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由于中原地区战乱，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主要依靠水路。岭南相对稳定，作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中心基地和对外贸易港口，广州的首要地位更加突出。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1），从此番禺正式定名为广州，并不断强化其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中心的作用。
东吴黄龙三年（231年），东吴政权派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马来半岛南端），历时十余年，走访了东南亚数十国，把丝绸贸易从中印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扩大到了菲律宾群岛，其意义堪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2）。回国后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土俗》，书中分别记述了他们出访东南亚各国的旅行见闻，记录了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可惜这些书籍已经亡佚，只零星被引用在《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而保留下来一些片断。
东晋南朝时，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开通了经中国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北礁，直达东南亚国家的新航线，大大缩短了近海行驶的弯曲路程。同时也宣告了先秦以来使用了几个世纪的近海航行方式终结，深海航行的开启。由此广州港超过了交州，取代了徐闻、合浦，成为南海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同时也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南方门户。而此时对外贸易的方式，仍是传统的官方商业使团朝贡贸易方式。
此时的中国与罗马帝国也一直保持着海上联系。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2世纪后，不断有罗马人循海路前来中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国（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东吴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孙权大帝。孙权对秦论备加礼遇，并询问罗马帝国的风土人情，秦论认真作答。后秦论在中国活动长达八年之久。（3）
公元281年，罗马派出使臣出使西晋（265—31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西方学者对此次出使到底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存在着争议。英国学者裕尔（H.Yule）认为此次出使中国是由卡鲁司皇帝（Carus，282—283年在位）派遣的。（4）而意大利学者白良佐（Giuliano Bertuccioli）、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则认为是非官方出访。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罗马帝国相继更换了几位皇帝，分别为普罗布斯（Probus）、卡鲁司（Carus）、卡利奴斯（Carinus）和努美利阿努斯（Numerianus）。他们都在位时间不长，为忙于保住皇位，不可能有闲暇遣使远渡中国。同时亦有罗马史料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有一个来自“丝绸之国”（罗马人对中国的称谓）的使团，历经四年的长途跋涉，到达罗马，并献上珍珠、大象和宝石。（5）
公元3—6世纪时，沿着南海到印度洋，与中国海上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主要有：
林邑：在今越南中部。象林之邑的省称。秦汉时为象郡象林县地。东汉末年（192年前后），象林县功曹之子区连自立为王。8世纪后改称环王。9世纪后期又改称占城。“其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趾同。”其民“尤信佛法”。（6）
扶南：在今天的柬埔寨，约在1世纪初建国，是中南半岛上的大国，以海上贸易而闻名。公元1—6世纪，扶南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并把这里经营成中国与印度、罗马、中东和非洲等地贸易的中转站。
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意为“乐土”或“光明富庶的土地”，素有“宝石王国”、“印度洋上的珍珠”的美称。公元前6—前5世纪，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移民至锡兰岛建立了僧伽罗王朝。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来岛弘扬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欢迎，从此僧伽罗人摈弃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从公元5世纪至16世纪，岛内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其风俗与印度大致相同。
