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都魅力：景德镇瓷器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景德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陶瓷产区，目前发现的早期窑址属唐、五代时期。唐代以生产青瓷为主，器型丰富，有瓶、壶、罐、碗、盘、腰鼓等。有些器物具有外销的特征。五代时生产青瓷与白瓷，有杨梅亭、石虎湾、黄泥头窑。青瓷釉偏灰，白瓷白度已达70度，烧造方法采用支钉支烧，在碗里及足上留有一周长形支痕。器物以碗盘为主。（1）宋代窑址发现有湖田、湘湖、南市街与柳家湾等处，烧造青白釉瓷器。杨梅亭等三处五代窑宋代也改烧青白瓷。器形有盘、碗、瓶、壶、罐、盒、枕。装饰有刻、划、篦划、篦点、印花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定窑的覆烧法，产量大大提高，有“南定”之称。其中有的制品釉色纯正，纹饰精美，质量较好。元代中央政府在此建立浮梁瓷局，景德镇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制胎的应用，使景德镇瓷器胎体的硬度和烧制温度得以大幅提高，由此可以烧制气势恢宏的大件器物；成熟青花、釉里红的烧成，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高温颜色釉瓷的烧造成功，是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的标志。同时还继续烧造青白瓷，有梅瓶、玉壶春瓶、罐、碗、盘、高足杯、炉等器形。明代青花瓷得到很大发展，釉上彩中的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制瓷技术进一步提高，彩瓷品种更加丰富，五彩、粉彩、珐琅彩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仿宋代名窑瓷器，釉色极为接近，而且出现仿玉石、漆器、铜釉色，仿干鲜果品的像生器，烧造技术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发展至顶峰，中央政府在此设置了官窑烧制御用瓷器。日益丰富多彩的瓷器品种各具魅力，使景德镇成为蜚声中外的瓷都。

景德镇瓷器自宋代起销往海外，制瓷技术也随贸易文化交往传播国外，对亚非及欧洲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始于宋代，品种是其创烧的青白瓷。（图67）青白瓷的大量生产，首先是缘于国内外市场的广泛需求。其次是得益于政府因财政利益而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对外贸政策的宽松。再有就是得到了当时进步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支撑。于国内而言，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审美情趣上推崇道家和禅宗的崇尚自然、返璞归真、飘逸出世之道，寄情山水与自然，以净雅、静穆、简朴、淡泊为至境，从中祈求精神上的解脱与休养。因而青瓷、青白瓷以如冰似玉般的净洁与纯朴、天然去雕饰的真率与天趣而大受欢迎。景德镇青白瓷的釉汁晶莹剔透、温润亮洁，釉薄处呈发白的淡青色，积釉厚处呈透明的湖蓝色，净洁素雅，俗称“影青”或“隐青”。有的器物胎体施以刻花、印花、划花等装饰，纹饰主要有缠枝花卉（以牡丹、菊花、荷花等为多）、弦纹、水波纹、婴戏纹、凤纹、鱼纹等。当时景德镇青白瓷出口的港口最主要的是广州，其次还有福建泉州和浙江明州（今宁波）。外销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地和非洲的埃及、坦桑尼亚等。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陆续出土了不少景德镇和东南沿海省区生产的青白瓷，其中尤以景德镇的产品为主。由于国内外对青白瓷广阔的市场需要，除景德镇外，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也因运输和出口外销的地利之便，纷纷仿烧青白瓷。其中广东以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产量最大，其次是惠州窑、南海奇石窑等。从各地仿烧青白瓷的状况，可以窥见当时景德镇青白瓷外销的盛况。

元代是景德镇瓷业崛起的时期，也是景德镇瓷器外销迅猛发展的时期，外销的品种主要是青花瓷，以及少量的颜色釉瓷。元代江山的大一统及空前绝后的向外扩张，使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都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畅通。出于对利润的考虑，元政府对对外贸易也十分重视，在统一全国后即设立了泉州等处市舶司：“帝既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船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至元十四年（1277年）始立市舶司于泉州。……每岁召集船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买。”（2）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后，元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官府出资、出船，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取十分之三，禁止民间对外贸易。然而民间私贸根本无法禁止。因此元代无论是官营或是民营，海外贸易都相当兴旺。

