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5年，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官同往常一样，在紫宸殿朝服列班，等待文宗皇帝李昂上朝。未几，文宗的玉辂缓缓而来。此种皇帝专用龙舆气象庄严，左饰青龙，右饰白虎，金凤展翅及虚文鸟兽图形附于后板，正前方轩敞，设有高高的青盖，下方有黄里锦绣黄龙的尘障，朱轮密辐，前行时震声隐隐，噪音很小。
文宗坐殿，朝臣们等待金吾将军像往常那样趋前上报“左右厢内外平安”。按朝仪，走了这个过场后，大家就应该如约议事。
不料，金吾将军韩约没有如常行事，反而高声奏称：“听事房后石榴树上，昨夜降下甘露，特向陛下禀报。”
文宗皇帝故作欣喜状，宰相也忙率百官齐齐拜舞，向皇帝称贺。
天降甘露，是国家大治、天下清平的瑞兆。文宗忙乘软舆（肩扛便辇）往紫宸殿前面的含元殿升座，先下命宰相李训等人验看。
过了好久，李训才率朝臣回殿，奏称：“臣与众人验之，是否真是甘露，还不敢下结论，望陛下遣使再验。”
文宗皇帝自言自语道：“真有这种事？”于是，他命掌管禁军的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前往。
仇士良等人踱进听事房后庭，仰着脑袋观瞧半天，见石榴树上皆是根根干枝，并无一丝甘露。再扭头观瞧作为陪同的韩约，数九寒天，这位金吾大将一脑门子热汗，神色惶恐。
仇士良还奇怪，问：“将军您这是怎么了？”
一阵北风起，听事厅的门帘幕布随风乱张，仇士良忽然发现厅里面挤满了手执利兵、全副武装的兵士。同时，大公公听见四下刀剑铿锵，甲声叮当，军靴杂乱的踏地声纷纷扰扰。
仇士良等宦官顿感大事不妙，纷纷往庭院大门处奔跑。守门兵士不是很多，见太监们往外跑，便赶忙上前要关闭大门。仇士良扯着公鸭嗓拼命一吼，还真管用，平素太监积日已久的威风终于在关键时刻又显神通，趁门卫愣怔，太监们纷纷夺路而逃。
宰相李训在含元殿看见一大群宦官像踩了蛇窝一样飞奔上阶，连忙高声呼唤值班的金吾卫士：“有上殿护驾者，每人赏钱百缗！”
众宦者脚快，兔子一样奔至文宗御座前，有数人架起皇帝往软舆上一放，抬起狂跑：“事情危急，请陛下还宫！”
含元殿大门处，已经从台阶拥上数百金吾卫兵，登殿纵击，追上落后未及跑入殿的宦官。剑捅刀砍，一下子杀掉十来人。
殿内宦官毕竟对宫城道路了如指掌，他们用刀砍断含元殿后面的木格栏，扛着文宗就往宣政门方向跑。
眼看宦官们抱走了皇帝这块“大招牌”，宰相李训也急眼了，抱住软舆的木杆大呼小叫，力图阻止。文宗李昂知事不谐，大声叱喝李训。宦官郗志荣力大，当胸就给李训一大拳，把这位宰相打得一个嘴啃泥。
说时迟，那时快，宦官们簇拥着文宗皇帝逃入宣政殿，立刻把大门严严关死，外面兵将一时半刻根本冲不进来。“宦官皆呼万岁。”
听到宫殿内外杀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含元殿内的朝官们骇愕散出。
李训见大势已去，忙换身衣服，乘乱跑出京城。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人回到中书省，互相说：“我们先别走，皇帝肯定会在延英殿召我们议事。”
两省官吏也纷纷来见，询问发生了什么变故。王涯等人确实也不知情，就先让诸人回家，等待消息。
不一会儿，只听宣政殿方向宫门大开，太监“奉旨讨贼”的细嗓高音很是瘆人，而后便是禁卫军“杀贼杀贼”的叫杀声，由远而近，竟直朝中书省议事厅方向逼来……
置易帝王掌中轻
中晚唐的宦官乱政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颇有振作之风。他诏令遣散多余宫女，放出五坊蓄养的鹰犬玩物，裁减冗官，一反唐敬宗贪玩不视朝的恶习，天天临朝听政，很有英主之风。
但是，文宗治下的唐朝，实际是一个乱摊子。外面环伺的藩镇不讲，京城之内，就有两大祸结：一为乱政的宦官，二为内讧的党争。
从唐玄宗开始，宦官阶位骤显，人数膨胀。尤其是从高力士开始，皇帝赖之而安寝，宰相因之而得位，太监掌军的趋势已显端倪，但当时他们并未真正在中央政府中掌握兵权。“安史之乱”以后，玄宗逃窜蜀地，肃宗得以在灵武继位，宦官李辅国有“襄赞”大功，地位贵显，手中掌管唐廷一切兵符与军号，统驭禁卫军。
代宗继位后，竟称李辅国这个宦官为“尚父”。日后，于代宗有拥立之功的程元振逐渐取代李辅国的位置，在内廷称得上“九千五百岁”——御林军全是他的部属。而后，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竟有“处置”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权力，虽然名号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是奉天钦差、兵马大元帅。对于郭子仪、来瑱这样的大将，想废就废，想杀就杀。
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并且不断予以“制度化”，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宦官毕竟是家奴，没生殖能力，没有子孙，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依赖皇帝才能生存，不会夺国篡位。
事情总是发展的。宦官之害，简直罄竹难书。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宫的禁卫军军权，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充任“监军使”，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公公的控制下。
当然，在那些真正拥众割据一方的藩镇，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他们也都很老实，收收礼，纳纳贿，吃吃喝喝，和当地节度使处得挺热乎。他们深知，这些土皇帝连皇帝的账都不买，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
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宦官可就骄狂大发了。如果主将打胜仗，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揽军功为己有；如果出战失利，监军使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历数主将的“罪恶过失”。所以，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唐宪宗时两次大捷，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才最终取得重大胜利。
唐朝时，还特别“创造性”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有兵权，还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己出。甚至对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继位的皇帝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
出乎先前唐帝意料，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做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白居易《卖炭翁》和《重赋》两首诗，对于宦官横暴的“宫市”以及重赋之下贫苦人民的处境有形象、深刻的描述。
