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外销陶瓷：早期东西方航线的对接

古老的中国，拥有美丽的河山和骄人的文明。从东北辽宁的鸭绿江畔，到南海之滨的广西北仑河口，绵延1.8万余公里的海岸线，孕育了华夏古国灿烂的海洋文化。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是中国的海洋大省。南海是我国五大海域中最南端的边缘海，以热带海洋气候为主，拥有独特的季风和海流资源，与相邻海域交通便利，是我国远洋航行的必经之地。早在先秦时期，发端于广东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即已形成。广东省内河流众多，直接或间接流入南海，形成了无数大小的河口和港口，成为发展航海的天然良好资源。因此，自古以来，广东在南海海上交通贸易方面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这条海路上输出的货物，主要有丝绸、陶瓷器、茶叶等。唐宋以后，陶瓷器的出口崛起。因此也有的学者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

地处祖国大陆东南方的岭南地区，是古代东方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袤的南海海域，培育了岭南人勇于进取、开放包容、敢于探索和创新的文化特质。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刨木制舟，跨洋越海，逐步学会和利用季风、洋流等天文知识，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地建立了海上交往，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从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我们已隐隐可见先民们与海洋打交道的情景。西汉刘安所著《淮南子·原道训》言：“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利刺舟。因之也。”记录了南越人山处水行，善于舟楫的生活特质。

在今天的环珠江口地区，考古发现也展示了不少与海洋有关的信息。距今六千五百至五千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域涵盖珠江口沿岸及其岛屿的珠海淇澳岛、深圳咸头岭文化遗址，出土了绘有水波纹、波浪纹的彩陶（图1），以及某种与海神有关的图像。（1）此外，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可能与“树皮布”有关的石拍。树皮布在我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一种以植物的树皮为原料，经过拍打技术加工制成的无纺织布料。西汉韩婴所著的《韩诗外传》中有对它的最早记载。宋代《太平寰记》、元代《文献通考》和清代《黎岐纪闻》等书籍中也有相关记述。我国海南岛的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棉麻纺织布料发明后，仍沿用这种布料，至明清时期才停止使用。而在先秦时期，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均分布有“树皮布文化”（2）。可见，以海洋相连的环珠江口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在远古的年代已有一定的联系。

地处粤北的石峡文化遗址（距今4800至4300年），与地处粤东的海丰，均出土了与浙江良渚文化相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琮（图2）。这种联系，当以海道为主。（3）

分布在粤东北饶平一带山区的、属于商周时期的“浮滨类型”文化陶器，以青釉大口尊为代表（图3），同样也在沿海各地同时期的遗址、墓葬中被发现。如香港蟹地湾、过路湾、菝仔园等遗址（4），深圳咸头岭村墓葬和南山向南村遗址（5），珠海亚婆湾遗址（6），东莞村头遗址（7）等。

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博罗横岭山墓地群，出土了大量原始瓷豆和器形与之相似的陶豆（图4）。它们都是博罗园洲龙窑的典型产品。（8）相近的原始瓷豆和陶豆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有发现。主要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9），深圳叠石山、大梅沙、鹤地山、九祥山、铁公坑等遗址（10），珠海金鼎外沙、沙煲地、鸡山遗址（11）等。当博罗园洲龙窑窑场衰落后，位于惠阳平原中部、在园洲龙窑窑场北部20公里处的银岗窑场发展起来并替代了它（12）。同时，增城西瓜岭龙窑窑场的产品也在珠三角一带流通（13）。这些都说明了在先秦时期，珠三角地区和周边的惠阳平原地区，已形成了陶瓷贸易圈，并且这个圈子通过水路扩展到了沿海地区及其附近岛屿。