锡兰物产丰富，主要物产有大米、甘蔗、芝麻、芒果、椰子、姜黄、生姜、胡椒、香料、蜂蜜、珍珠、玳瑁、云母、红蓝宝石等。同时它地处印度洋上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印度洋上东西方贸易的交汇中心。公元1世纪以前，罗马商人还未能直接到达锡兰以前，即已在印度港口购买锡兰的物产。在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与锡兰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并迅速发展。公元5世纪初开始，锡兰与中国有了正式的使节往来。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年），狮子国（即斯里兰卡）国王致书南朝刘宋朝廷说：两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7）
印度：印度自古即拥有发达的造船业，并具有悠久的航海贸易传统。早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商船经印度洋，向东已远航至东南亚和中国，向西到达波斯湾和地中海。
公元4—6世纪，印度在笈多王朝（约320—540年）的统治下进入中世纪的“黄金时代”。此时大乘佛教盛行，梵文文学、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海上贸易的兴盛，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也传播到了中南半岛、东南亚和中国。尤其是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印度化时代”。
印度物产也相当丰富。据《厄立特利亚航海记》称，从印度出口到地中海的商品多达四十余种，主要有大米、小麦、织品等。而印度从中南半岛和东南亚、中国则进口胡椒、丝绸等。
波斯：波斯帝国是兴起于伊朗高原的古国。波斯人属印欧语系的一支，约公元前2000年代末叶从中亚一带迁至伊朗高原西南部（法尔斯地区），有十个部落（其中六个农耕，四个畜牧）。波斯人曾一度处于米堤亚统治之下。公元前550年（一说公元前558年），居鲁士领导波斯各部落推翻米堤亚王国，建立起阿契美尼德王朝，定都苏萨，是为波斯帝国之始。继而向外扩张，征服了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叙利亚等地，又向东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粟特等。但在和北方游牧部落马萨盖特人作战时，居鲁士失败被杀。其子冈比西即位后，于公元前525年率兵征服埃及。公元前522年，因发生高墨达政变，冈比西在返国途中暴卒。大流士一世镇压高墨达政变和各地起义，夺得政权，实行巩固中央集权的改革，继续扩张领土，帝国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爱琴海及非洲东北部及（埃及）。公元前5世纪初（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波斯不断西进，导致了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希（腊）波（斯）战争，最后以波斯失败告终。波斯的统治激起各地人民的不断反抗，境内经常爆发反波斯统治的起义。公元前4世纪以降，波斯国势转衰（公元前404—前343年埃及曾获独立）。公元前333年，大流士三世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打败，并在公元前330年被杀，波斯帝国灭亡。
古代波斯是东方专制政体的典型，帝国期间西亚各地奴隶制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波斯文化多受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使用楔形文字，造型艺术有较高的成就，如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厅、浮雕和壁画等均甚著名。帝国都城有苏萨、波斯波利斯、巴比伦和埃克巴坦那。产生于伊朗高原的琐罗亚斯德教，大流士一世时被定为国教，并广泛传播，后传入中国，称为祆教或拜火教。
波斯帝国灭亡后，先后为亚历山大帝国、塞书古王朝、安息王国所统治。公元224年，波斯萨珊家族的阿尔达西尔一世（ArdashirⅠ，226—240年在位）起兵推翻安息王国，以戴西丰（Ctesipho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为都城，开始了长达420余年的萨珊王朝统治时期（226—650年）。(www.xing528.com)
图10 波斯银币/南朝/遂溪县窖藏出土（广东遂溪县博物馆藏）
图11 鎏金器/南朝/遂溪县窖藏出土（广东遂溪县博物馆藏）
公元6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控制了波斯湾，几乎垄断了东方贸易，与中国开始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1984年在广东湛江遂溪县出土的一批南朝窖藏波斯银币和金银器（图10—11），正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重要物证。主要器物有：波斯萨珊王朝银币20枚，分别是：沙卜尔三世（Shapur Ⅲ，383—388年在位）银币3枚：正面中间铸一王像，王冠冠上有一圆球。背面图案为祆教祭坛，火坛为二级，星为五芒。祭坛两边各有穆护（祭司）一人。同类银币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遗址也有发现。