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位于广东省东部，东与福建省接壤，是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潮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岭东首邑”等美誉。广义的潮州即历史上所说的潮州，包括现在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级市。今天的潮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历史上潮州府治之所在地。历史上潮州府共辖9个县，即：潮安（海阳）县、潮阳县、揭阳县、惠来县、普宁县、澄海县、饶平县、丰顺县、大埔县，及汕头埠（今澄海县辖地）和南澳岛。潮州地区生产陶瓷器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境内已发现的湘桥区陈桥村、池湖村、意溪海角山、潮安县庵埠梅林湖、金石石尾山和归湖神山共6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少量完整的陶器，其特征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部分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见，距今6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便在此繁衍生息和冶陶。（44）从唐代至今潮州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大量外销，从未间断。本文试从广义之潮州窑的角度，浅析唐代至民国时期潮州地区的陶瓷外销状况。
1.潮州窑瓷器外销概述
唐宋时期是我国陶瓷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陶瓷外销开始兴盛的时期。广东地区也不例外。在生产工艺上，龙窑和匣钵的广泛应用，使产量大大提高的同时，质量也更得以保证。
唐代梅县水车窑（当时属潮州管辖）（图30）、潮州北关窑（图54）生产的青瓷，釉色青翠，釉质莹润，玻璃质较强，有开片。这些窑口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还大量外销东南亚地区。在菲律宾、泰国等地，均有类似的青釉瓷器出土。（45）
北宋时期潮州笔架山窑和广州西村窑同为广东最大的两个外销窑场，它们仿制全国各著名窑口的产品并大量外销东南亚、西亚，以至东非等地。其中笔架山窑窑场众多，当地有“百窑村”之称，以仿景德镇青白瓷和长沙窑小动物瓷塑（小玩具）最为大量。此外，也有一些独具自身特色的器物，如人物塑像、莲瓣炉、鱼形瓶等等（图55—58）。从考古发掘和调查的情况来看，在东南亚、西亚等地，和国内的南海交通航道上的西沙群岛海域，出土了不少北宋笔架山窑的产品。在爪哇海底和印尼的一些地区，打捞和出土有青白釉盒、刻花碗、瓷罐、瓜棱形盘、青白釉刻花碟、青白釉瓜棱形罐、青白釉水盂、莲蓬三联盒等潮州窑产品。（46）在菲律宾，出土过与广州西村窑产品一样的凤头壶，以及青釉划花罐、划花大盘、鸟形盖盒等西村窑器物，和青白釉瓜棱形盒、圆桶形划花盒和瓜棱形执壶、鱼形壶等潮州窑器物。（47）在马来西亚也发现不少西村窑和潮州窑的器物。巴基斯坦的巴博地区曾发现有潮州窑的刻瓣莲花炉。（48）在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出土了一只西村窑的白瓷碗；在阿拉伯半岛、印度以及东非沿海的许多中世纪城镇等地也多有发现北宋时期广东的瓷片，当中也包括有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49）
图54 潮州北关窑青釉双系罐/唐（潮州市博物馆藏）
图55 潮州笔架山窑青白釉麻姑进酒壶/宋（潮州市博物馆藏）
