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几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巨大财富和社会进步，一扫20世纪初叶的历史所弥漫的晦气、诅咒和自怨自艾的愤懑情绪，回望那个时候，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任由列强欺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扼腕长叹，盼望国家能够自立自强。更有一大批革命志士为了救国救民，慷慨赴难。革命先行者的足迹值得敬仰，他们的救国探索都值得缅怀，他们的个人价值都值得钦敬。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刊载一篇文章，针对当年的伦敦奥运会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我国也能够组团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我国也能获得一面奥运金牌？什么时候我国也能够主办一届奥运会？而所有的这一切，百年后的今天都已成为现实。当我们后人回头再“抚摸”这种“历史感”的时候，我们分明感觉到，一个大国正在崛起于世界东方，一个将要迎接伟大复兴的东方民族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大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显示着中国现代化变迁的历史，尤其是一部显示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但是，大学之具有大学之名，正如重重石块挤压下的小草一样，它就会顽强地生长出自己之作为这一现代社会组织的本源特质，这就注定了暂时的状态不可能是一种永久的定势。这是因为，只要是大学，始终会驱使大学中人去思考“何谓大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也是大学必然要回归“本位”的内源动力。如果说大学在原生时期乃是一种人文运动的结果，那么遭受曲折的大学就势必通过这种学统重建，来构建起自己的牢固基础。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这种学统的重建就日益显得逼迫。确立现代大学制度，体现真正大学精神，是大学组织存在的灵魂，是大学“学统”的真正内涵所在，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大学构成的基本元素。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重建真正的大学，是全面崛起的必要前提。
综观近代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必须超前于大国的全面崛起。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虽然不是大国全面崛起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其必要条件。英国、美国及其它世界强国的近代史是这一结论的最佳佐证。[5]
不论是科教兴国还是经济发展，不论是民族复兴还是大国崛起，对于大学的原创力和思想学术也都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现代学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种学术活动形式和条件就是大学组织，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学术共同体。在知识越来越复杂的今天，这种学术共同体就是人类探求新知识、新思想的大本营。“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现代一百多年以来学术发展与社会条件以及学术共同体形式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对社会条件和学术共同体形式的依赖是多么的深，多么的重。”[6]大学组织的学术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学术共同体的环境制约着学术的发展，这种环境不改善，中国科学研究的水平要居于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另外，和谐的社会追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更需要大学组织的反思、批判和独立判断品格，促使大学建立体现独特社会价值的学术体制，显得日益急迫。大学的现代性问题成为了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不但需要由大学圈内的人们来自我解决，而且需要国家和社会来促进。
但是，这个进程也不仅仅是大学组织学统重建的单一问题，正因为现代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昭示了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也不会是一句命令、一个思维转型的简单化策略，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组织在思想的自由转型问题上必须格外慎重。
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学者们在中国学术界学术争论中的姿态与主张事实上已经渐趋多元化了。仅就学术争论来讲，无论学者取什么样的学术立场，都是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平等讨论的。不必有结论，不必以真理的化身自居，大学已经在突显自己的独特性征。中国现代大学的政治理念可以在已存的政治预制中逐步健全起来。
但是，中国现代大学学统重建努力所达到的效果如何来决定？问题不在于人们能不能够在现代大学精神基础上来重构大学组织，重建学术共同体。困难在于，作为初期的并正在努力建设之中的现代国家，处在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条件的现实，决定性地制约着大学组织乃至所有中国大学的大学建设的命运。其前景，将取决于大学资源的总量增长和资源多元化，取决于改革的不断推进，也取决于知识者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逐步更新。
但历史是最重视发展的，有关大学组织的成长环境，是希望可期的，毕竟中国大学的历史也只不过一百多年的时光。耶鲁大学的卡尔·W.多伊彻教授在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前言中这样说：
在一个危机四伏、变乱迭起的世界上……西方世界相对自由的大学制度，却以其差不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活力与势头，迄今为止已经延续了将近九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希望这种生长的势头继续下去，那么我们最好还是问问，这一切的奥秘在哪里；而卡尔·雅斯贝尔斯尝试从哲学角度所给出的回答，说不定可以给我们在此时此地需要作出抉择的公民、学生和老师们一些启示。[7]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也遇到同样的境遇，但是原因和我们截然不同。对此，尤里希教授写道：
凭良心讲，我们也几乎还没有创造出能够与雅斯贝尔斯的著作相媲美的东西。在一千五百多所大学里面，可以说有很多都没有在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方面作过什么贡献。原因在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旧式学院的基础上出现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那些旧式学院只不过是一种中学与真正的高等学府之间的过渡物。……所有这些，离上面刚刚提到的这些人们所表述的高等教育理念都还有很远的距离。[8]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尤里希教授似乎可以舒缓一口气了。美国不仅有了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前进的方向，就是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也足以傲视天下。克拉克、赫钦斯、弗莱克斯纳、科尔等不仅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实践做出了骄人的成就，即使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总结、提高上，都有不俗的表现。随着历史的进展，部分人得以进入经典作家行列是可以预期的。而我们之所以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在一字一句地念雅斯贝尔斯的著作，除了尤里希教授指出的真正“现代大学”的形成需要有相当长的历史积淀原因外，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公民理念的普及、社会的转型都同时容纳于一个时空之中，我们的现代大学之路还任重而道远。另外，我们还需要面对世界上最大高等教育规模的人口，所以到现在为止，这种理念对我们来说，还只是我们共同的期待。(www.xing528.com)
今天的中国，不是要一天之内赶上今天的美国。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一百多年前美国在高等教育上所经历的发展。我们认为，由于当今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及我国海外人才的储备，我国有可能用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高等教育一百年崛起的历程。[9]
这个乐观的看法让人憧憬，但是作者文中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要像他们所感受的个人经历那样，多“引进世界一流人才”就能得到这种乐观结果，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如果没有制度环境的保证，引进的人才同样会流失，引进的人才也未必能做出大的成绩，相应的现代大学制度保证才是最根本的前提。自然，“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本土的和尚有了合适的环境“经”也会念得不差，最大批的人才还是在国内，就在我们周围，就在学人之中。
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面对问题的态度就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态度对我们尤其适用。试想，在我们几十年的高等教育正常发展阶段，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在其他国家相同的历史阶段十分类似，这不足为怪。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努力进取，我们的大学组织一定会做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成就，一定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学，这一知识组织引领社会，照亮人类前行的航程，在与宗教权威、世俗权威和一切陈腐的观点、偏见奋战中，已经持续了千年。面对这一经历了千年而屹立不倒的知识圣殿，面对真正的大学精神，高尚的人将流下眼泪。她必将以自己真理的勇气、永恒的精神走向持续引领人类前行之路。历史终将证明，在人类历史中曾发挥了灵魂作用的大学组织，必将在未来更加辉煌。
[1]“……当时幼童……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 Idea ＆Ideals）……如不迅速行动，他们将成为‘美化’（Americanized）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幼童均成‘洋鬼’（Foreign Levels）矣！”请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5.
[2]李泽厚.近代思想的格局［M］／／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422.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和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
[4]孙中山.广东大学开学典礼训词：总理训词选［M］.台北：三民出版公司，1984：66.
[5]施一公，饶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必要前提［N］.光明日报，2008－04－02（5）.
[6]韩水法.终身教职与学术共同体［J］.中国高等教育，2006（20）：30－32.
[7]卡尔·W.多伊彻.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前言6.
[8]卡尔·W.多伊彻.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前言17.
[9]施一公，饶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必要前提［N］.光明日报，2008－0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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