在珠海、香港、澳门的一些海湾岛屿或山坳上，发现了几处先秦时期的岩画。这些画面所反映的信息，也包含了人与海洋的关系。

图1　水波纹陶豆/新石器时代/广东珠海淇澳岛出土（珠海市博物馆藏）

图2　玉琮/新石器时代/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3　青釉大口尊/商/广东饶平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4　原始瓷豆/春秋/广东博罗横岭山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岩画发现于1989年。高栏岛位于珠海市珠江口西南，宝镜湾位于高栏岛西南部（图5）。该处的天才石、宝镜石、大坪石、藏宝洞共发现四处六幅岩画。在高栏岛从半山腰到山脚一带，分布了几处古遗址，遗迹有红烧土和窑址，遗物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包括有梯形锛、腰形网坠、双肩斧、环、砧等器形；陶器有夹砂陶直口罐、泥质陶矮圈足罐等器形，纹饰有弦纹、波浪纹、曲折纹、曲折加点纹等。从这些石器和陶器的器形、纹饰分析，宝镜湾遗址的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千年。天才石岩画主要有人物（高约26—27厘米）、船（长85厘米）、波浪纹等图形；宝镜湾岩画有圆形、半圆形、水和云形等图形，结合当地有“东日映西日，宝镜照芒卵”的传说，该处岩画被认为是反映海滨日落的景象；大坪石岩画以一条大船（1.5米×0.4米）为中心，周围有众多舞蹈着的人和动物形象；藏宝洞岩画共有三处：东西壁各一幅，另有一小幅。其中东壁上的一幅画长5米、高2.9米，是整个遗存中最大、保存最好、内容最重要和最丰富的一幅。整个画面以繁密的线条、圆点和抽象的图案，把人物、船、动物等图形连成一个整体。当中还有云雷纹，是广东新石器时代陶器和先秦时期铜钟常见的纹饰。因而藏宝洞岩画的年代应属于青铜时代，至迟不晚于春秋。

1992年在珠海平沙连湾山葫芦石也发现一处岩画。连湾山山坡连着沙滩，面向平沙古海湾。在沙滩曾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夹砂陶釜和泥质陶罐残片，以及明清时期的陶瓷残片和铜钱等。葫芦石岩画在古遗址东去约300米处，画面由三组图案构成，长与高分别为0.90米×0.65米、1.60米×0.75米、1.20米×0.80米，每组图案旁边都凿有一小洞。其中有一组图案，在显要的位置凿刻着一对连环形螺旋纹，与在连湾山周围古遗址中所发现的云雷纹陶片有相似之处，雕刻技法粗中有细，由此可推断出该处岩画的年代应是青铜时代。（14）

图5　珠海高栏岛岩画/春秋

香港岩画主要有位于大屿山的石壁岩画、长洲岩画，位于香港岛的黄竹坑岩画、大浪湾岩画、龙虾湾岩画，蒲台岛岩画，东龙洲岩画和滘西洲岩画等。其中位于香港东部的东龙洲岩画，在王崇熙编于1819年的《新安县志》中就被记载为“石壁画龙，在佛堂门，有龙形刻于石侧”。这是香港目前已知最大的和发现最早的一幅岩画。其余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先后被发现。画面也是阴纹凿刻而成，内容基本上是抽象几何图形和鸟兽纹，未见人物和船形。在上述岩画附近的多处地方，如南丫岛深湾，大屿山石壁、长洲，屯门涌浪、龙鼓滩，港岛舂坎湾等地均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出土的石器、几何印纹陶、青铜器等，无论器形和纹饰，都与广东环珠江口地区出土的同时期遗物相同或相近。可见香港的岩画与珠海高栏岛岩画一样，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作品。

澳门岩画位于寇娄岛卡栝湾朝南的山谷里，发现于1982年。内容有棋盘岩画、船只岩画和附近岩石的小圆穴等。澳门岩画的船只图形比珠海高栏岛的船形更具象，因而年代应该更晚一些。小圆穴呈杯状或半球形，直径约10厘米、深约5厘米。这是史前岩画较多见的题材之一，一般被认为是女阴的象征，是史前人类生殖崇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棋盘岩画的图形与广东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的纹饰有关。在岩画被发现之前，在寇娄岛、黑沙、竹湾等地曾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因此澳门卡栝湾岩画的年代，应该也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15）