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极其透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溅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帅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
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曼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焉”！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太监仇士良退休前，还对这些宦官徒子徒孙明示太监执政的精义：“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致。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说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牛僧儒、李德裕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一次制举试策。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委任这些人做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轻人背后的主谋是自己的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
当朝宰相的言语毕竟分量重，牛僧儒、李宗闵等人不仅被黜落下第，还因老李一言而多年蹭蹬。从此，一直到唐宣宗，其间经历六代皇帝，“牛李党争”父一代子一代，斗得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
大略分类，李德裕一党可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方，牛僧孺一派可作为以进士为骨干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方。两党之间，君子小人相杂，但从总体上讲，李党君子多，牛党小人众。而且李德裕本人力主削夺藩镇、抵击吐蕃，功名赫赫。牛僧孺则因循守旧，粉饰太平，因私废公。
唐宣宗继位后，深忌对自己全无拥戴之功的“李太尉”，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崖州（今海南三亚）。“牛李党争”的终结点，似乎以牛党的令狐绹等人做宰相而告终。但党争余害，绵延不绝。
由于二党相互纠缠，你死我活，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无论是太监还是佞臣小人，只要想对朝臣打击报复，均以“朋党”为辞，冠以牛李徒众，一一贬逐，“党人”成为现成的“坏分子”标签。
正因“牛李党争”的双方水火不容，唐文宗继位后才不得不矮子里拔大个儿，先以浅躁少谋的宋申锡为相，后又以贪浊小人李训、郑注为腹心，一心想除去宦官，最终一无所成，自己反为玉食囚徒，面壁喟叹。何者？“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
退而求其次，大臣们基本靠不住，文宗皇帝病急乱投医，把草包当纯臣，最终一败涂地。
禁卫军中尉大公公王守澄是弑宪宗的主谋之一，由于推立穆宗有功，又是知枢密事，权兼文武。文宗继统，王守澄依旧大权在握。于是，文宗找到翰林学士宋申锡密谈，宋学士力劝文宗除掉王守澄等人。终于找到“知音”，文宗大喜，很快就提升宋申锡为同平章事，擢用为宰相。
宋申锡为了集聚诛除宦官的后备力量，任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向他讲述皇帝的意旨。王璠本为首鼠之人，非刚决果断之士，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很快就把宋申锡的想法泄漏出去，王守澄以及他的心腹谋士郑注得悉此讯后，立刻组织反击。
说起这位王守澄的“智囊”郑注，还应好好交代一番。此人身材矮小，高度近视，是娄阿鼠一类人物，但有“金丹”之术，最早以高级游方郎中的身份在长安权贵豪门间小有时誉。但郑注起身为官的“恩公”，竟然是大英雄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那位爷。
都说小人之间互相吸引，但郑注这么一个“保健医生”却“魅力”十足。元和十三年，李愬任襄阳节度使，郑注前往投靠。不知怎的，吃了郑注数粒大药丸子，李愬感觉神清体健，高兴之余，他署郑注为节度衙推。从此，郑注便从一个“赤脚医生”一变成为国家官员了。不久李愬移驻徐州，也把郑注带在身边，并且开始让他参决政事。
郑注为人诡辩阴狡，哄得李愬十分开心，但他专作威福，军府上下都很讨厌他。当时，任徐州监军使的太监王守澄听从人说起过郑注，内心非常厌恶他，专门去李愬那里要李将军除掉这个惹起军中公愤的“小人”。
李愬回护郑注，对王守澄说：“郑注虽有些小毛病，实乃奇才。公公如不信，请您和他谈谈，如果还不满意，把他外贬也不迟。”
王太监老大不情愿，又不能不给李愬面子，勉强把郑注唤来一见。
二人一谈，郑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王守澄大喜，马上把郑注请入内室，促膝密谈，相见恨晚。估计郑注一个江湖医生，见多识广，“看人下菜碟”，先和王守澄谈身体，再为王守澄讲国事。小人见小人，喜不自禁。
转天，王守澄见到李愬，竖起两个大拇指：“诚如公言，（郑注）实奇士也！”
从此，郑注可以自由出入王守澄的监军府衙，并被升为李愬的巡官，位于僚属之尊。
王守澄在穆宗时代做枢密使时，有了处理政事的大权，就更依赖郑注这个“谋士”。
郑注广受贿赂，日理万机，至于通宵。数年之后，他官阶升至检校库部郎中并成为昭义节度副使。
听说宋申锡四下活动要对宦官不利，王守澄着慌，忙召郑注密议。炼丹调药之余，郑注最关心的就是朝廷政事。
闭着眼想了半天，郑注献上一计：派位神策军将上告皇帝，说宋申锡暗中欲拥立文宗之弟漳王李凑。
这一招儿真是毒而有奇效。神策军将豆卢著受王守澄、郑注指使，跪在文宗面前，指称：“十六宅（诸王之居所）宫市内监朱训等人与宋申锡亲吏王师文等人共谋不轨，他们说圣上您多病，太子年少，如果圣上不豫（死了），依次则应立漳王，所以他们密谋预先巴结漳王，并从漳王处领取一套衣物赐给宋申锡。”
文宗内心一直很疑忌这位英敏贤德的六弟，大怒之下，派人鞫审。朱训、王师文等人被屈打成招。京城内外大骇，纷纷传言宰相与亲王密谋想搞政变。
王守澄在浴室把朱训、王师文等人的承服状子呈给文宗，并要派二百禁军铁骑直接去宋申锡家里屠害他整族人。幸亏另外有一个太监马存亮在场，谏劝说：“谋反者唯宋申锡一人，何不召南司（宰相）会审。忽然大肆杀人，恐怕在京城引起骇乱。”
此话极其有理，王守澄不能反驳，只能中止大规模杀人行动。
廷审之中，在左常侍崔玄亮的固谏下，文宗怒意稍解，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没过几年，二人均郁郁死于贬所。其实，文宗只要认真派人推审，就肯定会知道上告宋申锡等人谋反的豆卢著是郑注的表兄弟，整个事件完全是王守澄、郑注二人一手策划。