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可分为延祐期（1314—1320年）和至正期（1341—1368年）两个阶段。所用青料有国产也有进口的，一般小件器物多用国产料，大件器物多用进口料。从元初到后至元年间（1271—1340年）的六七十年里，元青花发展缓慢，工艺粗糙，产量较小。器物以小型器居多，器型有三足炉、小罐、小瓶、小碗、高足杯、小盘等，瓶和炉有的带底座。延祐型青花器的特点是：青花呈色多灰暗、素淡，绘画以写意为主，但草率、拙滞。主要纹饰有牡丹、菊花、莲花等花卉，以及灵芝、祥云等吉祥图案，构图简洁，画面疏朗。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由于外销利润的刺激，使元青花工艺迅猛发展，生产规模大增，大型器物较多出现。目前保存在世界各地的此期青花器数量较多。至正型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青花呈色浓艳，构图丰满，结构严谨，层次多而不乱。画工精细，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白釉细腻润洁，多泛青。

当时外销的青花瓷，所用钴料大多从中东地区进口，称“苏麻尼青”、“苏勃尼青”、“苏离麻青”等。器型主要有大盘、大罐、大瓶等。（图67）大盘有圆口和菱口两种，口径一般在45厘米左右。这种盘子主要是适用于中东地区人们席地而坐的饮食习惯。大罐一般为直口或盘口、直颈、溜肩、鼓腹、胫内收，平砂底或假圈足。有的带盖，有荷叶形盖、钮盖等，盖钮有宝珠钮、动物形钮等。有的在肩部贴塑对称的兽耳。还有一种造型特别的扁壶，高度一般在18—20厘米左右，小唇口、直短颈、扁圆腹、圈足，以高昂的凤头作流、卷起的凤尾作柄，壶身两侧以青花绘凤的双翼和身体，与凤头、凤尾融为一体。这些典型的外销元青花器，在国内无论传世或出土都很少见。可见，在元代青花瓷器的生产并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流行并不十分广泛，产品大多供外销出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是进口钴料的昂贵；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内民众的审美习惯还没有广泛接受这种蓝和白的装饰（而穆斯林恰恰是崇尚这种蓝、白色）。此外，元代景德镇外销的瓷器还有卵白釉、枢府釉、蓝釉等瓷器。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对象主要是中东的伊斯兰国家。这从器物造型、纹饰图案等均可证实。现存于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大博物馆，以及在这些地区出土的青花瓷器遗物，都是有力的佐证。除了今天的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外，出口的地域还有红海沿岸的埃及、苏丹等国，波斯湾巴林岛，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以及亚洲的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元代瓷器外销的品种主要有青白花器（即景德镇青花器）、青瓷器（龙泉窑）等，外销的地域包括今天的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伊朗等国。（3）

图67　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大盘/元（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早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有较大的影响。明中期时海禁开始放松，瓷器出口逐步活跃。至明晚期外销大增，并发展迅速，外销地域遍及亚、非、欧、美各洲。明代瓷器无论官窑或民窑，都以青花瓷为主流。青花瓷和明晚期发展起来的五彩瓷器，成为当时外销瓷的重要品种。

明代早期，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八朝（1368—1464年）近百年。此时景德镇官窑（御器厂）刚刚建立，统治者一方面巩固政权、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以各种手段极力维护官窑的统治地位，使官窑对工匠、原料都拥有绝对的垄断。明初洪武（1368—1398年）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年）的青花瓷器呈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出现了我国古代青花瓷器生产的第一个高峰。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通过郑和下西洋，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图68）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年），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在这个时期，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官窑的绝对垄断地位，使得景德镇瓷业的状况是官窑制品以制作精美而独领风骚，发展迅速。民窑制品则较粗糙，以模仿官窑为主，发展较缓慢。由于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此时的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内销为主，极少外销。