从上述岩画的地理环境、画面内容等不难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南越先民们即已善于造船行舟。而且在环珠江口地区的数百处先秦古文化遗址中，大多是沙丘和贝丘遗址。这些遗址中往往堆积了厚厚的蚝壳、蚌壳、螺壳、贝壳等水生物的废弃物，同时还出土了不少石（陶）网坠。可见，一方面捕食水生物是这里居民的主要经济手段之一，海洋捕捞的生产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南越先民已经掌握了近海行船和停船的技术。

有确凿史料记载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汉平南越相吕嘉叛乱（公元前111年）后，即派遣黄门使者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自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也就是说，汉代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驿长。黄门使者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率领应募商民，船队从徐闻港（今徐闻县境内）、合浦、日南出发远航，到达马来半岛的都元国，新加坡之西的皮宗国，缅甸境内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贩去黄金与丝织物，贩回琥珀、玛瑙、水晶、玻璃与香料等（这些东西在广东汉墓多有出土）。沿途受到各国的友好接待，供应粮食，派船接送。如果不遇劫、不遇险，往返也要2—3年：去程12个月，返程10余个月。这就是有史料记载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当时汉使所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先秦时期民间和番禺（今广州）地方官早已开通的路线，行程从番禺（今广州）出发，到达印度半岛的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带。当时的贸易方式，是官方商业使团贸易的方式。

由于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局限，航海只能沿近海航行，以地文导航为主要手段。也就是说，靠日常实践中摸索出风向、风力、洋流、沿途气候的规律，以及所经岛屿的方位及地貌、海水的颜色等，来作为导航的主要手段。观星象等天文导航的手段，在当时只起到辅助作用。而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众多，也正适合这种近海航行、沿途港口和岛屿停靠补充给养、短距离航行累加的航海方式。因此，在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中，并没有发现水手因长期航海而缺乏某种营养而得病的记载。

黄支国多次出现在汉代的文献中。如《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同书《王莽传》说“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据学者考证，“黄支”是来自梵语Kanci，也即《大唐西域记》所提到的“建志补罗”。“建志补罗”译自梵语Kancipura，意为“建志城”。位于印度南部的现代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Conjeevaram）市，现在仍沿用这一古名。（16）

“都元国”可能就是唐代贾耽所提到的“都越国”。其名字可能来源于今马来亚半岛东南部，靠近新加坡海峡的一条河流Dungan。“邑卢没国”应即《唐书·南蛮传》中所说的“拘蒌密”，在今天缅甸南部的锡唐河的入海处。“谌离国”为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古国“蒲甘”。“夫甘都卢国”为旧蒲甘，即今缅甸太公城，濒临孟加拉湾。“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皮宗国”应是马六甲海峡东部的香蕉岛（Pidang岛）。（17）

广东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不少船体模型，也从实物资料方面证实了这条海上贸易通道的繁荣。主要有：广州皇帝岗西汉墓分别出土了两只木船：其中之一船上有五人掌楫，船体中部有船舱；另一只船出土时因残朽而无法复原，但从残件可知该船有四舱，是规模较大的楼船。广东德庆县高良官村出土的陶船模型，船体头尾翘起，船首有船舱，船中部分两舱，尾部设有舵室。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船体甲板上建有两舱，船尾设望楼，从船头到船尾可见有八根横梁，船头系锚，船尾设舵以扶正航向，船头处有三根桨架，结构复杂（图6）。（18）

此外，据史籍记载，广东徐闻、合浦（今属广西）县在汉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港口，汉政府还在徐闻设置专门的官员管理商业贸易。唐代李吉甫编撰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言：“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彦曰：欲拔贫，诣徐闻。”（19）可见在两汉时期，广东地区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平，中央政府已派专职官员介入海外贸易，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已相当成熟了。