由此，唐文宗自断臂膀，第一次谋诛宦官的努力不仅失败，还贬放了自己的弟弟和大臣宋申锡。
文宗大和七年（833年），郑注否极泰来，迎来他人生路上又一次“辉煌”。本来，对郑注这个人，文宗皇帝早有耳闻，知道他是王守澄的“大脑”，憎恨至极。
由于贪污事发，郑注被罢掉邠宁行军司马的官职，窜返京城。侍御史李款连上数十次奏章，弹劾郑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干窃化权”等罪行，王守澄见势不妙，就把郑注藏在自己统管的右军禁军之中。
左军中尉韦元素也恨郑注，左军将领李弘楚就劝韦元素假装召郑注治病，把他骗入左军内杀掉。韦元素应允。不料，郑注见了韦元素，佞辞泉涌，讨好巴结，又是推拿又是献仙方，使得杀心方炽的韦元素不知不觉中与他执手款曲，谛听忘倦。临别，韦元素还赐予郑注一大笔金银财宝。
李弘楚见此情况，愤然对韦元素说：“中尉您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
不久，大臣王涯在王守澄等人的帮助下得为宰相，投桃报李，就压下李款的奏章不报。同年底，文宗高血压病情加剧，王守澄趁机荐郑注入治。
数粒大药丸服下，估计里面有传自西域的镇痛麻药，文宗感觉很爽，对郑注的看法全然改观，立拜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这下郑注可不得了了，他起第善和里，通于永巷，长廊复壁。他聚拢京师轻薄子弟、方镇将吏等人，卖官鬻爵。同时，他三天两头窜入太监掌领的禁军，与王守澄密谈，语必移时，或通夕不寐，说不完的心里话。
期间，郑注的又一大“贡献”，是把李训介绍给了王守澄。
“甘露之变”的两大祸首，至此悉数登场。
李训，原名李仲言，进士出身，其堂叔是先前的宰相李逢吉。由于深知这个侄子阴险善谋，李训很受老宰相喜爱。当时，李逢吉想重新做宰相，李训知道堂叔的心意后，自告奋勇，不顾自己母丧未满期，自称和郑注关系好，要替李逢吉去京城“活动”。李逢吉大喜，给李训“金帛珍宝数百万”，让他以此送给郑注当“好处费”。郑注得财，当然大喜，马上把李训推荐给王守澄。
李训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又是《周易》专家。王守澄对他也很有好感，立刻向本来就十分沉迷《周易》的唐文宗推荐李训。
相见一谈，李训美男子一个，风神俊逸，侃侃而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唐文宗大悦。当时，孝期未满的李训，还穿着一身孝服。
为了方便出入，文宗便让李训自称“王山人”，天天穿军装进宫。
大和八年，李训服孝期满，立即被文宗召入内殿，面赐绯鱼袋，并任翰林侍讲学士。
细究唐文宗的本心，也属深思熟虑：当年与宋申锡密谋除宦官，不仅未成功，还差点儿引火烧身。现在，他想通过与郑注的交往，稳住王守澄等人，进而提拔李训，再作进一步打算。如此，宦官们觉得文宗这两个“红人”皆是“自己人”，不会怀疑他们和文宗一起搞事。
李训一向善揣人意，他知道文宗痛恨宦官，便趁讲解《周易》的余暇，在文宗面前指斥太监擅政，言论纵横，让皇帝觉得此人真可托付天下大事。郑注也忙向皇帝靠拢，全然忘记昔日王守澄对他的“荐拔”之恩。从此他深受皇帝宠幸。大和九年，李训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登廷入相。
大权在手，李训雷厉风行。为了向天下彰显宰相气度和“磊磊清操”，他首先派人速捕时为襄阳监军的陈弘志，此人一直被认作是亲手弑唐宪宗的首犯。李训派人大张旗鼓押陈公公至青泥驿，当众杖杀之。此举果真大快人心。
内廷方面，王守澄还没缓过神，一直以为李训和郑注是自己人，对二人没有丝毫防备。
趁王守澄不留神，李训、郑注合谋，擢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取代原先韦元素的位置。王守澄一直挤压仇士良，现在忽然发现此人几乎与自己比肩，心中不悦。未等王守澄使出报复手段，李训、郑注为唐文宗出主意，以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官升一阶，实则夺其手中军权，把他架空。
王守澄正呆坐府中郁闷，文宗已遣中使李好古来赐毒药。
喝不喝都要死，手中无兵无人的王守澄长叹一声，大骂李训、郑注忘恩负义。然后，泪如雨下，吞下这杯实际是他自己亲自“配制”的毒酒，一命归西。
由于对自己也有“拥戴”之功，文宗对王守澄并未“显诛”，对外称其病死，并赠扬州大都督。
李训、郑注这对难兄难弟，杀掉王守澄后，都觉飘飘然。待到二人禄位俱大，逐渐势不两立。李训后来居上，连宰相王涯也甘拜其下。权倾天下之际，李训以接应为名，把郑注外派当官，郑注被外任为凤翔节度使，并相约当年十一月内举外发，尽诛宦官。
其实，李训本意是杀太监之后，顺带就把郑注一勺烩掉。郑注本来就是太监走狗，到时候杀他就太容易了。
郑注不知情，从前的“老军医”现在顿成一方诸侯，屁颠屁颠去赴任。
李训这个人，也真是个矛盾混合体。他本来就是缘太监而致位，最终又想帮文宗除太监。如此狂险、怪异之士，却能容裴度等德高有人望的重臣，还能杖杀谋杀先帝的太监，又以“朋党”之名驱逐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朝士……说他无才无德，结论也太过简单。
李训紧锣密鼓，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大将军，又以平日亲信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以王璠为（此人先前已坏过宋申锡的事情，不知李训为何选中他）太原节度使，为十一月诛杀太监的行动做足了军事准备。
其实，在李训动手之前，还真有一次诛除宦官的绝妙机会——郑注办事很用心，他到凤翔任上，马上精选强悍武士数百人，手持坚棒，怀揣利斧，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王守澄的葬礼要在白鹿原一带的淳水附近举行，郑注密奏文宗皇帝，准备自己率卫队假装送葬，待众太监齐至王守澄墓前举哀时，给公公们来个一锅端。最后时刻，李训起了私心，对手下人讲：“如果事成，大功全是郑注一个人的，不如派郭行余和王璠各赴其镇，招募壮士为部曲，与金吾兵士及台府兵士一起动手，诛杀宦官，然后再把郑注也做掉！”由此，失去了除掉宦官的最佳机会。
再往下，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一幕。
更可笑的是，李训里里外外安排如此之久，关键时刻竟被太监把文宗皇帝抢到手里，拥有了至关紧要的“王牌”。
外面接应的是王璠、郭行余两人，王璠恐惧犹疑，但他手下从行的士兵应声而入；郭行余依前约与李训一起动手，可他手下的邠宁兵一大帮子都在丹凤门外大眼瞪小眼，一个也没有上前帮手。
仇士良等太监控制文宗后，口称敕旨，率禁卫军从宣政门冲出，逢人就杀，并很快关闭诸宫门，把没有跑掉的两省官员和金吾兵将杀死六百多人，血流遍地，人头乱滚。
接着，仇士良一边安排监军骑马出城追赶，一边在城内大索，把宰相王涯逮捕。
万般拷掠之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只得自诬与李训密谋造反。
王璠带了几百私兵逃回自己在长兴里的私宅，不久神策军将就带兵尾随而至。发现院墙厚坚，又有兵士把守，来捕人的神策军还挺机灵，在大门外高呼：“王涯等人谋反，鱼志弘公公让我们请您入朝，代王涯来做宰相！”
王璠大喜，忙大开府门，趋出见之。神策军立时把他团团围住。王璠知道自己被骗，涕泣而行。
最后，王涯、王璠、罗立言、贾餗、舒元舆等人，皆被逮捕，于长安城内开阔地一起问斩，百官临观。
