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研究成果

课题组运用建筑形制考古类型学、营造尺复原、树种材料鉴定分析、碳十四测年技术和历史文献梳理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可以构成证据链的结论，即，万荣稷王庙大殿建于北宋而非金代，是国内仅存的北宋庑殿顶木构建筑，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文物和科学研究价值。

从稷王庙建筑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结合历史文献梳理和原构构件解析，运用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研究一定区域内的建筑形制演变，我们就可以大幅提高古建筑断代的准确性。稷王庙大殿通过建筑形制断代为北宋中前期，不晚于熙宁，此判断与天圣元年之间的差距小于碳十四测年的最小误差。由此可见，科学的形制断代目前仍然是准确性最高的方法。

（2）本课题探讨了碳十四技术在古建筑测年中的理论与方法，指出了测年数据的分析原则，及其与样本尺度类型之间的关系。明确地提出，碳十四技术不能单独运用于断代，必须和建筑形制年代等研究成果相结合，系统地采样，科学地分析，方可有效运用所得数据。

（3）通过树种材料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树种在建筑构建中的意义，现代修缮时，不仅仅是形制需要保留，材料的历史真实性也必须得到重视。北宋《天圣令》的田令中规定^[29]，丁户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树、枣树等各地方其他适宜生长的乡土树种，而宋末以来，随着山西一些地区的松木在生产生活中消耗殆尽，那些百多年来种成的杨树等乡土树种成了建筑大木作的主材，并由此带来了建筑形制的改变。由此可见，建筑材料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及其对建筑发展的影响。这一研究领域，应引起学者和文物保护、管理者更多的关注。

（4）本课题通过对稷王庙大殿大量数据的数理分析，得出了合今31.4厘米的宋尺，与相关文物和学者的研究映证，也与万荣稷王庙的历史背景吻合。进而在与北方地区其他早期建筑和《营造法式》的大木作尺度比较中，加深了我们对整个时代以及稷王庙大殿自身尺度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稷王庙大殿所显现出来的与晋中地区的榆次雨花宫、晋祠圣母殿的相近性，显示晋中与晋南建筑形制在北宋所具有的亲缘关系。在与《营造法式》的比较中，稷王庙大殿与《营造法式》的异同，特别是其与《营造法式》记载相同的如“厅堂造”等建筑形制，对研究《营造法式》、中国南北方建筑交流等重要历史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

总之，在万荣稷王庙大殿的年代被重新认定后，我们相信，这座历经近千年的北宋庑殿顶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将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得到不断发掘。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早期建筑大木作数据以贺业钜《建筑历史研究》一书中所载早期建筑大木数据表为基础，并根据其他文献及报告材料进行数据的校对和修正。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平顺大云院弥陀殿、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平顺龙门寺大雄宝殿、长子西上坊村成汤庙大殿三例早期建筑实例数据。

其中，南禅寺大殿根据《南禅寺大殿的修复》（祁英涛、柴泽俊，《文物》1980年第11期）一文进行数据校对和修正：佛光寺大殿根据《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4期）一文进行数据校对和修正；平顺大云院弥陀殿根据《山西平顺古建筑勘察记》（杨烈，《文物》1962第2期）一文进行数据补充；平遥镇国寺大殿根据《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祁英涛，《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十一期）进行数据补充和校对。福州华林寺大殿根据《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王贵祥，《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4月）一文进行数据补充和校对；蓟县独乐寺山门根据《蓟县独乐寺》（中国文物研究所、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天津市蓟县文物保管所、杨新编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进行数据修正和补充；义县奉国寺大殿根据《义县奉国寺》（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义县文物保管所，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进行数据修正和补充；晋祠圣母殿根据《晋祠圣母殿研究》（祁英涛，《文物季刊》1992年第一期）及《太原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报告》（柴泽俊等编著，文物出版社2000年）进行数据修正和补充；新城开善寺大殿根据《河北省新城县开善寺大殿》（祁英涛，《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十期）进行数据补充和修正；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华严寺海会殿、善化寺山门、善化寺三圣殿及善化寺大雄宝殿根据《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梁思成、刘敦桢，《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期）进行数据补充和修正；初祖庵大殿根据《对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的初步分析》（祁英涛，《科学史文集》第二辑）进行数据补充和修正；华严寺大雄宝殿根据《大同华严寺（上寺）》（大同市上华严寺修缮工程指挥部，大同市上华严寺修缮工程资料编辑委员会，齐平、柴泽俊、张武安、任毅敏编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2月）进行数据补充和校对；崇福寺弥陀殿根据《朔州崇福寺》（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柴泽俊编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5月）进行数据补充和修正。

此外，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平顺龙门寺大雄宝殿及长子西上坊村成汤庙的各类大木数据，源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历年教学测绘实习成果。

