春,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提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金沙寺在宜兴县东南50里处的金沙江畔。吴颐山是明弘治、正德年间人,名仕,字克学,江苏宜兴人,与苏州唐伯虎等友善。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后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幼年时在金沙寺读书,携供春侍从。民国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言:“阳羡砂壶肇造于明正德间,士大夫赏其朴雅,嘉其制作,故自供春,大彬以还即见重艺林,视同珍玩。”根据以上文献的叙述,说明宜兴紫砂壶作为一种工艺陶,起源当在明中期正德九年之后,最初是金沙寺老僧所创,后供春“窃仿老僧心匠”,偷师学艺,从当地制作日用陶的陶土中精选细土,并加以澄练,制成紫砂壶后,“人遂传用”。供春由此成为紫砂壶艺的关键人物。
关于供春(一说名龚春)的身份、性别,自明清以来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学界仍有争议。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说供春是“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所谓青衣即婢女,为女性。吴氏后人吴梅鼎(1631—1700年)所著《阳羡茗壶赋》序云:“余从祖拳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吴梅鼎为吴颐山之侄孙,一名雯,字天篆,号浮月,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所认为的供春是吴颐山的书童,被认为供春是男性的最权威的根据。清代学者吴骞(1733—1813年)认为:“颐山名仕,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供春实颐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为婢。并误。今不从之。”(45)也支持“书僮”说而反对“青衣”说。而据《宜兴县志》所言,供春实际上是吴颐山之父吴纶的婢女,并且从小就跟着吴纶。因吴纶“性喜茶”,供春即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之下走上紫砂艺术的创作之路的,并且也是吴纶将供春创作的茶具命名为“供春”的。无论供春是婢女还是书童,是男性或是女性,其在紫砂壶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正是其促成了宜兴日用陶大茶壶向紫砂小茶壶的转变。
紫砂壶的生产工序须经过练泥、制坯、雕琢、焙烧等步骤。练泥即将开采出来的紫砂土摊扬风化,再研磨成粉状,然后用细箩过筛,加水拌成泥块,泥团经多次捶打,至泥料完全黏合,即说明生泥已练成熟泥,即可制胎。制坯成形在古代都是手工完成,有“打身筒”和“镶身筒”两种方法,所用工具有转盘、木搭子、薄木片拍子、竹片拍子、规车、刀等等。打身筒法适用于圆形器:先把泥料捶打成薄的泥条和泥片,将泥条在转盘上围成圆筒状,用木拍子向内拍打圆筒上端,使上口内收,再旋转规车把泥片黏砌于筒口内壁,然后倒过来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下半截,空心壶身便完成了。之后再按形制的要求,用拍子拍打出各种轮廓线,再加上壶颈、壶嘴(流)、壶把,这样壶身就全部完成了。另外制作好壶盖,作品也就全部完成。镶身筒法适用于方形器,按照设计意图,将泥块裁成泥片,镶合成四方、六方、八方等各种方形壶身,再以上述同样的方法加工完成。雕琢即以竹刀在半干的陶坯刻上花鸟、山水、鱼虫等装饰图案,或诗文等文字,以达到修饰、美观的艺术效果。紫砂陶的雕刻一般每一笔划施两刀,中间剩余泥料用竹刀抹平。焙烧即等陶坯完全干燥后,装入匣钵入窑烧成,烧成温度一般在1150℃。所用窑炉是传统的烧柴龙窑,烧制时间一般为四昼夜。
紫砂壶按照器形和制作技法,可分为光货、花货、筋囊三大类。光货包括圆器和方器两大类,方器包括四角、六角、八角等造型,指壶身表面光素平滑的器物。制作时壶坯必须修饰得光滑、平整。花货指壶身以雕塑技法加以装饰的器物,故又称塑器,也分两大类。一类是仿生器,即仿照动、植物的造型塑造壶体,其中共有三种:一种是仿植物造型的,如梅段壶、竹段壶(竹节壶)、松段壶等;第二种是仿瓜果造型的,如南瓜形壶、藕形壶、瓜果仿生壶等;第三种是仿动物造型的,如鱼化龙壶、天鸡壶等。第二大类是在壶身以阴刻或浮雕等雕刻手法来装饰的器物。筋囊货又称筋纹器,是紫砂艺人的行话,指用瓜棱纹、花朵的花瓣纹(如菊瓣、玉兰花瓣等)等弧形面的造型来塑造壶体,并且要器内和器表一样、壶身和壶盖相吻合。如南瓜壶、菊瓣壶、菱花式壶、玉兰花瓣壶等。这种筋囊器的工艺,是从唐代以来就已流行的金银或铜、锡酒器中借鉴而来的,在明万历时期的紫砂器中甚为流行。