王璠临死，还埋怨王涯：“二十兄您自己造反，干吗把我牵扯进来！”王涯抬起血肉模糊的老脸：“五弟，你当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的密议泄漏给王守澄，我们怎么会有今日之祸？”
二人同为王姓大宗，故皆以大排行称呼对方。
于是，刀光闪闪，人头纷纷落地。诸人的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王涯之死，最倒霉的要属当时碰巧在其家的两个人：一是王涯的远房堂弟王沐，二是诗人卢仝。
王沐乃一穷老书生，又老又贫，听说王涯做宰相，忙从江南老家骑驴千里而来。本来，他只想弄个文案、笔抄之类的职位糊口。王涯势利，老王沐在长安待了两年，才得一见。王宰相对这位老弟爱理不理。王沐好歹凑足数两银子，求王涯一个家仆说好话，才得允做个小官。这天，他正在王涯家里等消息，赶上太监率军人抄家，把他一起捆上，直送刑场，与王涯一同问斩。
另一个冤大头是卢仝——写“七碗茶”诗那位。这位诗人也是“老且贫”，事发前一天与几个“诗人”到王涯家里“打秋风”，吃喝多了点，一爽之下，住在仆人房没有离开。转天，他就赶上大搜捕，也被一同绑上。卢仝不服气，直嚷嚷：“我是山人！”过来个太监抬掌一个大嘴巴：“山人，山人，跑到宰相家来干吗？一起谋反吧！”捆到刑场，一刀咔嚓了。翩翩一只云中鹤，飞至宰相宅挨杀。
李训一路急逃，想奔凤翔依附郑注，半路就被人抓住，解送京城。快到长安时，怕自己入京后被太监凌辱、拷打，他对押送军吏说：“抓到我肯定有钱有大官，我听说城内禁兵到处抓我，你们押我进城，肯定会被禁兵抢去邀功，不如现在杀了我，送我首级报功，最为稳妥！”
几个军吏一听，觉得李宰相主意很正，真体贴人，就一刀把李训砍了，提着他的脑袋入京。
郑注听闻李训事败，忙赶回凤翔住地，被监军使张仲清诱杀，不仅一家人全被屠灭，亲吏卫士也被杀一千多人。
抄家之后，有司上报郑注家里仅绢一项就有上百万匹。“老军医”玩政治，积攒了这么多财货，最终白搭。
血雨腥风意悠悠
“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
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自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上完全处于太监的控制之下，只能于九重深宫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仇，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人惶惧，民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幸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居易一直妒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烈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惨剧发生后自己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白居易图出《晚笑堂竹庄画传》
官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当然，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幸灾乐祸之余，有后怕，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这些作品只是白居易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时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最多也只能达到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的任意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理解其深远寓意。此外，就像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的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能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
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想以“高绝”之诗风洗涤“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之意。裴度以美酒破愁肠，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凉风亭睡觉》）
观裴度在“甘露之变”后的诗文，明显看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老年人如此，相较之下，还是李商隐意气风发。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李商隐在“甘露之变”发生后，马上作《有感》二首，愤愤不平，感慨时局：
其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其二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在《有感·其一》中，诗人前四句先赞文宗英明大略，以袁绍、何述等人诛除宦官之典，把李训、郑注比作“本初辈”，说他们用心不细，终于造成大臣们被杀；“有甚”四句，以汉文帝与宦者同车，爰盎进谏一典指郑、李本想助文宗清灭宦官，但“甘露之变”失败，大臣反被贼人杀害；“证逮”四句，以身材魁梧的汉相王商比拟李训，同西晋王衍不能辨认“胡雏”石勒一样任用小人郑注，最终牵连众臣，一起被杀；最后四句，讲天地之间，恐怖气氛遍布，数百朝官顿入阴曹鬼录。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写皇宫内流血杀人，如同战场，又以东汉卢植、庞萌两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准，没有用贤除阉，反而任用李、郑两个人办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变不成功；“古有”四句，还是讲郑、李忽然行事，鲁莽冒失；最后四句，哀叹王涯等大臣糊里糊涂被杀，而近日宫内为皇帝庆寿用的音乐，都仍然袭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选定的《云韶乐》）古乐，闻之令人徒生悲怀。
李商隐的这两首诗，现代人看来几乎句句用典，隐晦非常。其实，在当时，稍有一点儿文化修养的人都可清楚地看出诗中意旨，青年诗人的义愤和正义感，勃勃而发，可以说是那个黑暗时段最大胆的作品。万马齐喑之中，此诗尤显难能可贵。
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
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邈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833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岁。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狐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