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 Ⅱ，438—457年在位）银币5枚：王冠前多一新月，周围只绕单一联珠一圈。背面祭火坛为三级，星为六芒。同类银币在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年）五级浮屠石函也有出土。卑路斯（Peroz，459—484年在位）A型1枚和B型11枚：A型的直径2.7厘米，厚0.1厘米，重大约23克。正面铸一半身王像，面目深目高鼻，下颌挂一串联珠，两眉各飘一绸形丝带；头戴王冠，冠两侧带雉堞饰物，上并展一翅膀；冠顶铸一新月，环抱一圆球。背面中立祭坛；坛柱两侧各飘一串珠饰，火焰左侧铸一五角星，右侧铸一新月；下部站立一祭司，祭司左旁刻有铭文。B型的正面王冠后无雉堞饰物，背面亦刻有铭文。金银器有：波斯银碗：通高8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7厘米。习称十二折银碗，题有铭文。其文字与伊朗北部、乌孜别克撒马尔汗近郊出土的银碗所题的阿拉美文题铭相吻合。而阿拉美文字曾使用于萨珊王朝时期的东伊朗地区的粟特和花剌子模。因此遂溪出土的十二折银碗可以归类为萨珊式银器中的“东伊朗组”。根据汉末粟特人在交趾定居的记录，也证实了东伊朗人包括粟特商人在南朝时在岭南沿海地区的活动。银簪：多件，残长3.5—4.0厘米不等。簪头为花瓣形，尾端残断。器身饰圆圈纹。从器形和装饰工艺风格来看，应该是舶来品。鎏金器：圆窝形，高7.2厘米，口径8.3厘米。捶击成形，里外鎏金，器表錾刻鱼、鸟、飞凤、莲瓣、唐草纹等纹饰。金镯：直径8.5厘米，厚0.4厘米，素面无纹饰。银镯：共13件，直径8—8.5厘米，厚0.9—1.5厘米。左边1件器表錾刻四瓣十字花纹，右边12件光素无纹。（8）
三国时期，东吴掌控着东南沿海地区，出于对经济和战略的目的，孙吴政权尤其重视海外贸易，因此而大大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孙权经常以对外贸易所得的物品换取战略物资：嘉禾四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权曰：‘此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9）
广州成为重要的直接外贸港口，是到了西晋时期才有文献正式记载。据东吴、西晋两朝为官、入晋历任苍梧、交趾二郡太守的文学家殷巨记载，“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众宝既丽，火布尤奇。”（10）文中的“经于广”，即经广州。到了东晋时，到广州贸易的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国家商人不断增多。《晋书》云：“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11）这段文字说明，当时广州的外国商人已有不少，并且违反政府的规定，私运铜鼓出口以牟取重利。
南朝时许多外国贡使和商船均以广州为终点港，前来朝贡和贸易。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诃罗陀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国王向宋文帝上表云：“伏愿圣王，远乘覆护，兼市往反不为禁闭。……愿来广州时遣舶还。”（12）刘宋末年，扶南国王亦派商人到广州贸易：“宋末，扶南王姓憍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13）
随着外商的纷至沓来，中国人对这些国家以及相互间的航道也不断地加深着认识。在《南史·西南夷传》中就有不少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如：“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州上，去广州二十日行。”“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重要商贸通道，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佛法的传播，也正是得益于这条航路的畅通与兴盛。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通过陆路（西域）和海路（南海丝绸之路），逐渐传播到我国内地。由于两汉之际战事四起，社会动荡，因此佛教关于灵魂不死、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等说法深得民众接受，传播迅速。两晋南朝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海路往来于广州与海外的中外僧人逐渐增多。西晋时期，天竺僧人耆域和迦摩罗先后从海路来到广州传教，并在广州建造了三归寺和王仁寺。东晋时，罽（jì）宾（Kophen／Kapisa，古代中亚东北部的一个国家，在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乘商船来到广州传教，建造了王园寺（今光孝寺），该寺庙一直保留至今。（14）此外，这一时期从海路来到广州传法的外国高僧主要还有求那罗跋陀、求那跋摩（译名功德铠）、求那跋陀罗（译名功德贤）、僧伽跋陀罗（译名众贤）、达摩菩提等。他们有的到达岭南后，继而进入内地传法。有的不仅带来许多梵文经典，并把它们译成中文，甚至有的还能用中文著述，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菩提达摩（？—535年），中国禅宗初祖。南天竺婆罗门人，原名菩提多罗，是南天竺香玉王的第三子。禅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到该国传法，菩提多罗从般若多罗学法，很得般若多罗的赏识，般若多罗就给他改名为达摩，意译为道法，是达摩已通达到法的意思。南朝时“寄载商舟，以梁大通元年（527年）达南海”传法。（15）他在广州创建西来庵后，又到金陵，再转至嵩山少林寺，传衣钵于弟子慧可，并传《楞严经》四卷。《楞严经》成为中国禅宗的主要经典，达摩也成为中国禅宗的始祖。后世弟子为了纪念他，把他当年初到广州时登陆的珠江边的绣衣坊码头称为“西来初地”。如今下九路的西来正街、西来西街、西来东街等街巷名称都是为纪念达摩禅师传教命名的，都与“西来庵”的名字有关。经过多年的沧桑变化，西来初地现在已成为广州荔湾区的内街了。
