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隋唐至宋的繁盛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朝，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将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强大帝国。

隋朝对外交非常重视，继承北齐制度，设置鸿胪寺作为中央专职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20）平定岭南之初，隋文帝下《安边诏》，告诫广州当局不得侵渔前来通商朝贡的海外客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21）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朝在广州建立南海神庙，供奉南海神祝融，以示对发展海外邦交贸易的重视。（22）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从南海启航，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加强了隋朝与南海诸国的友好关系。赤土国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冬夏常热，四时皆宜种植，物产丰富。所产朝霞布、朝云布、杂色棉布、水稻、白豆、黑麻、甘蔗酒、椰浆酒等远近闻名。俗信佛。常骏等人在赤土国先后受到王子和国王的接见，并获宴请及获赠了许多礼物。常骏等人完成出使使命后登船回国。大业六年（610年）春，赤土国王子前来中国晋见隋炀帝。常骏出使赤土国，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是南海海上交通贸易史上的一大盛事。大业年间，“南荒诸国朝贡者十余国”。可考者除赤土外，还有林邑、真腊（又名占腊，为中南半岛古国，在今柬埔寨境内）、婆利（今文莱）、丹丹（在赤土国之南）、盘盘（在马来半岛东岸，暹罗湾附近）等。（23）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唐帝国继承和实行开放政策，使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达到了顶峰，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成为公元7—8世纪世界上最为富强的三大帝国。

有唐一代，不仅礼遇来使，允许外国商民在华贸易定居，资助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准许外国宗教人士来华求法宣教，而且容纳外国才智之士参加科举，在朝为官。充分体现了唐朝政治理念的开明、开放和兼容。

唐朝中枢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参与外事决策，下属设有涉外机构。具体的外事管理机构方面，中央一级设有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地方的外交、外贸管理职能主要落实在以下两个部门：一是镇（道）、边州，二是互市监。前者负责全面的涉外事务，后者专职负责对外贸易，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完善的外事管理体系。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24）由此开启了对广州派驻市舶使的制度，人选一般由地方官兼任，情况特殊时由中央派京官担任，后来也有派宦官担任的，专职掌管外贸事务。并设置专门机构“市舶使院”，以接待外国使节。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管理海外各国从海路前来“朝贡”的事务，接待海外各国使节，护送使臣、贡物去长安；二是管理贸易与税收，从进口货物中征购官府所需要的货品，以及对商船征收进口货物税。市舶使的设立，首创了以专门固定的机构管理外贸事务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前朝的官方贸易为主不同，唐代的对外贸易以私商贸易为主。当时经商已成为广东人谋生的重要手段：“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25）出口商品仍以丝织品为大宗，陶瓷则是新崛起的出口产品。因而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也被称为“陶瓷之路”。进口商品主要有珍宝、药材、香料等。当时的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河南巩县窑三彩陶器和青花器，以及广东生产的青釉瓷器等陶瓷品种，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以及东非地区。

唐代的高度开放与繁荣，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唐朝与国外的交通非常发达，通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的通道主要有七条：“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今越南河内）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以上七条路线，第一条通往高丽（新罗）；第二条通往渤海湾，再由海路通往高丽、日本；第三、四条通往漠西回纥等少数民族地区；第五条通往西域少数民族地区后，再由陆路通向西亚、非洲、欧洲等地；第六条是由陆路通向南亚、西亚各国；第七条就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出发于广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延伸：在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之后，再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历经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约90天（不计停留时间）。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海上航线，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唐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这条通道成为唐朝对外贸易与交通的最重要、最繁忙的通道。