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仕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狐绹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
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做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岐。”正是诗人当时悲愤仓皇心态的写照。
在桂林的一年多时间，诗人的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
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狐绹，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子真是太不公平。(www.xing528.com)
大中六年（852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赴梓州为人做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
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
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刚入京做监察御史，恰值李训、郑注气势熏天之际，杜牧对二人又反感又惧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训外贬为封州司马，更让杜牧义愤难平。气归气，恨归恨，处于政治旋涡的杜牧已是官场不大不小的油子，当时没有任何诗作对此表态。未几，他赴洛阳做官，逃过了“甘露之变”的血劫。假如他当时在朝，很可能在乱中被宦官杀掉。
十多年后，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中，杜牧小声讥讽了李训和郑注“狐威假白额，枭啸得黄昏”。对于阉党，杜牧只字未敢提，连影射字眼也没有。
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后世称此二人为“小李杜”。杜牧一生，与李商隐一样，也是颠沛流离，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党争”的纠缠。
杜牧家世显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当年韦皇后九族被灭，由于杜家大族与之联邻而居，杜曲、韦曲挨在一起，“诸杜滥死非一”，杜家一族被当作韦氏成员，被兵士枉杀了不少。
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过十一个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为相。但是，由于父亲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故，“食野蒿藿，寒无夜烛”。贵家子弟，一朝沦落。但杜牧好学上进，一心求学，不仅文才好，他又苦读兵书，准备经世致用，一展才略。在《上周相公书》中，杜牧的文韬武略，展露无遗，绝对是将相之才。
大和二年中举后，杜牧只获任校书郎。不甘心寻章摘句，诗人就入牛僧儒淮南节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党分子。
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中，杜牧倒不像李商隐那样穷愁落魄，反而是豪奢潇洒，终日纵酒欢歌。“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贵公子的深层习气一曝无余。
“甘露之变”，杜牧逃过一劫，后又于开成四年入京任左补阙。由于政治黑暗，诗人噤口落寞，还劝人“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风月的放达与对往昔放纵生活的回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唐文宗死后，李德裕为相，牛党人士纷纷落马，但杜牧未受太大冲击。何者？李杜两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为杜牧爷爷杜佑的僚属，李德裕还辟杜牧的弟弟杜剀为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门出身，自然关系不会很差。
虽如此，由于杜牧和牛僧孺关系太近，李德裕会昌年间当权时并未重用这位奇才诗人。而且，杜牧由于曾得罪过李德裕的好友李绅（当时也入朝为相），不久就被外放黄州。
这位李绅不是别人，写过著名的《悯农》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同样一个人，李绅也是“司空见惯”典故的出处。这位早年写诗忧农的大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诗人刘禹锡，并在席间遣美貌歌女劝酒“三陪”。为此，刘禹锡感慨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可见，知识分子作文作诗是一码事，人品和行事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唐宣宗继位，李德裕立被窜逐，李党失势，牛党纷纷回朝。杜牧很尴尬，由于李党在位时没怎么“迫害”他，“平反”名单中也就没他，而且，由于其弟是李党，牛党还把他放至更僻远的睦州作刺史。
病急乱投医，杜牧忙向时为宰相的白敏中上书，大肆吹捧牛党，并恶毒攻击李德裕，十分不厚道。白敏中没什么反应，倒是有贵人出手相援，宰相周墀把他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
回到政治中心，杜牧不久即大失所望，哀叹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后来他得为知制诰一官，清显位重，但锐气尽失，暮气沉沉，不久即郁郁而终。一生沉沦，“半是悲哀半是愁”。
再讲一下文宗皇帝。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阉宦。每天，虽然宴享音伎杂陈盈庭，他未尝解颜欢笑。闲居之时，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问：“朕与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并论呢？”
周墀文臣，自然说“客气话”：“陛下圣明，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明主相比，我向爱卿询问，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帝、汉献帝相比，强弱如何？”