图56 潮州笔架山窑青白釉莲瓣纹炉/宋（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57 潮州笔架山窑青白釉鲤鱼形壶/北宋/菲律宾出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图58 潮州笔架山窑青白釉鲤鱼形壶/北宋（广东省博物馆藏）
元明清时期潮州地区烧制外销瓷逐步呈现品种多样化的局面。明代大埔三河坝余里乡窑生产的仿龙泉青瓷，器形有盘、碗、杯等，以小件器为主，釉色青翠、莹润，质量较之同时期惠州窑的仿龙泉青瓷类产品要高（图59）。这类器物在本地的明代墓葬中较少出现，主要应用于外销。明清时期大埔高陂、饶平九村窑生产的青花器，也有不少是连同福建漳州窑的产品一起外销的（图60）。九村窑位于饶平山区内，交通相对而言较不方便，其产品往往是向西北运送至二十余里外的大埔高陂镇，连同高陂所产的瓷器一起，经韩江至樟林古港出口。九村窑在元代生产青釉瓷器，明清时主要生产青花瓷，生产规模较大。据明末黄琮撰《重修饶平县治碑记》载：明天启四至五年（1624—1625年），知县邓念兹重修县署时曾使用“蔴寮、九村之铺税”一百余金，占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一以上。（50）而九村当时只是饶平县的一个乡村，并非集市圩镇。（51）所谓“铺税”实为窑场税收。而两个小小的村子竟能负担如此重的税金，可见其生产规模一定不小。大埔高陂窑在明清时期也是一处重要的青花瓷产地。据《大埔县志》载：高陂瓷器“销各省及南洋各埠”。大埔贸易中“以高陂碗行为最大，每年营业总额连饶平过境产物，合计最多时达二百余万元，最少时也有百万元左右”。“除饶平过境出口者外，本县产品每年约值七十万元以上。”（52）所谓饶平过境出口者，即指饶平九村瓷器。
图59 大埔窑青釉寿字纹小碟/明/大埔三河坝余里乡窑址出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60 饶平九村窑青花过墙龙纹碗/清嘉庆—道光/饶平九村窑址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明清至民国时期海阳县的枫溪（位于今潮州市区西部）逐步崛起，成为新的陶瓷生产基地。枫溪窑瓷器涵盖了工艺瓷和日用瓷等类别，民国时还增加了洁具和建筑用瓷等，装饰工艺包括白釉瓷器、青花瓷、彩绘瓷、雕瓷等等，器物品种和工艺种类都相当丰富。据民国《潮州志》载：“迢近代南洋交通畅达，日用粗瓷大旺。战前潮州每年输出三百万元。据民国十二年统计，粗瓷出四一八二六七一担，瓦器、陶器五九九担，粗瓷大部分输出南洋群岛。”（53）其中的粗瓷或日用粗瓷，即指日常生活用器，制作相对较粗。然而实际上枫溪生产的工艺瓷，如人物塑像、瓶、花盆等，也大量外销。
2.潮州窑外销瓷器的特点
潮州地区生产的外销瓷，虽然名气和影响不及景德镇窑等其他著名窑口大，但也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第一是生产和外销的时间跨度最长，从唐代至民国，乃至当代，一直没有间断，这在国内以至国外都是绝无仅有的。纵观中国古代的陶瓷外销，在唐以前有零星或少量进行，大规模的外销从唐代开始，至明清时达到了高峰。其他地区的陶瓷外销情况，兴盛的时间或在唐代，或在宋元，或在明清。景德镇窑在古代的外销兴盛期也是在宋至民国时期，从时间上来说，比潮州窑较晚、较短。(www.xing528.com)
第二是产品种类繁多，外销量大。如前文所述，潮州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能灵活、及时地调整产品结构，生产适销的品种，因而外销量巨大。从唐代的青釉瓷，到宋代的青白釉瓷，到元明时期的仿龙泉窑青瓷，到明清时期的白釉瓷、青花瓷、彩瓷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是在唐宋时期以模仿全国各著名窑口产品为主，清代至民国枫溪窑则出现了自己的一些特色品种。
唐代潮州水车窑、北关窑的青釉瓷，受越窑青瓷的影响很大。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的青白釉瓷，是模仿景德镇窑青白瓷的产品，小玩具则是模仿长沙窑的产品。元明时期潮州大埔窑生产仿龙泉青瓷以供外销。明清时期大埔、饶平生产的青花瓷，据当地传说是江西窑工南下传技（54），因而产品主要也是模仿景德镇窑。
