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研究计划,北京大学文物建筑专业在万荣稷王庙大殿木作和屋顶瓦作修缮完成后,对稷王庙开展了第三次测绘。在本次测绘中,于2011年5月14日中午,在大殿前檐明间下平槫襻间枋外皮上发现了一处极不明显的墨书痕迹(图3-3-1),墨书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竖排三行,最右一行字体最大,因木材年久,表面纹路扩大,现仅右侧的四个大字可辨识。经表面湿处理后,认读为“天聖元年”(1023)。天圣题记的位置与元、明重修时所留的题记木牌相近(图3-3-2)。
题录天圣纪年的襻间枋,用料为松木,加工规整,其形制和尺度与大殿上其他相同用料、相同加工的枋木相同,从形制、尺度和用料方面分析,皆属稷王庙大殿的原构构件。
图3-2-15 山西高平崇明寺中佛殿补间铺作
按前文形制研究的结论,稷王庙大殿原构形制的年代下限为北宋熙宁年间。根据木作材料树种的研究结论,稷王庙大殿的原构时代符合北宋中前期建筑的特点。因而,课题组在测绘期间于原构构件上发现的北宋天圣纪年,可与前期所进行的形制和材料研究结论形成互证关系,为更精确地确认稷王庙大殿的年代提供了可靠而珍贵的史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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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天圣纪年所处位置
图3-3-2 左图为题记未做湿处理时的全貌,右图为湿处理后清晰可鉴的“天圣”年号
依据此新发现的北宋纪年,稷王庙大殿原构形制的年代不晚于北宋天圣元年(1023),较北宋颁布《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1103)早80年。这一结论对研究中国宋元建筑的渊源流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稷王庙大殿上存在一些与《营造法式》相吻合或相近似的形制,如厅堂造、下昂挑斡、具有插昂意象的假昂、蚂蚱头形耍头等。而这些建筑形制正是某些持“北构南相”论者所认为的,产生于自江南地区,通过江南建筑(如保国寺大殿等)对《营造法式》的影响才得以传播至中原北方地区的建筑形制。稷王庙大殿早于法式80年得到确证后,此类论点即难成立。同时,稷王庙大殿上一些具有特色或极其罕见的形制,如上平下卷的昂头形制、续角梁与椽后尾的榫卯交接方式、承挑斡的靴楔栱、足材栱与散斗的交接方式暗栔等,也得到了绝对纪年支持。因此,稷王庙大殿年代问题的确认,为晋南和陕西东南部地区填补了空白,增加了一处北宋中前期的建筑形制年代标尺,极大地促进建筑形制区系类型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揭示唐宋时期中原文化最发达的陕西、河南等地区的建筑特色,及其对四川、甘肃等地区的深远影响,对我们认识宋元时期中国建筑的传播演变历程,探索地域间建筑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关键性作用。稷王庙大殿的文化遗产价值,也必将因其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而被重新认识。
梁思成先生曾遗憾于国内未见北宋庑殿顶建筑遗存,天圣题记的发现适值梁先生诞辰110周年,北大文物建筑专业师生谨以此成果,纪念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先哲,和创办北大文物建筑专业教学体系的徐伯安先生以及宿白、徐苹芳、陈薇等不断教诲、鼓励我们前进的先生们。正是秉承着先哲们的研究精神,在前辈的基础上不断进取,探索建筑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常年坚持田野工作,才可取得今日之发现,才可验证往年之研究,从微观而宏观,由物而证史进而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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