周墀闻言大惊，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两个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相比！”
文宗摇头，叹息道：“周赧帝、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权臣，现在朕受制于家奴阉宦，以此言之，朕实不如二帝！”言毕，这位皇帝泣下沾襟。
839年，“甘露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被宦官毒死，时年三十三岁。
得知文宗皇帝驾崩的消息，诗人李商隐有《咏史》一诗，伤悼文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此诗并非讽刺文宗奢侈，相反，诗人字里行间充满惋惜之情。
唐文宗一生节俭，又竭力用贤，只是“运去时穷”，误用小人，事与愿违，最终被“家奴”药死，含冤而逝。
乘时运智也立功
李德裕的“会昌之政”
唐文宗被宦官们下药后，还未咽下最后一口气，众位公公一路飞奔，在仇士良、鱼志弘等人的率领下，带兵入十六院，抢“拥立”之功，把文宗五弟颖王李瀍弄进宫去，立为皇太弟。
文宗皇帝的本意，当然是立自己的侄子——太子李成美。太监刘弘逸等人与穆宗的妃子杨贤妃关系不错，想拥立杨贤妃的儿子安王李溶。
深宫内殿，拼比的就是太监的实力，仇士良、鱼志弘二人手中有禁卫兵，又能抢先一步，矫文宗遗诏，颖王李瀍便成了皇帝，是为唐武宗。即位后改名为李炎。
唐武宗一继位，在仇士良的撺掇下，马上赐死了自己的弟弟安王李溶、侄子皇太子李成美小朋友（乃敬宗之子）以及安王的生母杨贤妃。
仇士良等人也趁机挟怨报复，杀掉不少和唐文宗关系密切的乐工和太监。
唐武宗虽袭位不正，却是个有魄力的君王，在他身上，既有唐宪宗的英武，又有唐穆宗、唐敬宗的贪纵，是个英君与昏君的混合体。其中，英武占了大半。
武宗继位后，以李德裕为相，对他言听计从，君臣二人的“会昌之政”，最大的功绩有两件：一是消灭回鹘残余势力，二是平灭昭义节度使刘稹叛乱。
武宗继位时，回鹘刚刚为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打败，除逃奔安西、吐蕃外，有不少余众逃向唐朝边境的天德军附近，侵逼受降城（当时名西城），“请求”内附。诸部回鹘喘定，立王子乌希特勒为可汗，即乌介可汗。
回鹘，就是回纥，宪宗元和四年时上表遣使改其国号为“回鹘”，意取如飞鹘一般“回旋轻捷”。
回纥也是匈奴别种，北魏时号“铁勒”，“依托高车，臣属突厥”（突厥之先乃“平凉杂胡”，原为柔然锻奴部落）。隋末号为“特勒”。史载，回纥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唐初时，特勒改称回纥。太宗贞观年间唐军大破颉利可汗，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助战，很受褒奖。不久，又随唐军掩击新主子薛延佗部落，并其部曲，占有其地。太宗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酋长吐迷度为瀚海都督、怀化大将军。对内，吐迷度已经自称可汗，官号部署模仿突厥。
后来，回纥上层发生乱伦弑主事件，诸部纷乱，太宗便命他们归属西突厥。见老主子已衰落，回纥不肯。高宗时代，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反叛，唐军进击时收回纥五万骑兵，一起大破西突厥，收复北庭之地。接着，回纥还随唐军平高丽。
开元年间，回纥渐强，一度攻杀唐朝凉州都督。唐玄宗命郭知运等大将征讨，回纥退保乌德健山。天宝初年，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遣使入朝，被封为奉义王，不久，唐朝封其为怀仁可汗。
安史乱后，回纥开始在中国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唐肃宗在灵武称帝，回纥遣太子叶护带四千精骑入援，并帮助唐军收复西京长安。助战有功，回纥兵就想入城抢劫，被当时为广平王的代宗劝止。唐军收复东京（洛阳）后，回纥人冲入府库掠夺财帛，在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所掠财物不可胜记。
乾元元年，肃宗以亲生女儿宁国公主下嫁毗伽可汗。临行，父女对泣，公主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
唐朝宗室汉中王李瑀送亲至回纥，毗伽可汗戴胡帽、穿赭黄袍于帐中踞坐，盛陈仪卫，先让李瑀立于帐外。然后，他问：“王爷您是天可汗（皇帝）的什么亲戚？”李瑀答：“天子堂弟。”可汗又问：“站在您上位的是什么人？”李瑀答：“中使雷卢俊。”
可汗不爽，说：“中使是奴仆阉人，怎能站在王爷上位。”
太监一听，吓得“跳身向下立定”。
正式见礼时，李瑀面对可汗，不拜而立。
毗伽可汗不悦：“我也是一方国主，你为何不拜礼我？”李瑀不卑不亢：“大唐天子以可汗有功于国，嫁亲生女儿给可汗。从前中国与外蕃和亲，名为公主，实为宗室女。宁国公主，天子亲女，才貌双全，远行万里来下嫁。依礼可汗您是唐天子女婿，怎能高坐卧榻受诏命呢？”
毗伽可汗终于立身而起，恭受诏命。
不幸的是，转年四月，毗伽可汗病死。当时他的长子叶护已经因事被杀，次子得立，为登里可汗。登里可汗及一班回纥贵族想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不从，说：“依我们中国礼法，夫君死，持丧三年。回纥娶天朝子女，须依中国法。如依回纥礼法，何必我迢迢万里来结婚！”
登里可汗不敢违迫，但宁国公主也依回纥礼，剺面大哭，并在丧礼后黯然归国。金枝玉叶，绝色红颜，本想与老可汗生出个小可汗巩固唐朝和回纥的关系，如今一切皆成泡影，玉貌还因丧礼被划了几刀，毁容而归。
代宗继位后，回纥在唐朝叛将仆固怀恩的诱引下，倾国而来，连诸虏二十余万，与吐蕃进逼泾州。幸亏老将郭子仪单枪匹马，叱责回纥背恩忘德，最终劝说这些豺狼反击吐蕃。
代宗大历年间，回纥使臣在京城有数百上千人，好吃好喝好住不说，还常常擅出市肆，掠人财物，抢人子女。如果有唐朝官员对他们加以禁止，这帮强贼竟敢武装上马，进攻皇家宫府，并入狱劫囚，为害甚烈。
但是，回纥人还是怕硬茬儿。大将辛云京守太原，回纥连并州、代州的边境也不敢去骚扰。
回纥兵帮了唐朝几次小忙，索求无厌，以卖马为名，勒索唐朝财帛金宝无数。唐朝每年都“欠”回纥马钱，越欠越多，不仅白送对方数万匹绢，日常支出的马价也要二三十万匹绢，给国内造成沉重负担。而且，回纥人还杀害许多汉人，要东西不给就抢。同时，回纥阻绝北庭、安西到唐朝进贡的使臣，截抢财物。
宪宗时，为抵御吐蕃，唐朝又遣太和公主与回鹘和亲。公主万里迢迢，进入毡帐换上胡服，拜见回纥可汗，可汗坐而直视，全无从前拜礼的规矩。唐朝送行使者回国前，公主送宴，流连号啼竟日，玉貌朱颜，凋零黄沙。
等到唐文宗时代，回鹘内讧，被黠戛斯打得大败星散。此时，太和公主仍活着，被黠戛斯俘获。黠戛斯自称是汉朝李陵之后，特别是他们当中有“黑瞳”的，肯定是李将军苗裔，所以，现在见到柯尔克孜人，如果有黑眼珠的，说不定就是那位传奇人物李陵的后人。
由于自认与李唐皇族同姓（李唐自称是李广之后），黠戛斯派使臣保护太和公主还唐朝，中途被回鹘的乌介可汗所劫，尽杀使臣，以太和公主作为人质，向唐廷索要天德城为根据地。
唐武宗初即位，即遇如此棘手问题。天德军监军田牟想立功，上奏要求引连沙陀等部击逐回鹘。
李德裕很审慎，作为泱泱大朝宰相，他建议：“回鹘有功于唐，穷无所归，可赐其粮食，观其所为。”
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唐朝天德守军才一千多人，李德裕怕击寇不利反被劫夺。于是，唐朝先赐予回鹘二万斛谷粮。