可以证实上述观点的，还有出土于两广地区的属于两汉时期的西方舶来品。1983年广州象岗发现的南越王赵墓，约葬于西汉武帝元朔末至元狩初年（约公元前122年）。墓中出土的花瓣形银盒（图7），与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刘襄墓出土的银盒一样。这种银盒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和安息王朝（公元前247—224年）银器的常见之物。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盖纽和圈足都是后来加配的，盒盖上还刻有汉字铭文。出土时盒内仍残留一些药丸，对此有学者认为是赵体弱多病，药丸是其常用之物；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从西方异国送来的不死灵丹。另外，墓葬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还发现许多乳香，呈树脂状，重26克。乳香主要产于红海沿岸，当时罗马商人又频繁活动于红海海域，因此这些乳香很可能是经罗马商人贸易而来。西耳室的陪葬物中还有一捆象牙，共5支，并排堆放，最大的长126厘米，十分粗壮。此外还有刻画象牙、象牙算筹、象牙雕刻残件等。经鉴定，这些象牙为非洲象的象牙，应该也是舶来品。（20）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三件玻璃碗（图8），经化验为钠钙玻璃，与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玻璃中心的产物相近，而与以铅钡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玻璃完全不同。因此，这几件玻璃碗应该也是外来商品。该墓葬属西汉中期，相当于公元前1世纪。目前这几件玻璃器也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广州游鱼岗汉墓出土的琉璃珠、玛瑙珠、料珠等饰品，也是舶来品（图9）。（21）广西合浦县风门岭也发现了一件东汉年间的天蓝色罗马玻璃碗。（22）这些出土器物，与古籍上的记载也是相吻合的。《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果布是马来语Kāpur的译音，即龙脑，汉代用于熏香。可见，在先秦至汉时期，番禺（今广州）已是一个繁华的都会，来自海内外的货物都云集于此。而这些货物的来来往往，在当时主要是靠水路来完成的。

图6　陶船/东汉/广州先烈路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7　银盒/西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8　玻璃碗/西汉/广州横枝岗出土（广州博物馆藏）(www.xing528.com)

图9　珠串/西汉/广州游鱼岗出土（广州博物馆藏）

古代从西方走向东方的航线，主要是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在公元前3000年代，地中海是联结两河流域、古埃及的桥梁。经营这一区域航线的，主要有腓尼基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等。

腓尼基人是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称为闪美特人，又称闪族人，生活在今天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他们曾经建立过一个高度文明的古代国家。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腓尼基城邦的繁荣时期，他们以迦太基（Carthage）为基地，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众多的城邦和商业基地，曾经掌控地中海地区的海洋贸易长达3000年之久。

腓尼基人在古代世界以善于和勇于航海，并且精于经商而著名。他们驾驶着船只涉足了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地中海沿岸的每个港口都能见到腓尼基商人的踪影。据说，腓尼基人驾驶的船只向北到达过今天法国的大西洋海岸，以及到达不列颠，向南甚至远至好望角，他们经常同西非的黑人进行交易。他们踏波地中海，还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经常出没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今天，直布罗陀海峡的两个坐标就是用腓尼基的神来命名的，被称为“美尔卡尔塔”。由于腓尼基人的历史当时都是记录在羊皮上，经日久风化和氧化已荡然无存，今天我们对腓尼基人的了解均来自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记载，因而是无法全面的。今天，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腓尼基人的基因进行了科学研究，认为今天的黎巴嫩人与腓尼基人最为接近。

腓尼基人制造的海船有两类。一类是商船，用于贸易和捕捞海洋生物，船形宽大，底部是圆形平底，故称“圆形船”，船上装有一张风帆，以风为动力。另一类是战船，用于战争，船体狭长，故称“长形船”，配备50名划船水手，行驶迅速。公元前1200年，腓尼基人建造了双层桨帆战船，划桨手增至96人，航行速度更快。之后又制造出三层划桨战船，行驶速度和战斗力均大增。（23）