宜兴紫砂陶器的发展历程,与当时的社会审美时尚、文化品位、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紫砂壶的初创期,也就是金沙寺僧和供春初创紫砂壶的时期,还没有后来的“打身筒”和“镶身筒”成形工艺,而是整个泥团以茶匙掏空壶穴、并直接捏出流和把。后来因砂壶大受文人士大夫欢迎,产量日增,才逐渐从制作陶罐、陶缸,以及漆器、木制家具等行业中借鉴、摸索,最后形成了紫砂壶特有的“打身筒”和“镶身筒”成形法。而此时紫砂壶之所以大受欢迎,与饮茶习俗的改变大有关系。(www.xing528.com)
我国是最早使用和种植茶叶的国度。早在五千多年前的神农时期,就已发现茶的用途。《神农本草注》一书中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史记》、《淮南子》等古籍均有神农尝百草的记载。《诗经》云:“谁谓茶苦,其甘如饴。”并注释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华阳国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于子。……上植五谷,牲见六畜,桑、蚕、麻、苎、鱼、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46)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即已以茶为饮料,并作为贡品进奉给周王室。人工栽培茶树的记载始于西汉晚期,据《四川通志》记载:“名山县治之西十五里有蒙山……汉时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者,手植‘仙茶’,至今不长不灭,共八小株……”甘露是指汉宣帝甘露年号(公元前53—前50年),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此茶叶的饮用和种植同步发展。巴蜀一带有了许多具有一定规模的茶园。西汉中叶成都人王褒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和家奴制定的劳役规则《僮约》中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等内容,这是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茶具”的记载,同时这些内容也说明了饮茶之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相当普及。此时的茶叶也由药用、食用、贡品进而发展成为祭品和随葬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3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就有整箱的茶叶。三国两晋时期,茶树的种植和饮用茶的习惯开始由巴蜀逐渐东移至江、浙等东部地区,“客来敬茶”、“坐席竟下饮”已成生活常态。以茶代酒之俗也从这里萌发。据《三国志·吴书》记载:“皓(即孙权嫡孙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魏晋以降北方战事频繁,而江南偏安,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此时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兴起清谈之风,每每以茶代酒,以助清谈之兴。东晋、南朝时期,士人们视饮茶清谈为精神享受。由此,茶走进了文人圈子,由俗而派生雅,茶文化初见端倪。唐代经济文化的繁盛,京杭大运河和南岭梅关古道的开通,使南北交通通畅无阻,物产的交流因此而繁荣。茶叶由此风靡大江南北。陆羽在对唐代产茶区的生产情况进行全面科学的考察后,终于写出了不朽的经典——《茶经》,对茶的性状、品种、品质、制作用具和方法、烹煮的器具和水质、饮茶的习俗、茶的功用和产区等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开创了从艺术的角度对待饮茶习俗的先河,使饮茶习俗上升到了茶文化的精神体系。在唐朝以前,人们对茶仍局限于药用和饮用。盛唐时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庶、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人们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精神享受的追求。于是,茶由过去的解渴之饮,过渡到了细煎慢品式的品茶,进而逐步形成了整套的茶道,并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而僧人和文人的介入,并迅速成为茶文化的主角,更使中国的茶文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禅学的意趣和清高雅致的情调。宋代又兴起了点茶和斗茶之风。