乌介可汗虽是败亡之余得立的可汗，但阴险凶狠，并吞诸部，很快又拥有十余万众。
《职贡图》宋摹本
会昌二年，又有回鹘部落进袭幽州时被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击败，未死的三万多人向幽山的唐朝守将归降，其首领数位被赐以国姓，有李思忠、李思贞、李思义、李思礼等人。
乌介可汗在天德军、振武军之间往来剽掠，抢夺汉人、羌人的财物。唐廷多次诏谕，让回鹘军众退还漠南。乌介可汗不仅不听，反而率军突入大同川，驱掠数万牛马，一路烧杀抢掠，直逼云州城门（古平城）。
于是，忍无可忍之下，唐廷下诏发陈州等五州兵屯备太原，并命振武、天德两军待转年春天合军驱逐回鹘。
由于唐廷指挥有方，刘沔、张仲武、李思忠等人各得其用。这些将领又严命奚族和契丹各族斩杀先前回鹘强盛时派驻的监使，削弱回鹘的外援和供给。
会昌三年（843年）春，回鹘乌介可汗率兵侵逼振武军，刘沔遣丰州刺史石雄与沙陀、党项兵合军，准备先发制人出击回鹘。
石雄至振武城，远望乌介可汗大兵还未齐结，又见有毡车数乘，出入其间的人皆衣朱碧，很像唐人服色。派出间谍侦探，才知是太和公主营帐。于是，石雄派人密报公主：“现将迎公主归国，突战之时，请驻车勿动。”
当夜，石雄率兵从城下凿洞潜出，直击乌介可汗主帐。大惊之下，乌介可汗跳上马就跑，尽弃辎重，余众也趁乱哄逃，石雄派人连夜追击，在杀胡山（黑山）大败回鹘残兵，乌介可汗只与数百骑逃走。辗转辛苦多年，太和公主终于得返长安。
此次奇袭战，唐军斩首一万多，俘两万多帐、数万回鹘余众。为了斩草除根，李德裕还亲自为武宗起草诏书，赐黠戛斯可汗，称：“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倘留余烬，必生后患！”
黠戛斯可汗见唐朝册封自己，又称亲族又赐金宝，更加卖力地四处剿杀回鹘残兵。
不久，本来已经向唐军投降的三千多回鹘人及四十多酋长在被遣散时，大呼不从，在滹沱河扎营不走，皆被刘沔派兵包围，杀个一干二净。虽然乌介可汗本人在三年后才被部下所杀，但至此回鹘已经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气候。
会昌三年夏天，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临终，他以弟弟刘从素之子刘稹为己子，嘱其妻裴氏要保全藩镇。刘从谏一直因“甘露之变”上表索杀仇士良等人，与唐廷不睦，怕自己死后朝廷秋后算账。因此，刘从谏死后，刘稹自称留后。
消息传来，武宗皇帝令群臣廷议，多数人认为回鹘余敌未灭，再兴兵讨伐泽潞，军力耗费不起，应该下诏让刘稹代理节度使。
李德裕力排众议，认为：“泽潞藩镇与河朔藩镇不同，地处心腹要地，一直为朝廷平乱灭害，敬宗时没有远见，允许刘悟死后让其子刘从谏承袭。假如刘稹又能父死子袭造成既成事实，四方藩镇有样学样，天子威令肯定无人禀遵！”
武宗皇帝沉吟，问李德裕是否有把握平灭刘稹。
李德裕知道武宗主要是忧虑河朔藩镇会声援刘稹，便开导说：“现在应派遣重臣去镇冀王元逵和魏博何弘敬两处藩镇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河朔藩镇的父死子袭已成定例，但对泽潞藩镇朝廷绝不会放任。同时，诏命两镇出兵，事平之后，不仅有重赏，还能彰显尊荣朝廷的忠心。”于是，李德裕代唐武宗草诏，词语直率、恳切，王元逵、何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同时，唐廷宣布削夺刘从谏、刘稹的官爵，并以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一起攻讨刘稹，并严令诸道不许接受刘稹投降。同时，唐武宗派遣宗室、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三人皆戎服郊迎，站立于道左恭候。李回也挺能干，他明辨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不久，见何弘敬出兵迟缓，李德裕就劝武宗诏命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
见朝廷军队向自己的地盘渗透，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进逼刘稹，并上表讨好朝廷说自己已经渡过漳水，直杀磁州。
很快，魏博军攻拔肥乡和平恩两县，与刘稹正式撕破脸皮。
为了使战事更加顺利，唐廷又在关键时刻撤换文官出身、不大懂打仗又有病在身的王茂元，以王宰代领其职。
其间，曾大败官军的刘稹军将薛茂卿因不获升迁产生怨恨，暗中投降王宰，并约唐军里应外合进攻泽州。王宰不敢相信对方是真投降，错失一次绝好机会。
刘稹知道消息后，把薛茂卿骗至潞州，整族杀个干净。
因亏欠军饷，属于河东军镇的太原发生兵变，唐廷陷入两难境地。
犹豫之际，又是李德裕为武宗皇帝分析形势，指出太原叛兵人数少，兵变不久就会平定；刘稹本来就要支持不住，万不可给机会让他绝处逢生，自损朝廷威命。
果然，河东军镇戍榆社的将士听闻朝廷要命令其他藩镇的军队去太原讨灭叛军，很怕这些“客军”趁机屠杀自己在太原城内的亲属，便自告奋勇，拥监军吕义忠返军回城，攻入太原，尽杀叛乱的兵卒。不用唐廷出兵出饷，太原兵变就此轻易地得以解决。
枝节问题得以解决，唐军诸路军兵专心讨战刘稹。刘稹的心腹大将高文端向唐军投降，尽言贼中虚实，并出了一个又一个“好主意”。唐军拿下不少泽潞地盘，步步逼近刘稹。
很快，泽潞邢州有“夜飞”之称的精锐守军因主将贪财，军士哗变，杀掉主将向王元逵投降；洺州守将王钊向何弘敬投降；磁州、尧山两处贼将也向唐军投降。
李德裕得报后，对武宗说：“昭义军的根本尽在山东，现在磁、邢、洺三州降服，其老巢上党很快就会有变故发生。”
为了防止魏博、镇冀两个藩镇把三州当成自己地盘，李德裕劝武宗立刻诏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卢弘兼任昭义节度使，让他乘驿赴镇。
潞州的贼兵贼将听闻山东三州皆降，大惧失色。一直给刘稹出坏主意搞割据的郭谊、王协等人便想杀刘稹以自赎。
刘稹本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原先为他谋划抵拒朝廷的郭谊现在掉回头算计他，自然是容易之事。刘稹的远房堂兄刘匡周兼任军中押牙使，即是军府护卫军主将。郭谊知道有这个人守大院不好下手，便劝刘稹说：“刘匡周在牙院暴横，诸将不敢言事，山东之失，实由此人。如果把他罢职，诸将肯定会献计献策，对军中有利。”
刘稹听话。他叫来这位堂兄，让他自己“称疾不入”。刘匡周固谏，刘稹不听。
刘匡周长叹：“有我在院中，诸将不敢有异图。我交出护军，刘家宗族灭亡不远了。”
弄走了刘匡周，郭谊又派自己人董可武去劝刘稹向朝廷投降。
刘稹大惊：“现城中还有五万劲卒，干吗不战而降？”
董可武说：“您现在束身归朝，最小也会弄个大州的刺史当当；可任郭谊为留后，等您的新任命一下来，我们再奉太夫人以及您的宗族和所积金帛迁居东都洛阳享福。”
刘稹以为此事可行，就入后厅与母亲裴氏商议。裴氏叹息道：“归朝诚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谊！汝自图之！”
刘稹头脑不灵，白衣出门，以裴氏的名义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王协引领诸将在议事厅列队，见证了军权交接仪式。
交出印信后，刘稹入后宅，收拾行装财物。刘稹唯一的“忠臣”宅内兵马使李士贵听说此事后大怒，忙率数千护兵进攻郭谊。
郭谊从牙署院墙探出头，大叫：“大家何不入刘宅自取财物，奈何与李士贵同死！”
这一句话还真管用，众军士掉转刀枪，反而把李士贵杀掉。
郭谊连夜部署，该赏的赏，该关的关，很有统领风采。
