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陶瓷业进入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各地名窑相继出现。北方各地就先后出现了闻名于世的汝、哥、定、官、钧，以及耀州窑、磁州窑等著名窑口，而南方的龙泉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产品亦蜚声中外。广东的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目前已发现的宋元时期的古窑址遍布全省40多个市县，生产的器物品种繁多，釉色、纹饰丰富，几乎全国各窑系的产品，在广东都有仿造。这些仿造各地名窑的产品，大量出口外销。
广东宋元时期的主要窑址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头山窑、南海奇石窑、博罗窑、雷州窑、封开都苗窑、郁南南江口窑、梅县瑶上窑等。这些窑址的特点，一是地点都处在各对外贸易港口附近，或水路交通便利之处。二是大多数都使用规模较大的龙窑生产，窑长一般几十米或上百米。其中发现阶级龙窑2座：一座在潮州笔架山，全窑残长31.76米；另一座在惠州窑头山，残长4.69米、宽2.76—3.16米、残高1.6米，整座建筑在窑具碎瓷废品堆积层上。三是产品的品种无论是器型或釉色都相当丰富，装饰手法也是空前的多姿多彩，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图案富于变化，刻划花、印花、彩绘、点彩等均有出现。
西村窑位于广州市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发现于1952年，属北宋时期。皇帝岗是西村窑场的主要遗存，堆积高约7米，清理出一座龙窑，残长36.8米，拱顶已毁，窑身中部最宽处4米，坡度13°。该窑烧制的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以前者为主。釉色以青釉为多，黑酱釉次之，还有青白瓷（影青）和少量低温铅绿釉。器型有碗、盏、碟、盆、执壶、凤头壶、军持、罐、盒、唾壶、注子、净瓶、灯、熏炉、烛台、枕、雀食、碾轮、漏斗、埙及狗、马等陶塑。纹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孔等。（16）（图42）
笔架山窑在潮州市东郊笔架山，亦属北宋时期。在西临韩江的山坡遍布瓷片和匣钵碎片，有百窑村之称。经1953—1986年多次调查和发掘，清理出窑址10余座，均属龙窑，其中一座阶级窑。窑室内部用砖砌筑隔墙。最长的一座残长79.5米。产品以白瓷为主。器型有碗、盏、盆、钵、盘、碟、杯、灯、炉、瓶、壶、罐、盂、粉盒、人像、动物玩具等。釉色有白、影青、青、黄、酱褐等多种。（17）（图43）（详见第四章第四节之七）
图42 广州西村窑褐釉三耳壶/北宋（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43 潮州窑白釉罐/宋（广东省博物馆藏）
惠州窑位于惠州市东平窑头山，北临东江，西南为西枝江。年代为北宋。堆积物厚达5米多。清理出龙窑一座，为斜坡阶级窑，残长4.69米、宽2.76—3.16米、残高1.6米，窑室用砖平放顺砌，窑底用黄褐色沙土夯实。出土遗物有窑具和瓷器。窑具及制瓷用具有匣钵、垫饼、垫环、试片、擂钵、坎臼和杆、铜片等。器型有碗、碟、盏、杯、盅、罐、壶、瓶、炉、器盖、枕及小狗等动物瓷塑。釉色以青釉为主，还有酱褐釉、酱黑釉、青白釉（影青）及少量白釉。纹饰有印花、刻划花、镂孔、雕塑等。（18）
奇石窑位于南海市小塘镇奇石村一带的多个山岗，年代属北宋。因未经发掘，窑炉结构不明。据调查，器型主要有罐、盆、碟、杯、壶、瓶、盏等。釉色以青釉和酱黄釉为主，还有少量窑变釉。纹饰有印花、刻划和彩绘。彩绘以铁锈色釉为主，也有深褐色墨彩。纹样以菊花、卷草纹最多，其他还有人物、图案、兰草、水草等。（19）
封开都苗窑位于封开县长岗镇都苗周家村一带，年代为北宋。其窑址范围较大，各处窑址相距数百米，堆积厚3—4米。沿江的低矮山岗上多见破碎的窑具和瓷片。但窑室未作清理。烧制的瓷器以碗为主，其他的有盘、碟、盏、杯、炉、罐、瓶、钵、壶等等，釉色以青釉为主，有深有浅，深者为青绿色；浅者为粉青色，釉面光滑，有开片。施釉大多不到底，烧造火候较高。其器物风格总的来说与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都较接近。（20）(www.xing528.com)
雷州窑在下节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言。