【注释】

[1]《C1-柱基础整修》的原始记录表，按修缮后的位置记录前檐西角柱柱础和前檐西梢间东柱柱础的情况，与修缮前的现状不符。本研究在正文中按修缮前的现状予以调整。另，表内部分柱础位置名称的表述方式亦略作修改，以与本研究正文的描述相统一。山西古建筑研究所2010年修缮万荣稷王庙时所做的此《工序记录》除作为本课题的一个分项工作外，同时还是山西“南部工程”的档案材料。本课题在综合研究时，会根据需要，整合各子课题成果，需要调整者将在正文中直接予以纠正。由于与“南部工程”在材料用途和辨析层级上有所不同，所以，看似同一份材料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报告对原始材料所做的调整均有可靠依据并注释说明。以下皆同。

[2]由于稷王庙大殿的铺作布局对称，各铺作次序相同，排除因后代重修所带来的差异外，其铺作形制较为统一，为简便起见，在下文中没有区分前后檐、山面进行描述，而仅以前檐铺作为例进行描述，两山及后檐与前檐的差别将在后文的原构解析中详述。

[3]关于临汾运城地区已知的主要金元木构建筑实例研究，参见徐新云《临汾运城地区的宋金元寺庙建筑》，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导师徐怡涛。

[4]关于陕西韩城庆善寺大佛殿前檐斗栱的年代参见《陕西韩城庆善寺》，徐新云、王书林、徐怡涛《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5]㭼头与爵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耍头端头上部是否施鹊台，及耍头斜收部分为一段或二段，斜杀是指耍头的斜收部分，有直线和曲线之别。

[6]引自肖兴威主编《中国森林资源图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年。

[7]详见文焕然《几千年来中国森林分布及变迁》，中科院地理所历史地理组，1979年：马忠良等编著《中国森林的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翟旺、米文精《山西森林与生态史》，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和侧蚀》，收于《河山集》，三联书店，1983年。

[8]《周书·王罴、王思政列传》“（北魏）京洛材木，尽出西河”，西河郡为今汾阳地区，在吕梁山中段，依靠汾河运材，当时吕梁山南段的临汾地区推断已无大片森林。唐洛阳、宋开封亦依靠汾河水路转入黄河、渭河供材。邺城“取材于上党”。

[9]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松山大半童矣。”范绒《静轩记》：“熙宁三年……来尉于壶关，始至之日，见穷乡荒障，莫不使人唏嘘而叹息。”崔伯易《感山赋并序》：“怀、卫、磁、泽、潞、汾之人，批苍莽，伐崆垅，贼新甫之柏，筒徂徕之松，浮丹济，其东来，经营庶民，作为宫室……诸山非复昔时，材不爱而木不藩，而兽不滋，迨有千里不毛。”太岳山东段，宋末张刚自保安赴官武乡，“入境所见皆童山”。(www.xing528.com)

[10]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寒冷期持续时间长短还存争议，但宋末至金中期气候相对寒冷已为共识。

[11]万荣稷王庙大殿原构构件和更换构件详见附录四。

[12]注：稷王庙大殿之泥道慢栱均为柱头枋隐刻泥道慢栱，本文简称为泥道慢栱。

[13]注：稷王庙大殿之泥道慢栱均为柱头枋隐刻泥道慢栱，本文简称为泥道慢栱。

[14]详见陈铁梅、陈建立《简明考古统计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81页。

[15]详见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208-236页。

[16]表格摘自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237页。

[17]表格摘自丘光明、邱隆、杨平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70页。

[18]引自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60页、66页。

[19]详见杨宽《中古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0页

[20]详见丘光明、邱隆、杨平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407-408页

[21]详见徐怡涛《唐代木构建筑材份制度初探》，《建筑史》第1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22]由于并未获得有关万荣稷王庙大殿所用营造尺的直接物证，因此，本文对营造尺长的推断同大殿真实尺长仍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23]数据来源：贺业钜等著《建筑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44-245页。

[24]引自陈明达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15页。

[25]营造尺的复原数值中，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晋祠圣母殿、广济寺三大士殿、隆兴寺摩尼殿、善化寺大殿、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的复原结果取自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①版，第84页：大云院弥陀殿、独乐寺山门、永寿寺雨华宫、开善寺大殿、佛光寺文殊殿、华严寺大殿、崇福寺弥陀殿、善化寺三圣殿及善化寺山门的复原结果取自肖旻《唐宋古建筑尺度规律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附录：古建筑实例的数据分析报告。

[26]《营造法式》中一丈八尺的真尺或为六等材对应的真尺，则最大间广并非18尺，参见徐怡涛《营造法式大木作控制性尺度规律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6期。

[27]详见陈明达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17页。

[28]陈明达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41页。

[29]《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53—254页。宋行之令第2条：“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各以桑枣杂木相半。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