腓尼基人开辟的地中海航线包括北、中、南三条。北方航线是经希腊及其周边岛屿，紧贴地中海北部海岸，穿越奥特朗托海峡（Strait of Otranto），经意大利南部海岸，直抵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中部航线是穿越地中海中间，以海中岛屿为依托，如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马耳他群岛、西西里岛、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等。南部航线沿非洲海岸一路延伸，直至直布罗陀海峡。腓尼基人在这条航线上建立了不少驿站，如尼罗河三角洲各城市、撒丁岛的诺拉（Nora）、比尔萨山丘的迦太基（Carthage）等。（24）

古埃及人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古代文明。据考证，古埃及人是由来自东非内陆的含米特人原住民和来自西亚的闪米特人迁移者融合成的，他们的语言属于闪含语系，与今天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有血缘关系。在公元前5000年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埃及人已拥有了较为发达的农牧业。约公元前4000年代，尼罗河谷地已形成了约40个小王国。至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这些小王国开始互相兼并，在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下埃及王国，在其南边则形成了上埃及王国。由此在上、下埃及形成两个奴隶制王国。公元前3000年代，全国统一，是为早期王朝。历经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700—前2200年）、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780年）到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年）。古埃及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知道制造黄铜，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至古王国时期的第二王朝时青铜从西亚传入埃及，到了中王国时期才普遍使用。在我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时，古埃及人已建造了高耸雄伟的金字塔。最著名的是建于公元前2680年至公元前2560年间第四王朝时期的胡夫金字塔，高达146.5米，塔基边长230米，所用石料每块重达半吨，共用了大约230万块。这是近代巴黎埃菲尔铁塔建成以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古埃及人起初创造的是象形文字，之后这些文字迅速演变为音节符号和标意符号，最后演变为24个字母，成为拼音文字。在距今6200多年前，古埃及人按照尼罗河水的涨落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太阳历，我们今天通用的公历，都源于这种历法：一年为365天，分12个月，每月30天。每年分为3个季节，每季4个月。末月另加5天。一年的天数与太阳回归年仅差1/4天。

埃及地处红海与地中海之滨，尼罗河由南向北贯穿全国，流入地中海。古埃及人很早便开凿了尼罗河通往地中海的运河。这条运河在历史上多次重凿、疏通。古埃及人因处在印度洋水系的红海和大西洋水系的地中海之间，得地利之便，很早就成为善于航海的民族。古埃及的壁画中有许多行船的场面。1954年在狮身人面像后齐阿普斯金字塔旁出土了一条距今4700年的“太阳船”残骸。经过西方学者的多年研究，终于复原了这条船。这条船的每块船板四角均凿了眼洞，板与板之间就是用椰棕绳穿过眼洞联结起来的。学者们称之为“缝合”船。这种造船技术和工艺后来被许多西亚国家所接受，一直使用至中世纪。（25）

在公元前8世纪时，古希腊已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与文化中心，在西西里岛东部、亚平宁半岛南部和北部非洲的地中海各地，建立了他们的城邦和殖民地，与腓尼基人、依特鲁立亚人竞争。据说古希腊人的商船是一种圆形船，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但是他们的船比腓尼基人的更大，长约40米，船舷更高，货舱更宽大，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古希腊的战船也更为精巧，有两到三层。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的战船长40米，在三层桨帆，船尾两边各有一支长桨作为舵，船中央竖立一根桅杆以高挂长方形风帆，配备170名水手，设备设施先进，航速快，宜于长途征战。（26）

公元前4世纪时，在古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崛起了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Macedon，公元前382—前336年）于公元前338年征服了希腊。随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等地，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把古希腊文明传播到中东各地。此时希腊马其顿人的势力到达了中亚和印度，由此打通了对东方贸易的海陆路通道。

利用季风于航海是古代社会的一大进步。据说是阿拉伯人最早发现和了解了季风。因为语言学家指出，希腊语“季风”（monsoon）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季节”（mauzim）。然而目前还没有发现阿拉伯人利用季风的确凿证据。公元前1世纪，希腊航海家希帕罗斯（Hippalus）利用季风，从红海口越过阿拉伯海，直接航行到印度。（27）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项重要创新，现在这种季风就是以希帕罗斯的名字来命名的。