北宋时期，广东的制瓷业以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为主，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两个大的窑系。西村窑的产品有4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日常生活用品，有少量杂器，釉色以青釉为主。笔架山窑的产品有20多种，亦以日常生活用品为多，而人像与佛像、鱼形壶、莲瓣形座炉、小西洋狗瓷塑等是其特色产品，釉色以青白釉（影青）为主。总体来看，西村窑的影响范围更广一些。但是二者对其他窑口的影响又呈交叉状态，并没有形成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惠州窑的器物从器物类型、施釉、花纹装饰风格等方面来看，都与西村窑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它的阶级式龙窑又是学自笔架山窑的。南海奇石窑从器物类型、施釉、装饰手法等方面来看，也是与西村窑很接近，但从它出土的器物来看，其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质量都比不上西村窑，因此可以推断，奇石窑是在西村窑的影响下出现的。封开都苗窑的产品也是以日用品为主，其釉色较接近西村窑，但从器物类型来看，则西村窑、笔架山窑两者的影响都有。
西村窑和惠州窑都有生产一种青釉印花缠枝菊小碗。釉色为橄榄青色偏黄，也有少量翠青或接近墨绿色，玻璃质透明感较强。这类器物与耀州窑的同类器物相比，器型和纹饰都极为接近，只是釉色偏黄，胎质疏松。由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在1982年的版本中认为：“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小碗，除釉色不同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甚么区别。……有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或“原版印花模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制出印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瓷的需要。……”因而把广州西村窑也归入耀州窑系。在该书2001年的新版中，描述西村窑的这段文字已改为：“西村窑出土的青釉印花缠枝菊小碗，纹饰布局与装饰效果与北宋后期陕西耀州窑毫无不同，有极大可能是耀州窑青瓷经广州港出海时给西村窑以影响……。”（21）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更为科学一些。西村窑的产品多达几十种，模仿耀州的青釉印花碗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种，而且并不占主要地位。这种模仿的关系，体现在生产工艺的各个方面。首先，从印花的模具来看，西村窑和惠州窑使用的模具，较之耀州窑而言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耀州窑的缠枝菊刀法精细，线条流畅，一气呵成；布局匀称、合理，花朵与枝叶的过渡自然，线条细密紧凑；模具顶心略平；碗心花瓣圆润，碗壁花瓣稍尖；花蕊由四个相叠的半圆构成。而西村窑和惠州窑的缠枝菊总体来说线条较笨拙、不够流畅；布局不够匀称、合理；西村窑的部分碗底心有轻微的乳突；枝叶的形状西村窑的较耀州窑的更尖细，而惠州窑的则更肥大；碗心和碗壁的花瓣西村窑的稍尖，而惠州窑的圆润；西村窑的花蕊由随意刻划的几条弧线构成，惠州窑的由数片小花瓣组成。因此，如果说西村窑使用的就是耀州窑的模具，这种说法恐怕有失片面。其次，从胎质及其生产来看，西村窑和耀州窑相比，差距就更明显了，这当中有技术上的差别，也有自然条件限制的原因。西村窑器制坯以轮制拉坯为主，模印和手制次之，但不少是三者兼用的。从皇帝岗出土的轮车配件——瓷质轴顶碗和轴环来看，它们同见于福建、耀州窑等宋代窑址，说明西村窑所用的轮车与耀州窑的基本相同。但从西村窑青釉印花器的残片来看，它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胎骨都比较疏松呈层状。这种现象在西村窑的其他产品或耀州窑的同类产品中都没有见到。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村窑器物胎质含瓷土量少，而该类印花器在印花过程中因反复拍打，把胎土从拉坯中的螺旋式结构改变为层状结构的缘故。而耀州窑的同类产品是高岭土精瓷，在高温下烧结瓷化，因而不会出现层状结构。造成西村窑器胎质粗糙疏松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州本地不产瓷土，其所用瓷土都是从附近的肇庆、东莞、番禺等地以水路运来的，因此胎骨中瓷土含量较少。此外，西村窑的这类印花器残片中大量出现了过烧的现象。