图68　景德镇官窑青花缠枝莲纹八角烛台/明永乐（广东省博物馆藏）

明中期历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三朝。在这一时期，景德镇官窑在空白期以后，开始逐步恢复元气，重新迅速地发展起来。民窑也随之快速发展，并以纹饰题材多样、绘画生动灵趣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弘治、正德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开始增加出口外销的数量。此时虽然景德镇瓷器的外销量仍较少，但官窑和民窑的共同发展，使产品类型大为丰富，工艺水平日益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为日后外销高峰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的青花瓷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较为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塌，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明晚期历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7年）、崇祯（1628—1644年）等朝，随着海禁的解除，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青花瓷、五彩瓷等纷纷销往欧洲、日本等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瓷器外销盛况。

嘉靖早期的青花器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形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www.xing528.com)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形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万历时景德镇外销的青花瓷中，克拉克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克拉克（kraak），是葡萄牙语“大舶”（caraack）的意思。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截获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后换来了巨额的利润。因当时不清楚瓷器的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生产一直持续到清代康熙时期，其特点是以盘、碗为多，盘、碗的口沿有圆口或花瓣口，绘花瓣形、扇形、椭圆形或圆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人物、花卉、花鸟、果实、瑞兽等图案。（图69）除景德镇窑外，福建漳州窑也生产克拉克瓷出口外销。日本、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伊朗等国均有仿制克拉克瓷器。

图69　景德镇窑青花花鸟纹折腰盘/明万历（广东省博物馆藏）

克拉克瓷器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图案——俗称“七头蛇”，见于万历青花制品，目前所见的只有几件，分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美国皮波迪艾塞斯博物（Peabody Essex Museum）等处。澳门博物馆收藏有一片当地出土的碎片。类似的图案还见于澳门大三巴前面右上方的浮雕。其画面是在盾牌形框内绘七头蛇，其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头。盾牌外两侧飘着的丝带上写着阿拉伯格言“莫与智者语奇闻”（Nothing is new to the wise）。（图70）类似的图案，最早曾出现在一个贝壳镶嵌的棺木之上，这个棺木可追溯到埃及苏美尔早期王朝。有的学者认为，七头蛇倾向于代表天主教教义里的七宗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希腊神话中，九头蛇的头少则两头，多则百头。七头蛇也出现在新约启示录第十二章，并被描述成为：红色巨龙，七头十角，每个头上都戴着一副皇冠。澳门大三巴教堂浮雕七头蛇被认为是描述撒旦。撒旦（Satan）指《圣经》中的堕天使，或称堕天使撒旦。他是反叛上帝耶和华的堕天使（Fallen Angels），曾经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之一，负责在人间放置诱惑，后来他堕落成为魔鬼，被看作是与光明力量相对的邪恶、黑暗之源。瓷盘纹饰只是浮雕的变形体，并非直接复制，所以订造者可能是教堂委托订制或者捐赠人订制。这种图案的瓷器并不多见，虽然目前还不能明晰地解读其含义，但它明显带有宗教色彩，显然应是定制之物。（4）

天启、崇祯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中官窑萧条冷清，但民窑业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天启十九年（1639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为其时代特征。

图70　景德镇窑青花七头蛇纹大盘/明万历（美国皮波迪艾塞斯博物馆[PEM]藏）

崇祯极少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图71）

明末青花瓷器外销的盛况一直持续到清初顺治、康熙时期。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风格突变，产销两旺，尤其是外销的空前兴盛，在陶瓷史上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7世纪——明万历末期至清康熙早期的大约一个世纪里，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使景德镇青花瓷器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无论器物造型、纹饰内容及其绘画风格、青花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显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因此，人们称之为“转变期”或“转折期”。

清初顺治朝（1644—1661年）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他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图71　景德镇窑青花仕女婴戏纹瓶/明崇祯（广东省博物馆藏）

康熙朝（1662—1722年）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体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清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清初顺治、康熙时期，清政府为了抵御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民间的瓷器对外贸易，以海路走私的方式，却从未间断，并且日益频繁和兴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对清初瓷器走私贸易的地点、数量等内容，均有详尽的记录。（5）

转变期青花瓷器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