古罗马人在公元前5世纪初摆脱了依特鲁立亚人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征战中迅速崛起，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军团通过3次布匿战争，消灭了地中海大国迦太基（Carthage），并把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纳入了帝国版图，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罗马人称之“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古罗马人非常善于航海。1998年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在比萨市的一个火车站工地，发现了9艘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罗马沉船。沉船保存完好，装满了用以盛载葡萄酒的希腊式安佛拉式罐和罗马式阿雷蒂内陶罐。

罗马人的造船技术是学自希腊人的，但有了不少改进。最重要的改进表现在多桅多帆上。罗马船的中央立有一根主桅杆，船头有辅桅。有的船出现了一根桅杆上挂了多张风帆。这是罗马人史无前例的重大改进。此外罗马人还发展了多种桨帆船，在三层桨帆船上设置两桅两帆，使船只在45度角的侧风下也能迂回航行。

古罗马人也非常积极和热心于从事海上贸易。公元前1世纪中叶，地中海的罗马商人也领略到了季风在航海中的用处。他们频繁来往于罗马城至埃及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地中海航线，并溯尼罗河而上，开辟埃及贝勒尼斯港至印度西海岸的红海航线，以打破安息人对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垄断。我国古籍《后汉书》载：大秦（即罗马）“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28）

西方有关古罗马与东方海上交通与贸易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Erythraen Sea），作者佚名，是古希腊的一位航海家。他可能是定居在埃及贝勒尼斯的希腊商人，专门从事埃及和印度的海上贸易。书中记述说：“在那些利穆利（Limurie）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k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市场，这几个地方互为邻居。其后可达恒河。恒河之滨也有一个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经过这一地区（金洲，即马六甲）之后，大海在极北端就流到了一个叫秦国（Sino）的地方。在那个大陆内有一座大城市叫秦尼（Thinae）。棉花、生丝和丝绸都从那里被肩挑人扛运往大夏国，一直到达婆罗羯车（Barggaza，今印度的布罗奇），同样也经由恒河从南印度而出口。要进入秦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很少有人从这一地方来。”（29）所谓秦尼（Thinae），是来自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秦”（Cina）。书中还描述了非洲、西亚和印度海岸不同航线、港口、风向、季风、水流以及各个港口的居民、物资等方面的资讯。其中着重介绍了当时的四条重要航线：一是沿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到卡尔达富角的南端；二是从红海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达波斯湾深处；三是沿印度海岸航行；四是通向中国的航线，但是不明确。（30）

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y Secundus，23—79年）所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是集当时罗马人知识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其中有关于中国（赛里斯国）和丝绸的叙述：“赛里斯人以他们的森林里盛产毛织品著名。他们从树叶中采取白绒丝，然后加入水，最后由妇女们承担络丝和纺线的任务。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复杂的技术，才从那样遥远的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琳琅满目、绚丽多彩的产品，这才使罗马贵妇们身着透明的服装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赛里斯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但又与野蛮人很近似。他们不与其他民族交往，仅仅坐等买卖上门。……赛里斯人的身材超过了普通凡人，红头发，蓝眼睛，嗓门粗糙，没有互相交流的语言”。这是罗马人在还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之前，对中国和中国人并不真实的认识。但书中对于中国丝绸在罗马所引起的疯狂，确是真实的描述。来自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人疯狂追逐的奢侈品。在奥古斯都（Augustus，又译作屋大维，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时期，罗马贵族穿丝绸衣服由时尚风潮变成了一种公害。因为罗马既不能生产也不能直接从东方获得丝绸，只能从安息商人手中购买，价格昂贵得惊人，一匹丝绸的价格和与其重量相等的黄金相当。巨大的需求造成了罗马对印度的贸易是进口大于出口，因此而迅速消耗着罗马的黄金储备。罗马帝国每年需要支出数以千万计的黄金，用以平衡与东方贸易的差额。