西印度优禅尼国高僧波罗末陀（译名真谛）于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年）从海路到达南海，于南朝梁太清二年（548年）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因当时江东混乱，又经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始兴（今广东始兴县）等地返回广州，翻译大乘佛教入门概论《大乘起信论》，在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译讲《摄大乘论》、《俱舍论》等。他在广州居住了12年，译经书49部，开创了摄论学派。于南朝陈天嘉五年（564年）在广州逝世。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的僧人也纷纷从陆路和海路前往佛国天竺，求经学法，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法显，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也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
法显（约337年—约422年）俗姓龚，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他因慨叹僧团规范与经律之残缺，乃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沿陆路西行去天竺求经学法。他们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葱岭、中亚，历尽重重困难和异常的险阻，最后到达印度。法显在阿育王的故乡、摩揭陀国都城巴连佛邑，即今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巴特（Patan）留学3年，学习梵语，抄写经律，搜求到经律论六部。然后沿恒河而行，于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到达古印度东北部的著名海港多摩梨帝国（Tamralipti），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加尔各答西南的坦姆拉克（Tamluk）。义熙五年（409年），法显“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狮子国是印度洋上的交通贸易中心，素有“东方十字路口”之称。相传佛祖曾来过这里。法显居住在阿努达拉普拉古城的阿跋亚耆厘寺院，继续搜求经律，抄得中国所没有的经律四部。义熙七年（411年）秋天，当法显在王城北部著名的无畏寺的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时，即刻勾起无限的思乡情怀，于是决定回国。他先乘坐一艘可乘200余人的大商船，计划从狮子国启程，横穿孟加拉湾东行回国。初启程时，“得好信风”，行船顺利。但秋季是北印度洋季风交替的时节，风向不稳定，启程后两天便遇到风暴，“船漏水入”。（16）法显被迫漂泊至一小岛。（17）待退潮后修补船的破损处，再继续前行。行90日到达耶婆提。（18）法显很可能是因风暴而偏离了正常航向，沿苏门答腊诸岛的西南岸前行，到达苏门答腊岛东部。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5个月等候季风。义熙八年（412年）春，法显再次搭乘一艘可载200多人的大商船，携备50日的粮食朝着广州开航（他听同船的商人说通常行驶50日即可到达广州）。因途中再遇风暴，误期错过广州，最后到达今山东海岸。法显虽然没有在广州登岸，但从商人口中所说的“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说明商人们在这条商路上已多次往来，十分熟悉了，并且商船的终点港通常就是广州。
与法显一同西行的同行者，或者中途返回，或者亡故于天竺，或者留住天竺不归，唯独法显一人东还回国。回国后，法显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法显翻译的经律，对大乘教义的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摩诃僧祇律》，对当时中国僧伽来说，成为戒律的准绳。其后法显又将其取经求法的经历写成闻名中外的传记《法显传》。《法显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为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法显传》弥补了古代印度缺乏正史的不足，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重要参考文献。
除了法显外，这一时期西行求经的僧人还有西凉僧人智俨、幽州僧人李勇、高昌僧人道普等。智俨曾赴克什米尔，与当地高僧觉贤一起从陆路赴印度，从印度走海路回中国，与法显一样在山东青州登陆。后来智俨又一次乘船到天竺。李勇也是从陆路到印度求经，后“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道普在印度随船舶回国，在青州登岸。（19）可见，许多僧人首次西行时，往往选择传统的陆路。当他们在印度了解到中国与南亚之间海路交通的繁荣时，回国之路即选择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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