转天一大早，郭谊让董可武把刘稹骗入别院，参加“告别酒会”，酒酣耳热之际，有两人牵住刘稹的手，一人从背后一刀，杀死刘禛。然后，他们派军兵把刘稹的宗族（包括刘匡周在内），杀得一个不剩，婴儿不免。同时，还杀了平素与刘氏父子关系不错的军将、幕僚十二家。凡军中平日与自己有小嫌者，郭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河。
接到刘稹的首级和郭谊的降书，武宗召李德裕等朝臣议事，言及如何处理郭谊的问题。
李德裕表示：“刘稹孺子，阻兵拒命，郭谊亦为主谋；待至势孤力屈，郭谊又杀刘稹以求赏。此人不诛，何以惩恶！应该趁诸军在境的机会，把郭谊一起诛杀。”
武宗也点头：“朕意亦以为然。”
郭谊诸人没有等到“旌节”，却被唐军捆上押入长安，皆当众斩首。比起当年为吴元济出坏主意的淮西军将董重质，郭谊真是同人不同命。
历史大家司马光对宪宗和武宗的做法皆不以为然：“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
无论怎样，唐武宗、李德裕君臣协力，竟也能“以贼攻贼”，借用藩镇军队，平灭了刘稹。
灭回鹘残兵，定泽潞藩镇，唐武宗确实可当得起一个“武”字。
矫枉过正行“灭佛”
武宗君臣兴道毁佛始末
中国历史上曾大规模铲除佛教的“三武一宗”四个皇帝，“三武”即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那一个“宗”是指周世宗柴荣。
唐武宗、李德裕君臣“灭佛”，诏书上的动机看上去很冠冕堂皇，且不无道理：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诏令一下，全国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寺奴遣散十五万余人，皆收充两税户，并从昔日寺院手中收回膏腴良田数千万顷，充为公田。
究唐武宗“灭佛”之由，动机并非像诏书所称那么高尚。武宗皇帝本人与李德裕皆崇信道教。特别是为武宗“炼丹”的道士赵归真等人，日夜劝说武宗毁佛。武宗皇帝天天登上宫中一百五十尺高的“登仙台”，总想一下子飞升得道，结果当然啥事也没有发生。
道士赵归真趁机说：“现在国中道教和释教并行，我总是看到黑气冲天，阻碍圣上成仙……”
这句话最管用，武宗皇帝成仙心切，马上下发谕旨。历朝历代，一门宗教再强盛，也是为统治者服务，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如果“老板”怒了，拍案一喝，作为帝王权杖装饰的宗教只有挨宰的分儿。
拆毁无数佛寺，同时又兴建无数道观，一出一进，仍旧浪费无数。为此，大儒王夫之就慨言：“岂可以举千年之积害，一旦去之而消灭无余哉？”
而且，佛教当时不仅与士大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廷握有重权的太监们大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从高力士开始，鱼朝恩、李宪诚、吐突承璀、杨思勖、李辅国、仇士良等有权的大太监，无一不信佛（当然，这也和太监多充任“功德使”有关，本身他们自己就掌管“宗教事务”）。
宦官信佛，主要是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众生平等。这让公公们很崇迷，以为此生大撒金钱拜佛，来世即可变为正常男子并深享荣华富贵。反观道教，在宫廷中总是教唆皇帝修身养性，健体调生，这对宦官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大力丸吃得再多，也没有地方可使。
而且，道教传说中的众神等级森严，俨然是世俗的翻版，皇帝仍是皇帝，太监仍是太监，即使升仙上天，仍旧是伺候人的奴才。由此，太监们对与他们争宠的道士十分憎恨。武宗灭佛，实际上也加剧了禁庭内的暗斗。
会昌五年（845年）秋天，由于吃进不少道士奉献的“金丹”，武宗皇帝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不仅上朝次数急剧减少，连出外打猎游玩都很少见。
武宗如此不舒服，道士们还进贺，说：“陛下如今体内小恙，是仙丹产生了功效，您正在换骨过程中，不久即可成为万岁仙体。”
为了能使御名更符合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武宗皇帝改名为李炎，即取火能生土之意。“土”未生成，不久武宗皇帝倒是入了土。
“金丹”皆是剧毒矿物质结晶而成，人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会昌六年（846年）四月，唐武宗终于因服“仙丹”而驾崩，终年才三十三岁。
武宗皇帝的死亡，以及灭佛的“三武一宗”的另外三个皇帝的死亡，皆被某些佛教信徒称为“报应”，似乎是得罪了佛祖什么的才到地狱报到。其实，这些话完全是“不厚道”的诅咒谩骂。
纷乱之余，又是居于禁中统领禁卫军的宦官们为抢拥戴之功，矫诏迎立宪宗第十三子“皇太叔”光王李忱为帝，是为唐宣宗。
唐宣宗即位时，已经三十七岁。此人小时候在皇族中有“大傻子”之称。文宗、武宗兄弟在十六宅王爷府第宴饮时，常常故意逗他说话，以惹大家欢笑，虽然“光叔”“光叔”地叫，实际上是拿这位光王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话。尤其是唐武宗，有事没事就踹这位“光叔”一脚、扇他一耳光或遣宦官逗这位王爷玩耍找乐。
“光叔”当了皇上，顿露“狰狞”面目，他先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又下诏恢复天下佛寺。
为报父皇宪宗被杀之仇，宣宗派人毒死了郭太后。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的郭太后，竟不得善终。
一朝天子一朝臣，唐宣宗大肆起用牛党，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东都、湖州、崖州，最终把这位会昌功臣贬死在“天涯海角”。
刚贬潮州时，李德裕还作《谪岭南道中作》一诗：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此诗情景交融，思乡深切，但仍强作宽解。很快，严贬诏令又下，老宰相不得不举家上路，被押往崖州安置。惨伤之余，李德裕作《登崖州城作》一诗，绝望之意，表露无遗：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青山果留人在此。李德裕不久后就病死在这蛮荒之地，其年幼二子也因水土不服相继病死。定泽潞、却回鹘的一代名臣，下场竟如此凄凉不堪，着实让人感慨不已。所谓“功成北阙，骨葬南溟”，悲夫！
唐宣宗李忱虽然刚忍冷酷，为政却很清明。他在位的十三年间，不仅善于纳谏、知人善任、抑制宦官，而且因张议潮来归之机，一举收复沙州（今甘肃敦煌）、瓜州（今甘肃安西）、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等数州，重新获得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号称“大中之治”，唐宣宗本人也赢得了“小太宗”的美誉。
但是，唐宣宗时代的统治又是“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王夫之语）。
所以，唐帝国的这段瞬间辉煌恰似回光返照，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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