图61 潮州窑白釉观音立像/明（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62 潮州枫溪窑彩绘人物纹瓶/民国（颐陶轩陶瓷文化艺术研究所藏）
至明清时期枫溪窑崛起，才出现了潮州窑独具艺术魅力的瓷器品种，主要有白瓷和彩瓷两大类。其白釉瓷器有器皿和人物塑像两大类，釉色白中泛黄，有的有细小开片。器皿类主要有瓶、炉、罐等等，其中仿古器形较多；人物塑像主要有佛、道人物。这些产品与漳州窑的漳窑器极为相似，其工艺与漳窑器一样，应是受到德化窑的影响（图61）。枫溪窑的彩瓷和雕瓷，则是极具个性与艺术魅力的瓷器品种。枫溪彩瓷又称“潮彩”，包括釉上彩、釉下彩等不同品种。“潮彩”萌发于晚清时期。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枫溪瓷区已有公合成、永利、和顺诸家彩馆从事瓷器彩绘作业，这是潮州窑彩瓷之滥觞。光绪十二年（1886年），枫溪陶瓷工人姚华首先在枫溪开设釉上彩瓷庄，开启了潮州釉上彩瓷的先河（据考证，此前潮州各产瓷区还没有釉上彩）。光绪十五年（1889年），枫溪人吴合禧又在西门街开创玉顺瓷庄，随后枫溪人纷纷进城开办彩瓷馆，由此彩瓷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瓷商从广州引进釉上彩颜料及样品，并把各地（主要来自饶平）白瓷集中在潮州设点加工，并称之为“本彩”（意即在本地加彩）。釉上彩与景德镇的粉彩相似。（图62）釉下彩的技法与湖南醴陵窑的釉下五彩相同，在胎体上彩绘后施白色透明釉，然后入窑一次烧成，使整个画面细腻晶莹、滋润亮洁，抗腐蚀、无毒、耐磨损、不退色。（图63）相对而言，醴陵五彩瓷的绘画艺术性强，题材以花卉、花鸟、山水等居多；器形以陈设瓷为主。枫溪五彩瓷的绘画风格受到海派绘画和扬州八怪的影响，题材除具有人文气息的花鸟、花卉、山水外，还有接近民间生活的家禽等；器形除陈设瓷外，还有大量的生活用瓷，如盘、碗、火锅、帽筒等。醴陵窑在1918年以后因军阀对瓷厂的破坏而式微。而枫溪窑则一直窑火不断、持续发展。枫溪雕瓷则包括镂空和贴塑等装饰技法，有的在一件器物中融合镂空透雕、彩绘、贴塑等多种工艺，器形以陈设瓷、工艺瓷为主（图64）。枫溪青花瓷受景德镇窑和漳州窑的影响均有，题材有人物、花鸟（花卉）、山水等，花卉融入了中国画中的没骨画法，工笔与渲染相结合（图65）。
图63 潮州枫溪窑彩绘花蝶纹花口高足碗/民国（颐陶轩陶瓷文化艺术研究所藏）
图64 潮州枫溪窑彩绘通花瓶/民国（颐陶轩陶瓷文化艺术研究所藏）
图65 潮州枫溪窑青花花鸟纹匏瓶/民国（潮州市博物馆藏）
图66 潮州笔架山窑黄釉褐彩外国人头像/宋（潮州市博物馆藏）
第四是唐宋时期以日用瓷为主，尤其是执壶、鱼形瓶等酒器为多；有一些人物塑像——中国人和外国人像都有（图66）；还有文房用具，主要是水盂；以及玩具、宗教用器、瓷枕等。陈设瓷极少。明清至民国时期产品质量进步较大，尤其是枫溪窑产品，工艺水平提高、装饰手法增多。工艺的进步导致陈设瓷的比例不断增加。同时产品种类也大大增加，如建筑用瓷和卫浴洁具等也大量生产。
3.潮州窑外销瓷器兴盛的原因
潮州窑陶瓷外销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交通便利。潮州地处闽粤间，东南濒临南海，在隋唐时已发展为“岭南大郡”（55）。宋代潮州凤岭港（在今澄海）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是广州港以外粤东的重要港口。明代的主要港口有柘林（在今饶平）、南澳、樟林（在今澄海）、白沙（在今汕尾）等。柘林港在宋代已有番舶停靠：“大城东门内，柘林守备后营，都有天后宫，为宋时番泊建”。明中叶以来“商船凑集于此，就此觅车起货至大城”（56）。白沙港在明代“番舶之所往来，亡命之所走集矣”（57）。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以后，广东开放给中外商人贸易的口岸达60多个，粤东的主要有汕尾口、汕头口、潮阳口、澄海口、庵埠口、樟林口等。除上述海港外，内河交通也十分便利。潮州地区的母亲河——韩江，是连接福建和梅州地区的重要水道。韩江是广东省第二大河。唐代称恶溪，后为纪念韩愈而改称韩江。其北源汀江出自福建西南宁化县西南部的武夷山，南流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与南源梅江汇合后始称韩江，再向南流到潮州后，河道分叉进入韩江三角洲，在澄海县境和汕头市区分别注入南海。