广东宋代的主要窑场都存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仿造全国各名窑的产品。而西村窑、惠州窑等之所以要模仿耀州窑的产品，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和条件：其一是出于商业利润的目的。宋太祖在开宝四年初（971年）取得广州，同年六月就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稍后才在泉州、明州（今宁波）亦设市舶司。朱彧在《萍州可谈》卷二云：“崇宁初，三路（即广南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州最甚。”同时还描述了在广州汇集载货南航的中国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可见北宋时期广州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出口的货物尤以陶瓷器为最大宗。西村窑是北宋年间的窑场，时间跨度大约150年左右，其盛衰正好与广州港的同步。再结合南海航线上出土的西村窑器物，可以肯定地说，西村窑与宋代广州海外交通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二是人口的迁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宋代不断有北方移民南迁，导致广东人口激增。宋平广南时，广东户数只有170 263户。到了约100年后的元丰初年（1078年），广东共有户数584 237户，较前增长了3倍多。（22）当然，增长的户数当中除了移民户，还包括宋初登记时遗漏者和大户改小户者。在这些为数不少的移民当中，很可能会有部分是耀州窑系的工匠，但可惜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或介绍。其三是西村窑、惠州窑等窑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占据了交通方面的地利优势。惠州窑所处的惠州市东平窑头山，北面为东江，西南为西枝江，深得水运便利。西村窑所在的西村，位于广州市区的西北面，属广州市北面丘陵地的边缘，大小岗峦高低起伏。其南面是西场村和南岸村，为低洼地。窑址堆积主要在西场北面的皇帝岗。其西距增埗河约500米（该河源自从化流溪河的一段支流，南流注入珠江）。可见其选址依岗临水，得水运之便——生产所需的原料、燃料均从水道运来，产品也便于从水道外运。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使得西村窑在广州本地不产瓷土、缺乏燃料等情况下，仍能建窑生产，仿造各地名窑产品。
在当时众多的瓷窑中，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南海奇石窑、雷州窑等是生产外销瓷最主要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和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国外的东南亚、西亚等地，和国内的南海交通航道上的西沙群岛海域，出土了不少上述窑口的产品，其中尤以西村窑和笔架山窑的为多。而在广东境内的墓葬和遗址中，它们的产品却不多见。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了西村窑的典型产品如点彩瓶、点彩罐、划花大碗等。同时，在此海域及其他海上贸易相关的地点如海南岛的陵水县海滩、琼山县西行村、西排湾等地，也发现有潮州窑的青黄釉瓶、罐，青白釉小口壶、盒等器物。此外，在这些地区还发现有惠州窑、廉江窑、遂溪窑等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在东南亚地区，印尼曾出土了西村窑的长颈阔口瓶、酱釉和青釉点彩瓶、青白釉喇叭口军持、青白釉绘花碗、青白釉花瓣口碗、青白釉划花碗，青白釉划花加彩绘碗、青白釉乳钉纹点彩小罐、青白釉瓜形点彩小罐、青釉凤首壶、青釉点彩水注和青釉鸳鸯刻花点彩双联盒等器物。在印尼的雅加达博物院，也藏有点彩小罐、点彩小瓶和绘花瓷碟等西村窑产品。同时，在爪哇海底和印尼的其他地区，也打捞和出土有青白釉盒、刻花碗、瓷罐、瓜棱形盘、青白釉刻花碟、青白釉瓜棱形罐、青白釉水盂、莲蓬三联盒等潮州窑产品。（23）在菲律宾出土的众多中国瓷器中，包括有青釉划花罐、划花大盘、鸟形盖盒等西村窑器物和青白釉瓜棱形盒、圆桶形划花盒和瓜棱形执壶等潮州窑器物。（24）在马来西亚也发现不少西村窑和潮州窑的器物。（25）在西亚地区，阿曼曾发现有西村窑的刻花碟，并且出土有南海奇石窑的黑釉翠蓝窑变釉四耳罐。（26）巴基斯坦的巴博地区曾发现有潮州窑的刻瓣莲花炉。（27）在东非沿海许多中世纪的城镇都发现北宋时期的广东青瓷；在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出土了一只西村窑的白瓷碗；在阿拉伯半岛、印度等地也多有发现北宋时期广东的瓷片。（28）
北宋时期广东的许多窑场，都是随着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宋室南渡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使广州称重一时的口岸地位让位于泉州。加之广东地区的制瓷业无论是资源条件和技术基础，都远远比不上闽、浙地区深厚。因此，广东的许多窑场在南宋时都受到严重打击甚或停止生产而走向了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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