“广州通海夷道”的具体走向，在唐代宰相贾耽（730—805年）所著的《海内华夷图》中有详细的记载。这些内容被收录于《新唐书·地理志》中。而当时海外的一些地理著作，也记载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与贾耽的记载可互相印证。其中主要有：（一）阿拉伯商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aodbeh）的《道里邦国志》，记载了从波斯湾到珠江口的行程：从伊拉克港口巴士拉出发，出波斯湾后往东，沿印度海岸经穆拉（Mula）、斯里兰卡，横渡孟加拉湾，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今菲律宾，折向今越南河内，再向北到达唐朝最大的港口广州，继续航行可到达泉州、杭州、扬州等地。这条航线全程大约需要87天，与贾耽所述接近。只是在具体行程上，不是从中南半岛直接北上广州，而是到达菲律宾后再折回中南半岛，然后再北上。（二）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eiman）的《东游记》，又名《中国印度见闻录》。苏莱曼曾到东方游历，并曾在广州逗留过。他回国后把他的东游行程及见闻编录成书。据他在书中记载，他的东游路线是从西拉夫（Shiraf，即尸罗夫，今伊朗波斯湾港口）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至阿曼苏洽尔港（Sohar），再向东航行约1个月，抵达今斯里兰卡，经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后，再航行数月后到达中国广州。这条航线约需120天。

公元7世纪20—30年代，唐朝与近20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到了8世纪前半叶，与唐朝保持着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70余个。唐代诸番朝贡在贡道、迎送、馆毂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不能随便变更。据《新唐书》记载：“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26）也就是说，海外诸番从“广州通海夷道”来华，在广州上岸，走“北江—大庾岭”道北上两京。地方政府在接待时，既要掌握好外使进京人数，以礼相送，也要礼待其余留下来的使团成员。番使回国，有“报赠”、“程粮”、“传驿”等费用，由中央或地方州府支付。“报赠”即唐朝对朝贡国的赐予和贡物的报酬，在京由鸿胪寺付给，在地方则由州府付给。“计价酬答，务从优厚”。“程粮”是支付给贡使回国途中所需的粮料，按路程远近分等级，由州府付给。“传驿”是官府提供给番使的交通服务。（27）(www.xing528.com)

随着唐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除了中外佛教僧人不断往来交流以外，西亚的伊斯兰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沿着这条海路传入中国，广州是主要的传播通道和流行地区。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等。其信奉者称穆斯林。伊斯兰教于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所创立。伊斯兰教的信仰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信仰（伊曼Iman），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简称“六大信仰”）。实践部分包括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的善功和五项宗教功课（简称“五功”）。所谓的五功即念“清真言”、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从公元7世纪开始，阿拉伯穆斯林就沿着海陆交通线到达了世界各地。他们或是进行贸易，或是旅行，伊斯兰教亦跟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亚、欧、非各地。据威尔士《世界史纲》宣称，穆罕默德于628年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大帝国——拜占庭、波斯和唐朝派遣使节，传播伊斯兰教。派往唐朝的使臣在麦地那的扬布起航，走海路到达广州，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唐朝“对其科学之见解颇加赞许，并助建一清真寺于广东，以备阿拉伯商人之用”。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28）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始于广州，是因为广州是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当时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地，教众多。明人何乔远称穆罕默德有门徒四人，号称“四大贤人”，“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29）始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在广州蕃坊，每逢节日，蕃长就要“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30）

景教为唐人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的称呼。聂斯脱利派起源于5世纪时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由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381—451年）创立。受到聂斯脱利观点的启发，该派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各自独立，强调基督也有人性的一面。这种观点一出，即受到以亚历山大主教和罗马主教为首的基督正统教派的强烈反对，并斥之为异端，聂斯脱利被流放到埃及，其信徒多受迫害，大批逃亡至中东和波斯。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聂斯脱利派的学者在阿拉伯文化的形成中扮演着杰出的角色。聂斯脱利派的教义也传至印度、中国、埃及和中亚一带，某些地方的民族甚至被完全同化。现代该派的代表是东派教会，亦称波斯教会，西方通称之为叙利亚教会或聂斯脱利派教会。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该教阿罗本等人来到唐朝，在长安建寺传教，随后向各地传播。高宗时景教发展至高峰，于各州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31）景教传入中国后迅速本土化，在翻译经典和传教中融入某些儒家思想和佛道内容，因而传播迅速。根据唐代文献，当时的关内道、陇右道、剑南道、河南道、岭南道这五道中，确有景教寺和景教徒活动。（32）开元年间景教与广州官方的关系密切。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景教受到波及，但对广州的景教影响不大。直至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占广州，清洗外国商民，景教才在广州消亡。