第二是资源丰富。潮州地区除了水资源丰富外，瓷土资源也相当丰富。瓷土“产区以韩江流域之大埔、丰顺、潮安、饶平为主，而以潮安、大埔最富”（58）。惠来、潮州笔架山、饶平、飞天燕等地也极为丰富。“飞天燕”瓷土矿位于潮州市区东北郊，距市中心约3公里，矿区面积1.76平方公里，燕头山标高117.52米，属低山丘陵地貌。1976—1977年，经广东省地质局756地质队对该矿区进行全面勘查，并经广东省矿藏储量管理委员会核审，该矿区总矿量B＋C＋D级为3219.46万吨，居全国已勘探蕴藏量各瓷土矿的第二位。矿物经国内外各有关技术单位取样2139个化验，实测精选论据鉴定，飞天燕高岭土属风化残余型矿床，矿物组成比较简单。主要矿物成分由石英、黏土矿物和长石组成，瓷土以伊利石为主，含量占70%—80%左右，高岭土为次，占20%—30%。经差热分析和X射线衍射及电子显微镜分析，瓷土中的黏土矿物主要是伊利石和高岭石。高岭石呈六角形状晶体，伊利石呈鳞片状或眼球状。矿床上部覆盖层薄，矿层厚，矿点集中，品位均匀，细度好，质量稳定，露天开采条件好，含铁、钛杂质少，是优质的陶瓷原料。而且飞天燕矿区水陆交通也十分便利，易于开采利用。枫溪窑在明清时期即开始使用飞天燕瓷土，生产出大量的优质瓷器。
第三是人文文化方面的因素。潮州人指古代潮州地区居民，其范围包括今天潮州、汕头、汕尾等讲潮州方言的民系。它虽然是广东三大民系之中所占人口比例最少的民系，却是中国南方乃至全球华人界最具影响力的民系。潮州人以刻苦耐劳、勇于进取、善于开拓和创新、适应能力强、团结互助、聪慧实干等优点而著称。潮商是中国传统的三大商帮，潮州会馆以及潮州商会遍布海内外各地。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几十万闽南莆田人移民到现在的潮州、汕头，莆田人带来了丰厚的经商能力和文化，深深地促成了潮汕经商文化的形成。潮州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他们被人们称为“东方犹太人”。旅居海外的潮州华侨、华人很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以及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法国等地。潮州籍华商在居住国往往能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抓紧商机。如清末民国时旅居印尼的潮籍侨商，在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大量兴建类似我们今天的“安居房”时，便迅速经销和生产卫浴瓷器。潮民和潮商的这种优点，也成为潮州陶瓷器外销历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古代潮州窑的陶瓷外销，从唐至清代从没间断，在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不仅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也是产品品种最丰富的。虽然其产品的精美度和影响力比起其他著名窑口来说稍逊一筹，但仍不乏其自身独具风格的特色产品。潮州窑陶瓷外销的兴盛，得益于潮州地区得天独厚的制瓷资源和交通资源条件，以及潮州人民勇于开拓、刻苦耐劳、聪慧敏锐等等的人文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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