唐宋时期的制茶,大多都是把茶叶与各种配料一起制成茶饼或茶膏(砖),需饮用时取适量碾碎。唐代的烹茶方法,是将碾碎的茶末放入二沸水中烹煮,水至三沸即熄火。宋代的点茶或斗茶则是把碾碎的茶末放入茶盏中,再将二沸之水注入盏中。明代以前,虽然散茶与饼茶是共存的,但毕竟以饼茶为主。南宋末到元代,散茶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明代初年,朱元璋才下令废除团茶而改贡散茶:“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唯采牙茶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唯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yuè)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47)从此喝散茶的“撮泡法”广为盛行,并不断发展、演变,流行至今。明代散茶取代饼茶而盛行的原因,一是宋代龙凤团饼茶的加工越来越精致,以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过于耗费人力物力。而明代立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又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能体恤民情,不愿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过多的民力物力;二是宋代饼茶的加工,添加麝香、龙脑等香料,已失茶之真味。而元代日益加大比例的散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喜爱。
茶具是茶事上升为茶文化的重要桥梁。明代早期以来流行的喝散茶、“撮泡法”,成为宜兴紫砂壶迅速发展的契机。此外,宜兴独有的优质紫砂泥,以及历史悠久的制陶传统和工艺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明中期紫砂壶的初创期,器物胎质较粗,胎色灰褐,即周高起所说的“栗色暗暗如古金铁”。器物成型制作为单件捏塑,因而数量较少,往往与其他陶缸、陶坛同窑烧制,因而多沾有缸、坛的飞釉泪斑痕。周容《宜兴瓷壶记》言:“甲午者,余寓阳羡,主人致工于园……二旬成壶凡十,就窑火。”紫砂壶以匣钵装烧始于明万历时的李茂林,由此才避免了沾釉泪斑痕的问题。紫砂壶的整窑烧制在清代早期以后才出现。此时器形以大壶居多,多提梁,平底,光货较多。
明万历至明末为紫砂壶的成熟发展期。此时名工辈出,各怀绝技。各种壶形如圆壶、方壶、筋纹壶等已出现。开始出现在壶底部镌刻名款,以楷书为多。中、小型壶开始出现,至明末时小壶较为流行。小壶的流行与文人对饮茶雅趣的追求有密切关系:“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雅,五、六曰泛,七、八曰施。”(48)即认为品茶二人最好,最多不过三四人,多则毫无雅趣了。又“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49)。供春之后、时大彬之前,有赵梁、董翰、元畅、时鹏合称紫砂“四名家”。晚明最负盛名的紫砂大师是时鹏之子时大彬。此外,小壶鼻祖李茂林,以及时大彬的弟子李仲芳、徐友泉、欧正春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名家。时大彬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他根据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的品位把砂壶缩小,把茗壶精确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另外他对调制砂泥也有独到之处,能够调制出在紫砂泥中带有颗粒的效果。他制作的大壶古朴雄浑,传世作品有菱花八角壶、提梁大壶、朱砂六方壶、僧帽壶等等。他制作的小壶也令人叫绝,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美誉诗句。
到了清代,宜兴紫砂陶艺高手辈出,器物不断推陈出新,除了茶具外,还生产花盆、雅玩陈设器、玩具等,紫砂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清初的紫砂壶改晚明的刻款为印款,以适应产量的日益增长。但仍有部分名家的精制壶,请著名的书法家题写款名,再由作者镌刻,以增加砂壶的人文趣味。清朝历代皇帝都嗜茶,导致饮茶之风在宫中盛行,宫中内务府的“御茶房”,还是由康熙皇帝御笔题写的匾额。清初康熙开始,紫砂壶便引起了宫廷的高度重视,开始由宜兴制作紫砂壶胎,进呈后由宫廷造办处艺匠们画上珐琅彩烧制成珍贵的雕漆名壶。自此,从康熙至宣统,清代每朝均有向宜兴订制紫砂茶具,宜兴紫砂茶具成为珍贵的御前用品。雍正也曾下旨意让景德镇按照宜兴壶的式样烧制瓷器。乾隆朝是宫廷订烧紫砂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的时期。