摩尼教又称作牟尼教或明教，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立。这是一种将基督教与伊朗马兹达教义混合而成的哲学体系。摩尼吸收了当时西亚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佛教、基督教和其他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在24岁时领导创立了摩尼教，并自称是继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等圣贤之后，由神派遣到人世的最后一名使者，开始传教。其教义的核心为“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暗两宗，指世间一切事物都含有善恶两端。“三际”即世界分为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认为在世界本源时，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即初际，光明与黑暗对峙，互不侵犯。中际时，黑暗侵入光明，二者发生大战，世界因此破灭。后际时，黑暗与光明再次分开，恢复到初际，但黑暗已被永远囚禁，光明战胜了黑暗。摩尼教认为，物质世界出现前，黑暗物质与光明精神互斗，出现后，则是黑暗入侵光明，所以摩尼教反对物质，认为是黑暗。摩尼教有自己的戒律和寺院体制。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Mihr-Ohrmazd）将摩尼教传入中国。据宋代志磐的《佛祖统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敕准回纥摩尼教徒在长安建摩尼寺——大云光明寺。其后又应回纥之请，于荆州、扬州、越州等州建寺。摩尼教流行的地区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因与波斯等国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势力。广州是唐朝最大的港口，聚居的波斯商人不少，摩尼教当有流传。经会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道教、佛教等相结合，历五代两宋仍不衰。自此与下层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旗帜之一。

根据《中国印度见闻录》等文献，广州的外国商民在唐末农民战争中大多不能幸免于难。

南汉建立后，刘氏政权继续推行开放政策，发展南海贸易。大宝七年（964年），后主尊封南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33）南海神封号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显示南汉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

宋代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繁盛的阶段。

市舶制度开始出现于唐代，其核心是官府专卖与抽税，但是在宋代才逐步成为完善的制度的。宋开宝四年（971年），宋朝灭南汉取得广州的统治权，四个月后即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34），负责掌管海外商舶贸易。对于原先严格的官府专卖制度，于淳化二年（991年）开始有所放松：“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舶船，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35）在减少官市的同时，也明确了征收进口商品实物税的比例：“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36）由此，市舶司的官市制度和征税制度开始在宋朝全面实施。整个北宋时期，广州仍然是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大港口之一，享有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宋人陈瓘在《先君行述》中云：“熙宁（1068—1077年）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即广州），不者没其货。”（37）也就是说，前往海外贸易的舶船，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取得公验，经过检查，才得出海。回国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即抽税），否则就要“没其货”。

除了最早的广州市舶司外，宋朝先后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泉州、温州、秀州（今嘉兴、上海、苏州的部分地区）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等沿海港口城市设置了共七处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其中以广州、泉州、明州三处最为重要，合称“三路市舶”。三路市舶之中又以广州最为重要：据宋人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北宋崇宁（1102—1106年）初年，“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

至南宋时，由于边患不断，疆土日蹙，国库匮乏，而且北方被占，迫使南宋政权格外重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以充实国库之需。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38）由此导致了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由于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泉州港的地位一度上升，成为最大的港口。但广州仍是重要的港口之一。同时粤东的潮州港也是一个出入大港。当时的航线仍然延续唐代的路线，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出口货物仍以丝绸、陶瓷和茶叶为主。出口的陶瓷器以江西景德镇窑系影青瓷、浙江龙泉窑系青瓷、陕西耀州窑青瓷、河北磁州窑系瓷器、江西吉州窑瓷器、广州西村窑、广东潮州窑、福建德化窑、磁灶窑和建阳窑等产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