与汉朝和罗马帝国同时期的，还有印度的孔雀王朝，它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正是印度半岛和古印度人，成为东西方航线对接的关键所在。

印度半岛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一大片半岛形陆地，因面积小于通常意义上的大陆，故又称印度次大陆或南亚次大陆、印巴次大陆。它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地处连接东西方的关键位置。

印度的远古文明遗址首先是在印度哈拉巴地区发掘出来的，所以通常称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这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哈拉巴文化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从已经发掘的城市遗址来看，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城墙高大，城中建筑大部分用砖头砌成，拐角处为方便交通而将墙角砌成弧形；城市建有砖砌成的拱形排水系统；城内居民使用井水，井壁亦用砖砌成。这一文明延续了几百年之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18世纪灭亡。哈拉巴文化衰落后，由印度西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Ariya）在印度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西北部，逐渐向南扩张。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相传在印度形成了16个国家。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至公元前4世纪，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起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在这一时期，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遭到波斯帝国的入侵。波斯人统治印度河流域近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才一度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征服。旃陀罗笈多领导了反马其顿的起义，在驱逐了侵略者后统一了北印度，不久又推翻了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从而建立起古代印度最为强盛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1年—前324年至约公元前187年），即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因其创造者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孔雀家族而得名。到了旃陀罗笈多儿子宾头沙罗统治时期，孔雀王朝已控制了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孟加拉湾、德干高原以及远达阿拉伯海的广大领域。阿育王就是这强大王朝的继承者之一。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在位时国势强盛，统一了除印度半岛南端以外的印度全境，并定佛教为国教，到处派遣传教士到各地宣传佛教，一时亚非欧三洲都有佛教徒的足迹。佛教因此成为世界重要宗教之一。孔雀王朝约公元前187年为巽加王朝所取代。

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生产力有很大提高。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已非常普遍。农产品种类增多，农业占有显著优势。纺织、金属加工和造船等手工业都有发展。

当时的印度人通过陆路（经缅甸、云南）和海路（经东南亚）同中国保持联系，同时也和两河流域、埃及、罗马等地有较活跃的海上贸易关系。古印度的商船在公元前4世纪时已控制了许多海外市场，他们用印度船只或中国船只把胡椒等香料从印度或经由印度运往西方。

善于海上贸易的罗马商人，在到达印度后，很快便知道了印度洋通往东方的海道，并迅速东进。并且很快在罗马文献中出现了相关的记载。公元初年以希腊文写作的作家，把今天印尼苏门答腊地区称为“金洲”（Chryse），而印尼和中南半岛正是古代印度洋地区生产黄金的中心。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遣的使者从日南向汉朝“进贡”象牙、犀角、玳瑁等物品。安敦即古罗马皇帝马尔古斯·奥列尤斯·安东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汉籍中没有记录这位使臣的名字，而拉丁语文献也没有见到任何有关的记载。而且这位“使臣”所携带的礼品，并非罗马特产，而是印度、东南亚等地的特产。因此，这位“使臣”应是一位罗马私商，冒认为“使臣”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商贸上能获得便利。

无独有偶，在罗马“使臣”之前，已有中国商人也是冒充“使臣”，向罗马皇帝进献。据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家福罗鲁斯（Florus）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史纲》中，《安息人的和平与奥古斯都的加冕礼》一章中记载，公元前30年代，有赛里斯人与印度使臣一起来到罗马宫廷，进献大象、宝石与珍珠。他们的航行历时四年。并描述说，从这些人的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天地”。（31）可见，是西汉商人到达印度后，得知印度有海路可通达大秦，便与印度商使一同远赴罗马。同样，汉籍中也没有见到任何有关这次“出使”的记载。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以汪洋大海相连的东西方，以货物贸易为动力和桥梁，在公元前1世纪时，终于实现了海路的对接。这一时期出口的货物，最主要的是黄金和丝织品，进口的主要有珍珠、玳瑁、琥珀、玛瑙、犀角、象齿、琉璃、水晶、香料等。贸易的方式，以官方的贸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