这一时期紫砂大家有陈鸣远、邵玉享等名家。陈鸣远是继时大彬以后最为著名的陶艺大家,以善做“花货”,尤其是仿生器著称。据《阳羡名陶录》记载:“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他是最早在紫砂壶上镌刻诗铭的艺人,他的作品铭刻书法讲究古雅、流利,款字颇有晋、唐风格。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他的一件象生瓜形茶壶,以瓜形为壶身,以莲藕为流,以桃为把,以核桃、菱角、荔枝为足,壶盖为反扣的蘑菇,上黏瓜子、蚕豆作纽。壶身再衬以白果、慈姑、红枣、花生等。腹部刻楷书“仙家花果四时同”,后书“隺邨”,钤阳文篆书“陈”、“鸣远”一圆一方二印。(图114)另外此时期的名家还有虔荣、王南林、邵元祥、邵旭茂、陈观候等。乾隆末期至嘉庆、道光年间,宜兴紫砂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文人参与设计制作紫砂壶最盛的时期。此时最著名的是陈鸿寿(1776—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此人精书法、绘画、篆刻,与杨彭年合作制壶创造了著名的曼生十八式。他所制壶形多为几何体,质朴、简练、大方,开创了紫砂壶样式的一代新风。曼生壶铭极具文字意趣,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风格至陈曼生时期才完美地与紫砂融为一体,使宜兴紫砂文化内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咸丰、光绪时期,紫砂艺术没有什么发展,此时的名匠有黄玉麟、邵大享。黄玉麟的作品有明代纯朴清雅之风格,擅制掇球壶。而邵大享则以浑朴取胜,他创造了鱼化龙壶,而此壶的特点是龙头在倾壶倒茶时自动伸缩,堪称鬼斧神工。
在20世纪初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蓬勃兴起,商业的逐渐发展,宜兴紫砂自营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诞生了一些制壶名家,其中以冯桂珍、汪宝根、蒋燕亭、俞国良、吴云根、裴石民、顾景舟、王寅春、程寿珍、朱可心等人最为著名。
宜兴紫砂器在清初开始远销海外市场。17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以及咖啡、巧克力、茶等热饮传入欧洲并广泛流行,带动了中国陶瓷器和茶叶的大量外销。宜兴紫砂茶壶也于此时随同装载茶叶、丝绸等货物的商船一起,通过海路被引入欧洲,并迅速成为热销商品。欧洲人对这种紫红色的茶用陶器钟爱有加,称之为具有中国品味的“红色瓷器”(Red Porcelain),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均竞相仿造之。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英国人埃勒尔斯意外地在英格兰西部的斯坦福德郡,发现了类似紫砂土的优质红色黏土,于是用它仿照宜兴紫砂壶烧制茶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德国的炼丹师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ttger)(1682—1719年)在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Augustus the Strong)(1670—1733年)的控制下,在德里斯登城堡中秘密研制,用红色黏土成功烧制出仿制宜兴紫砂的陶瓷器,在1711年就生产了2000多件,并写成专业论文《朱砂瓷》。至今在欧洲的一些博物馆还收藏了不少清代宜兴紫砂器,其中除茶具外,还有一些欧洲人向宜兴定制的西式风格的酒壶。除了欧洲,宜兴紫砂器也大量销往日本、东南亚、中美洲等地。如销往东南亚和欧洲的紫砂壶,一般喜欢用金、银、锡等金属镶嵌装饰,以显富丽华贵之感。现在仍收藏在泰国都西皇宫拜满眉喀阁的镶金边圆壶,以纯金镶裹壶的纽、盖周边、壶口沿、流口、提梁鼻、底周边等处,华丽精巧。泰王拉玛五世(清光绪时期)向宜兴定制的一批紫砂壶,壶底印有“贡局”字样及拉玛五世的徽标,盖内及壶把下印有制作者的名款。这些器物现在仍有部分保存在泰国。现存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的一把六方提梁双流壶,为清嘉庆、道光时期制品,壶身印有浮雕式贴塑的松树梅花图案,双流口部以金箔镶裹,提梁与盖纽、双流口之间以金链相连。(图115)
图114 宜兴紫砂象生瓜形茶壶/清(广东省博物馆藏)
宜兴紫砂陶艺制品,以其独特、精湛的工艺和含蓄、深邃的文化品位,深得人们的喜爱和赞赏。这一陶苑明珠不仅在大江南北璀璨夺目,并且通过海上陶瓷之路传播四方、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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